刘说，他当年担任台北“外交部”主管联合国事务的条约司司长，1961年的9—10月间，随同“外交部”部长沈昌焕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刘说：“……十月某日午后，我随沈（昌焕）先生前往常驻代表团……到后不久，我有急公须往报告沈先生请示。当我手持文件，走到他的专用办公室门前，听到里面正在讲话，经向外面的秘书小姐打听，知道是叶（公超）先生自美国某州打来的电话，于是我就走开等候。过了一阵，好像已讲完了，我便再过去敲门入内，一见之下，我怔住了，但见沈先生铁青着脸，一副眦目切齿的怒容。我问他：‘怎么啦？’这时他只气急败坏地向我说了一句话：‘真没有想到一个代表元首的大使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他没有再说下去，我当然不便追问……至于那通电话中究竟说了些什么，我后来也从未再听沈先生提起，也未再问过。但那天沈先生盛怒的神情，我确凑巧是唯一的见证者。”又说：“翌晨九时不到，我照例再去行邸上班，但这次情况有异，我按了几次门铃，伫候良久，才由住在行邸的李秘书过来开门，入内后但觉一片寂静，而李秘书又是双眼惺松，面有疲态，我问他是否发生了什么事，他强笑着说：‘没有什么，只是睡得太晚。’我问：‘是有夜来访客吗？’他说：‘不是’，然后迟疑一会儿，说：‘是翻电报，搞了个通夜。’我以为那是有关政务的电报，便再问：‘是关于外蒙的事吗？’他有些为难，欲言又止，终于笑而不答。我再问：‘何时及如何发出去的？’他说‘是天亮后，以电话读码发出去的。’……过了两三分钟，他又过来，说沈先生请我去卧室谈话，我走过去，见室门是开着的，仅沈先生一人躺在卧床的被盖中，看样子好像尚未入睡，他向我说：‘你所知道的事，千万不可对外人说出，因为这件事实在太不像话了！’我说：‘请放心，我本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不会说的。’我请他赶快休息……过了几天，我听说叶先生奉命回国述职，当时我心中虽觉得有些奇怪，但仍不疑有他。叶先生自华府先到纽约，来沈先生处曾有密谈，然后他出来准备去登机飞台，我送他到电梯口，并祝他一路顺风，早去早回。那知再过几天，就听说他不回来了！究竟为什么？没有人能说出一个原因，我为此神伤多日，竟至感叹自己误入宦途起来……”
对于刘荩章提供的线索，黄天才结合8年前在日本听到的萧昌乐的叙述，两相比对，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当时在台北任蒋经国秘书的萧昌乐那天早上所接收并翻译的密电，正是刘氏在纽约所见“外交部长”沈昌焕办公室李秘书所发，电报内容乃沈昌焕所亲拟或口述，密告的对象就是叶公超。
对此，黄天才补充说，此事在媒体同行张作锦于1990年底发表在《联合报》上的一篇题名《拒绝出版语录》的短文中加以佐证。当年作为采访记者的张作锦有一次参加了党政集会的“读训”，听到蒋介石在训词中痛斥驻外使节在外人面前批评自己国家的领袖，是丧失国格和人格。张氏在文中明确表示：“大家都知道这指的是叶公超，而叶氏当时正以中央评议员身份，坐在台下读训……”因而，黄天才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当年激怒蒋公，并使蒋公急电召回叶公超予以免职的，是叶公超在美国对蒋公的不敬批评，似与叶公超不赞同否决外蒙一事无关，至少无直接关系。”
按一般常情推理，黄天才后来揭露的这些隐情秘事，由美返台后的叶公超应该是知道一个大体轮廓的，至少晚年有所感悟。 就叶氏的性格论，此人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当他刚当上“驻美大使”之际，几个从前的学生前来祝贺，他却一笑，俯耳低声说：“别提了，是赔本儿生意！”而这个赔本生意没做几天，叶就牛气冲天，不把世界一切人等放在眼里了。他曾对几个相熟的哥们儿扬言道：“见了艾森豪（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与肯尼迪（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对于叶的性情与脾气，与其在西南联大共事的朱自清日记里亦有记载，谓此人“喜怒无常、狂狷耿介。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如此骄狂放浪之人，想来对流落孤岛的蒋介石是不大会放在眼里的，在洋人们面前说一些狂话，甚至对风雨飘摇的蒋家王朝一番冷嘲热讽，对蒋公本人进行人格侮辱性谩骂与挑衅，亦不是绝无可能。当这一切出格的言行，被忠于蒋的沈昌焕等辈得知后，叶的厄运就此到来。
叶公超后半生的悲剧固然值得同情，但就叶氏性格而言，除了朱自清所言的“狂狷耿介”，还夹杂着很大的外强中干的软弱成分，是一个敢做不敢当的主儿。纵观叶的前半生，凭着摇笔弄舌于庙堂得志，一旦谋得了高官厚禄便骄狂不羁，不知天高地厚地意气用事，更忘了一入庙堂便终身为奴的潜规则，对赏赐给他官帽的主子在人前背后鄙视甚至乱骂起来。当一番表现和谩骂终于激怒了主子，一个下勾拳打过来，把其乌纱帽打翻在地时，叶公超原形毕露，捶胸顿足，彷徨山泽，嗟号昊天，一惊一乍地作报国无门的孤愤状。其不知，无论是大陆还是台北，少了一个叶公超，会照样开门办学，庙堂议事，于党于国毫发不损。只是叶直到死都没有看破官场的密锁暗道，参透人生的禅机，忘记了自己头上那顶迎风飞扬的高帽，本来就是靠主子赏赐所得，尽管不能像佛家所言“一切皆空”，但也属于短暂和临时性质。当其飘然落掉时，无须整日悲哉痛哉，竟至二十年未解心中的郁结。就此一点论，叶公超比之傅斯年，可谓迥隔霄壤。傅氏也热衷功名，但精神上却能超越，孟子的格言：“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个话不是傅斯年单独拿出来说给台大学生听的，而是在他人生征途上服膺和实践的座右铭。令人扼腕的是，宦海漂浮数十年，从来就没有被纳入蒋氏父子政治圈中的叶公超，到了撒手归天的前夜，还在为自己没有得到主子的赏识，反而中途罢黜而痛心不已，并为自己当初的言行追悔莫及。叶在最后遗言式的《病中琐忆》短文中说：“生病开刀以来，许多老朋友来探望，我竟忍不住落泪。回想这一生，竟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要发脾气。有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他讲：‘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心中不免感慨。”此话真令人感到气短。悲夫！
1981年11月，躺在病榻上自知不久于人世的叶公超，开始回忆过往的故人旧事，并要讲一些故事给人听。他想到和对人讲述的第一个人便是胡适，特别提及许多年前他发表在天津《益世报》副刊的1万多字的长文，里边讲了对鲁迅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价，而这个评价正是胡适所不愿看到的。对此，叶“特别想再看看这篇旧作……毕竟年纪大了，总会常常怀旧。”【3】
在无限感怀和神情恍惚中，叶公超于长吁短叹之际，又突然想起20年前由美返台，于郁闷中跑到胡适家中索取腰带的那个早晨。想到此处，叶公超竟自笑了起来。继而又以悲怆的心境，想到了胡适长眠的南港学人山和中研院同辈学者的人生际遇……
（作者简介：岳南，1962年出生，山东诸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并在海外出版。代表作品《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
【1】抗战结束前夕，叶恭绰几经变故，贫病交加，已无力保鼎。上海一个大商人陈咏仁为给自己留条后路，表示愿买此鼎，并约法三章，胜利之后一定将鼎捐献国家。陈咏仁感知日本必败，为给自己留条后路，买下此鼎并有约。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立即派员接收了上海。1946年3月17日，毛公鼎暂由军统接管的消息，传到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主管文博事物的科长徐伯璞耳中，遂报告教育部政务次长杭立武，并随杭一同前往行政院找到秘书长翁文灏，终获行政院“准予拨给”批文。后毛公鼎由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派往上海接收的专门委员曾昭燏等带回院内收藏。1948年，毛公鼎被运往台北，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三件镇院之宝之首，另两件为：清代光绪皇帝瑾妃的陪嫁之物——翡翠玉白菜、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快雪时晴帖》（按：一说东坡肉形石）。
【2】 叶公超之妹叶崇德在1992年修订的《忆先兄叶公超》一文中，谓“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他因未经请示批准，即举手同意了《外蒙古入联合国案》，接蒋介石电召返台。”（见《回忆叶公超》，学林出版社1993年出版）如此谬误，竟出于文史馆研究者叶氏之妹笔下，着实令人叹息。
【3】《病中琐忆》，载王大鹏编著《百年国士》，商务印书馆，2010年。叶在此文中说：“这篇文章里我曾经提到胡适之、徐志摩的散文都不如鲁迅。文章发表后，胡适之很不高兴，他跟我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么长的文章捧他？’我是另一种想法，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胡适去世的第二天夜里，叶公超有文纪念胡适，最后一句是：“适之逝世不及24小时，自由中国已感觉缺少了一个不该离开的人。我相信这种感觉必然会加深，而同此感觉者亦必一天比一天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