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拉图斯特拉曾经和德国人一起向衰弱的法兰西进军，他带着膨胀的自我意识嚣张地说道：“如果真的存在诸神，我怎么能够容忍自己不是其中之一呢？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上帝。”富耶说，如果哥特人和野蛮人读过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他们一定会像尼采一样回答。为了对其他个体施加强制力和发泄自身力量，生命个体不得不积聚超强的力量。强力意志就是人类活动的唯一源泉。强者必须像武士和征服者那样活着，把骄傲、享乐和对征服的热爱定义为三种基本品德。怜悯是在受难者的痛苦之上再加上怜悯者的痛苦，是最无法忍受的道德败坏。如果你帮助过别人，你就必须把你施以援助的双手清洗干净。十字军骑士带回家园的仅仅只有杀手的规则这一种财富，这个规则认为“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一切都是被允许的”。科学只是一种幻象和错觉，而知道如何变得强大的武士们能够把他们自身的价值强加于万物之上，能够使生活变得如此美好，这一切都使他们渴望这种生活能够永远重复下去。查拉图斯特拉就是这样说，以这个作为规则的大地将诞生出超人，超人会跃出自己的时代，自己消失后就会在永恒轮回中再次被创造。
一个人要真诚地接受这样一种学说是最大的困难。倾向于相信任何回忆都是一种启示的尼采决不像他自认为的那样富于创新精神。毕竟，在查拉图斯特拉之前也存在过许多的怀疑论者、乐观主义者、暴君和诗人。“庸众”也许没有权利讨论伦理道德，但是他们知道，自从有了社会就有了两重法律，一重是针对富人的，另外一重就是针对穷人的。对于人类价值——不管是道德的还是理性的——客观性的怀疑并不是什么新的异端邪说，而是像科学甚至像信仰一样古老的传统。柏拉图的思索将永恒轮回的观念具体化，这一观念早就影响了许多具有现代性的思想家。人们只需要举出海涅、布朗基、冯·内格里、居友、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例子就足够了。诚如施莱格尔所写的一样，在尼采所处的世纪之初，浪漫主义者早就“超越了生活的所有目标”，并且出于对纯粹强力的迷恋，他们在欧洲思想界注入了海水和风暴，他们在思想界咆哮仅仅只是为了咆哮本身。以前没有一个学者编纂过一本关于伦理的教科书，但是道德却被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居于问题首要位置的就是究竟是否存在一门关于善与恶的科学。超人形象早就被艺术爱好者勒南高深莫测的想象力创造出来了，尼采满怀激情、大声疾呼的超人不过是一个翻版。“超人”就其名字而言已经跟歌德一样古老，还需要提及的是，墨菲斯特把这个名词作为嘲讽和诱惑力运用到了浮士德身上。查拉图斯特拉不是先知，甚至都不能算是一个先驱。他带来的只是一种新的凯歌高奏、舞之蹈之的言语方式，他那种言语方式把上千个幽灵鬼怪席卷进了词语间的漩涡里。人们是怎样看待尼采的学说呢？也许对尼采而言，最恰当的回答来自居友。他们两位都是沉迷于哲学领域的诗人，都同样把生活作为通往现实的钥匙紧紧抓住。但是居友在个体生命的流逝中发现生命本身是友善以及情爱之源。“要是没有慷慨给与和存在，人们就会从内部枯萎并最终死亡。精神必须成长开花，道德和利他主义就是从人类生活中盛开的花朵。”把全部意识形态还原成一种模式——对尼采而言，这种模式就是强力意志——既不新奇，也不困难。生物越友爱就越完美，没有更大的广度就没有充分的强度。拉·罗什福科在所有动机中找寻出了最基本的动机，即自利的动机，现代的大师们则兴味盎然地把激情分解为无意识思想。圣·奥古斯丁告诉我们，要在一切部分中见到整个灵魂。强力意志并不足以明确到能够解释道德者甚至非道德者的变化。强力有很多种。既然同一个自我总是在场，显然它也有可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把它生活中的任意一种情绪改头换面成另外一种。这种方法并不是科学的心理学，它认为可以对那些精确微小的细节忽略不计，却同样能够吸引我们。爱所取得的胜利比恨更为著名。帕斯卡尔说过，要是克莉奥佩特拉的鼻子稍短一点，历史就会不一样了。而在法国，有一句话讲的就是埋伏在达利拉头发里的征服总是远远比参孙的多。尼采本人认为有根据强力的不同表现来建立一套价值的等级制度的必要，但是这种对一切价值的重新估价既从未实现过也永不可能实现。衡平法庭所要求的合理的特殊性并不存在，那么查拉图斯特拉的福音就只能变为不满的声音和愤怒。我是不是超人——或者确切地说，是不是超人的某个可能的祖先。我是否像超人一样拥有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骄傲、享乐和对强力的酷爱之上的权利？或者我是不是仅仅只能作为一个奴隶，我能享有的唯一权利就是继续作一个奴隶？而我们却无法区分究竟谁是超人或者谁是奴隶。如果你能驱使别的星球以你为中心环绕运行；如果你表现出一种鸿蒙初开的混沌状态，并即将生出一颗闪耀的星星，那么你无疑就是产生超人的一粒种子。查拉图斯特拉为了取悦势利小人而嘲笑大众，这使他身不由己地成了跨国财团的溜须拍马者，沦为了游手好闲的富人们的诡辩家。
弗里德里希·尼采是一个充满了悖论的乐观主义者。他拒绝用痛苦的迷雾把太阳遮挡，就这一点而言，思想史上没有比他更为高尚或更为勇敢的了。“任何一个不幸者都没有权利去做一名悲观主义者。……我要让他们明白，我的生命力降到最低点的那些岁月正是我抛弃悲观主义的时候。”这种说法是高尚的，但这并不是哲学。如果被失眠和眼疾所困扰的尼采是出于维护自尊的目的而发誓去做一名乐观主义者，那么有稳定收入和良好的消化能力的叔本华为什么不能同样地发誓去作一名悲观主义者？可是查拉图斯特拉的乐观是值得肯定的，而且还令人感到喜悦：他为了表达出自身的满足就创造出永恒轮回这一法则。他拍着手，对生命高喊着“再来一次”。就像酒店中的人被高粱酒或者葡萄酒灌醉了一样，他真的是被狂喜的心情灌醉了，所以他高叫着“再来一杯”。
以数理物理学和光谱分析的形式，这种永恒轮回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亚里士多德之后，圣·托马斯·阿奎那教导我们说：星宿是由比地球更高贵的物质组成的，这种物质不生不灭，因而不会腐蚀。而佛劳恩霍菲及其后继者们却用棱镜和望远镜在其他星球中发现了与构成地球的元素相同的八十一种或八十二种元素。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数目有限但却不可毁灭的元素和自然的力量，以及无限的空间和时间——或者说至少是一个空间和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没有限度的时间——元素间相同的组合将在时空里无限重复着自身的形成过程。这里面存在的不仅是永恒轮回而且是无限制的重复。而且要是如尼采所设想的那样，思想只是同物质间的某种排列组合共同发生作用而产生的磷光的话，那么同样的意识生活也必然会重复再现它自身。人们并没有停下来去讨论这种数学上的妄想，他们只会说不管是谁被允许来考虑这种问题，查拉图斯特拉也绝不会是其中之一。因为正是他坚持认为科学只是被联结起来的单纯的幻想，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科学又怎么可能提供如此确凿的预言呢？对尼采而言，这不过是他回想起古时候希腊人的沉思时而突然冒出的念头罢了，也并非就是最后的结论。这一念头乔装成灵感的火花，埋伏在苏莱附近的那块锥形岩石下面，“高出人类和时间六千英尺”。尼采之所以接受这种观点，无非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似乎就是乐观主义的最高原则。叔本华在那些文章里声言，如果你想要去敲击坟墓，用强力来把死者唤醒，那么没有人会搭理你。这些文字使尼采对永恒轮回的观念感到激动与兴奋。
基督教与叔本华的学说如出一辙。尽管基督教是乐观主义的，但它却建立在悲观主义之上。它的乐观主义静静地高居于时空之外的某个中心点上。基督教为了调整旧世界的平衡，把一个新世界召唤进了尘世。要是这个旧世界就是一个封闭的循环，一个旋转的整体，也许查拉图斯特拉就会手舞足蹈。他穿越所有的墓地，可是几乎找不到任何追随他的幽灵。
尼采被引向了这样不实际、不合节拍、不合时宜的结局。就某种奇怪的变形来说，查拉图斯特拉是社会主义学派的天才，但是他却蔑视社会主义；就某种自然关系来说，查拉图斯特拉是无政府主义的先知，但是他却憎恶无政府主义。波兰的德国官员也许还能在他身上找到一种货真价实的作为压迫者的行动指南；为了庆祝征服法兰西，他手舞足蹈，穿过大街小巷，但是他却嘲笑德国政府和德意志帝国。他轻视妇女，却赞美不渝的婚姻。他提倡享乐，却用高尚的圣歌赞美简洁。他追求权力和不平等，按理他应当如富耶所说，“不相信教皇的约瑟夫·德·迈斯特尔只相信刽子手”，但是当他看到受审的罪犯时，却宣称除了法官以外，他要宣判一切人无罪。他公开指责俾斯麦和德国皇帝追求民主；同样，他视科学的民主为洪水猛兽，因为它让所有不管高低贵贱的现象都服从于同一条法则。意志是他的上帝，但是他看到了这个世界正在穆罕默德决定论观点的统治之下，于是他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这种态度与生存本身相矛盾，是一种斯多葛主义者会认为是奢侈浪费的对命运的关怀。他是一名德国无产者，却充满着德意志民族的偏见。他又自认为是波兰贵族，并且以自己是一名无国籍的人和上等的欧洲人自夸。查拉图斯特拉谴责一切文明的礼仪：同情、慷慨、自我牺牲，却通过他自己的行动得到了实践。尼采具备钻石的光芒，却不具备钻石的硬度，而硬度才是他所愿选择的自身的象征。
但是要是认为如此热烈的思想只能表现为不真实，就是非常浅薄的想法。查拉图斯特拉是当今时代最严重的疾病——感情主义——的解毒剂。他是道德上的士的宁，大剂量地服用它可以致命，但是少量服用却是无可比拟的滋补品。他是一个英雄生活的讴歌者，他使那些在宗教里获得可怜安慰的人感到不安。德国人极易把自己迷失在学术的丛林里，他们需要有人提醒：博学是为了生活而存在，而不是生活是为了获得广博的知识。M.哈列维以福斯特——尼采夫人的传记为蓝本创作了本书，它向我们展示的尼采比他本人要更美好，比那些自称是他的信徒的文明的破坏者们也好过百倍。
T.M.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