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来，柳雨生的小说《发神记》多少有点向苏青自作多情地示爱的味道，柳雨生是个爱才也爱美女的人，面对苏青，他似乎也曾有过一点企图，《发神记》刊于1944年4月号，正是那一年春天，柳雨生、陶亢德和苏青曾结伴到南京和纪果庵相会，《发神记》所描绘的可能就是他们在火车上的一幕。当陶亢德在呼呼酣睡时，柳雨生却捧着苏青的双脚，摸着苏青的手，在偷偷调情呢。
五、苏青与陈公博
苏青曾为文赞陈公博的鼻子，很为时人所诟病，盖鼻子在国人的知识中，不仅仅是隆准，龙门高峻，还与男性的生殖器有关，赞鼻子换句话说，也意味着赞一个男人的性以及性能力。作为那个时代的女性，苏青或许并不懂这个，于是一句真心的赞美，就被人笑话了。抗战结束后，小报小书（那种所谓内幕）都曾把苏青与陈公博联系起来，苏青也没有站出来澄清，后来，她出版《续结婚十年》，对与陈公博的关系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似乎也不见什么暧昧，不过是要她做秘书，给她官做，再是给她钱，于是办了《天地》杂志。书中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谢上校走后，报纸上刊出了陈公博被枪毙的消息，她说：报纸上第一项触目的消息，便是金总理死了，她觉得这是历史的悲哀。
《续结婚十年》写作和出版都在抗战后，不过她还是写出了自己与金总理的交往，也为他的死而伤心，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仅止于此呢？小报小书上的记载是否空穴来风，出于想象呢？
本来，这种床笫之间私人的事，外人难窥底里的，除非有西方那种伏于床下的弄臣出来讲讲听感罢。然而，苏青的事，自己不说，却有人替他说了出来。这个人也是她的入幕之宾，也就是《续结婚十年》中的谢上校。
蔡登山先生已经考证出，谢上校其人，就是后来的作家姜贵。他在五十年代香港的《上海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录《我与苏青》，把苏青的事说了很多，几乎揭了苏青床上的被子。
回忆录的真实性可能小于日记，但高于小说形式的《续结婚十年》是毫无疑问的。且姜贵这篇回忆还是刊于大陆“解放”后的香港（按：姜贵此文写于台南），可以不担心苏青看到。姜贵说：“自由世界与竹幕大陆已经是两个天地，这些旧事，由于地理关系，已与对方痛痒无关。”所以，这里的记载，应该比较的可信并接近于事实。
姜贵在《我与苏青》中谈到苏青与陈公博，必是来自苏青之口，且看他怎么说——
苏青的离婚，“原是陈公博怂恿促成的”。陈公博为什么要拆散人家一对夫妻呢？自然本身两人之间已经存在矛盾，这是不必说的，更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为他们自己方便。
苏青追随陈公博，最先的名义是“随从秘书”，“有善意的第三者警告她谨防莫国康的毒手，她才改变主意”。莫国康作陈公博的“随从秘书”在前，为什么苏青来做要谨防毒手呢？当然不是工作上的竞争，而是夺宠与妒忌，这样就可以明白苏青与陈公博的关系，其实就是陈公博与莫国康的关系。
苏青后来就市府专员之职，“陈公博送给她的是一本复兴银行的支票簿，每张都已签字盖章，只等她填上数字，便可以支现”。“陈公博接见她，常在国际饭店某楼的一个房间。”抄到这里，基本可以明白苏青与陈公博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了。
这样看来，苏青称赞陈公博的鼻子倒是出自内心的由衷之言，虽然两人之间的关系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六、苏青与周化人及其他
我读《续结婚十年》，不知道苏青与周化人还有一点关系，现在想想，主要是对周化人其人，根本就没有关注过。在那个年代，周树人，周作人，周化人，周雨人，周作仁等等，一时间同时出现，简直难以分清，特别是周雨人，周化人，都不是文学中人，虽然报纸刊物上时有他们的文章，但大抵是政治经济，我的眼睛，简直没有在上面多停留一会，这就造成了对周化人，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于是，看《续结婚十年》时，就无法与他对上号，看到和苏青来往的那位高官，虽然知道不是虚构人物，却怎么也无法和现实中的某某联系起来，直到看到姜贵的《我与苏青》，才知道苏青身边，一个个排了队，里面还有一个周化人在。
周化人有必要介绍一下，原准备找《周佛海日记》中的注，却一时没有找到，不得已求助百度，结果如下：
周化人（1902—？）广东化县（今化州）人。抗战爆发后，附汪投敌。1939年9月，任汪伪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1940年12月，任汪伪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宣传组组长。汪伪政权成立后，历任汪伪铁道部常务次长、社会行动指导委员会委员，汪伪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州市市长，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上海分会委员，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
这是一段无头无尾的介绍，实在说不过是1939年到1945年的浮光掠影式的履历，没办法，也只能如此。读我文章的朋友们，姑且先“破一下蒙”。
《续结婚十年》中，周化人化身为赵瑞国，是一个“胖胖的绅士”，“他的头发是稀疏的，齐往后梳，显得整洁而大方，咖啡色的西装，质料很高贵，式样也适合身材的”，这位赵瑞国，名片上是“几项官衔，大概是什么厅长什么委员之类”，通过一段时间接触，苏青就和赵瑞国在西区多丽公寓订了房间同居起来。
苏青笔下的赵瑞国：“他是英伦留学生，遍游欧洲各地，性情温和，举止彬彬有礼”，“他常回忆过去，茵梦湖畔的恋爱故事，他说他曾爱过一个异邦女儿，只为羞于启齿求婚，他常常自渎，后来性机能便衰弱了”。赵瑞国常常不能满足自己的夫人，怕和自己的夫人见面。此后，苏青写了自己与赵瑞国的争吵，再说自己与赵瑞国更多是精神的爱，最后是家里孩子没人管，急急回前夫家照顾孩子，才与赵瑞国疏远了。
我们再来看看姜贵《我与苏青》中提到的周化人——
姜贵说：“苏青和周化人的关系，有甚于公博。”“苏青常常挂在口上的人物，陶亢德之外，便是周化人了。他常带着保镖请她到外面去吃饭。周化人患有某种隐疾，唯苏青能满足他的需求。”上面说过，周化人是性机能衰弱，换成现在的说法，可能是早泄，何以苏青就能满足周化人呢？而周化人不能满足自己的夫人呢？我们就不知道了，而周化人的夫人做不到。究竟真相如何？自然谁也不清楚。不过，苏青阅人很多，譬如所谓谈维明的胡兰成，在张爱玲的《小团圆》中，就可以俯身到腿间做些事情，想必苏青也可以。
姜贵说：“胜利之始，周化人留一张条子在房里，一去渺然。”抗战胜利后，周化人就逃到香港，他在香港改回原名周亿孚，在大学里任教，成为一位名教授，他的学历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还出版过好几本书，如《基督教与中国》、《中国文学史稿》等。
姜贵在《我与苏青》一文中曾强调：“我今日的叙述，将更忠实的回忆当时的实在情形。因为既然意在凑趣，又不是有人来逼口供，自然没有‘真情虚报’的必要。”这样的话似乎可以保证该文作为史料真实性的一面，然而解读此文，也应该明白，这是姜贵“以我的立场、我的看法，复述一番而已……”因此文章的主观色彩，必定会产生事实与叙述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读《我与苏青》时要注意的地方。
《我与苏青》中曾模糊地提到苏青的一个隐秘故事。这个故事，如姜贵所说是这样：“胜利之初，苏青曾有几天不见，没有人知道她到哪里去了，但后来又出现了。这一隐一现，才是她的‘要紧的’秘密，任何人她都绝口不谈。这样的例子，在她是绝无仅有。”这段话是相对前面一段话说的，前面一段则是这样的：
“张爱玲谓：苏青口没遮拦，但她是有分寸的，真到要紧的，她便不说了。但据我（姜贵）所知，她的‘要紧的’，并不包括性爱在内。她对这些事一点也不隐讳。”换句话说，相对于世人眼中的性爱隐私，苏青的生活中还有更要紧的故事，性爱是可以揭露一点的，但苏青的这个隐秘故事，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