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左右，他的朋友们匆匆朝着拜洛特赶去，此时巴塞尔大学放了假，尼采选择在一个小疗养所隐居，这是一家名叫施泰纳巴德的疗养所，尼采选择这里完全是听从了医生的建议，此地坐落于黑森林的一个村庄里。
尼采拥有着一种超乎常人的本领，他总是从个人的悲欢中超脱出来。他完全明白自己可以在危机之后享受到它所带来的奇观，仿佛在他面前的不是危机，而是混合着众多声音的交响乐。接着，他及时抑制住了内心的痛苦，反而带着狂喜去对生命的悲剧性进展进行了思考。这就是他在施泰纳巴德的全部生活。然而，尼采却没有在这种生活中获得乐观。他身体里的疾病同治疗作着顽强的抵抗，于是医生让他推测一下病因，因为这个病因一直以来始终如一且难以觉察和神秘莫测，而尼采所有的病都来自于这个病因。尼采的心中牢牢记住了父亲三十六岁生命中的那场疾病，他感受到了父亲疾病的暗示，并从中嗅到了危险的味道。但是他认为这种危险是人生的奇观，并正视了它、接受了它。
施泰纳巴德前往拜洛特，这件事对尼采形成了吸引力。去还是留？尼采向来优柔寡断，因此这个纠结的问题让他足够消受了，他的精神最终完全垮掉了。7月底，一场严重的疾病再次袭来，这使得尼采在床上整整躺了两天，两天的休养消除了尼采的各种烦恼。8月1日，他写信给罗德说：
亲爱的朋友，如果我没有搞错，今天你们已经都到达拜洛特了，只有我不在。我依然执着地相信自己会突然到达那里，和你们在一起享受友谊，但这种想法却终是徒劳的。我敢肯定，今天的治疗才刚刚完成一半。
病魔的嚣张已经被治疗压制了下去，现在尼采可以从床上起来到林间散步了。他身上带着一本《唐·吉诃德》，阅读中让他“最痛苦的是”，他必须要带着嘲笑来面对这一切高尚的努力。
尼采鼓足了勇气，他怀着不太强烈的痛苦去回忆那些充满欢乐的过去。面对险恶的未来，他亳不惧怕。那项对古希腊文化进行研究的巨大工作依然在提醒着他，这是他从未抛弃过的古老梦想。同时出现在他脑海中的还有他中断了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之系列。更为重要的是，他现在带着快乐的心情重新开始构思那本美丽的书，一旦他心里有了底，他就会着手动笔写书了。他想：为了这一工作，我必须牺牲一切。这些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写作的状态，成果有很多，但也常常犯错误。现在我必须让自己沉寂，投身于工作之中，这项工作需要付出多年的坚持，七年或者八年。我的寿命能有这么长吗？八年之后我就四十岁了。父亲去世时只有三十六岁。没关系，我愿意为了这个事业而去冒险，重新回到我沉默的生活中去。我曾经对现代人进行过激烈的诽谤，但我其实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同他们同甘共苦，对他们怀有好感，但对他们我也怀着过多的和复杂的希望。我被推上了老师的位置，为了教导众生，我必须要控制我自己，将苦恼抑制放在心中。我要控制自己的天性，而控制的前提是对它们的了解和判断。我必须要约束和分析我自己。我批判科学，抬高灵感的地位，可我还没有分析灵感产生的原因，还没有追寻到灵感的深度，那是多么难测的深度啊！以前，我总拿年轻当做借口，我需要陶醉。如今，我已经不再拥有年轻。罗德、格斯道夫、欧维贝克都前往了拜洛特，我对他们怀着妒忌且同情的心情。他们已经不再是做梦的青年，不应当再去那里了。我即将要面对的任务是什么？我要研究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和政治经济学。认识人类的前提是积累大量的工具。因此我要阅读古代的历史著作、小说和书信。这项工作是如此艰巨，但我愿意去做，因为我要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歌德、叔本华永远在我的周围。我深爱着这些天才们，因为他们的陪伴，我的痛苦和孤独也减轻了很多。
每一天都有一封信从拜洛特寄给尼采，这些信扰乱了尼采的思绪。他不带痛苦地阅读着这些信件。他在一些极为私密的笔记里记下了瓦格纳带给他的快乐回忆。接着，他给朋友们回信：“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我生命中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与你们进行神交，我的灵魂漫游在拜洛特的周围。亲爱的朋友，请将一切告诉我，不要担心我会妒忌。在散步时，我会在心里演奏乐章，然后开始抱怨和发怒。请带我向瓦格纳致以深沉的敬意！再见，我深爱的朋友们，这封信是写给你们所有人的，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你们。”
尼采返回了巴塞尔，这有利于他的治疗。伊丽莎白陪伴着他，希望能够终日在他身边照顾他。尼采终日与报纸、书籍和钢琴为友，他在施泰纳巴德那种完全沉思和几乎快乐的生活仍然在持续。
他这样写道（并在这些话下面画了横线）：“我梦想，有一种联盟，联盟中的人都不受束缚。这些人做事不会畏首畏尾，只将自己称作‘摧毁者’。他们坚持自己的标准，并用这个标准衡量着一切，他们将自己献身于真理。那些可疑和虚假的东西都会被曝晒在阳光之下。我们并不希望过早地建设，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把这件事做好，不知道无所建树是种更好的状态。我们不希望自己最后成为懦弱而又温顺的悲观主义者。”
尼采开始给自己制定研究计划，这个研究十分漫长。首先，他阅读了杜林的《人生的价值》。杜林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反对叔本华和瓦格纳的信徒们的论战都是由他发起的。他教导人们：“唯心主义都是骗人的，毫无例外。如果试图要逃避生活，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让自己沉沦于幻象之中。”
对于杜林这一观点的前提，尼采并不反对。杜林又说：“健全生命的价值在于自身，我反对禁欲，禁欲是不健康的，完全由谬误造成。”对此，尼采答道：“禁欲主义是一种天性，人类之中拥有最高尚心灵和最强壮体质的人已经感觉到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真正意识到了人生的价值，就不应该否认这种天性。一个巨大的谬误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这种谬误的可能性也应当成为人类自身的忧郁特质的一部分。”
杜林又说：“生命的悲剧无法被减弱。从表面看利己主义处于统治地位，但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则是利他主义的本能。”
尼采惊叫：“利己主义只是表面现象！”杜林在这个问题上太幼稚了。我希望他在这里说的是真话！如果这就是所谓的真话，那么我们都可以表扬上帝了！他简直是在胡说八道，而且如果他坚信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那么他就成熟到足以适合所有的社会主义了。最后，尼采还是将目光投向了他一直坚持的赫拉克利特和叔本华教导他的悲剧哲学，他以此来作为反对杜林的武器。杜林说，逃避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的逃避都是一种诱惑和懦弱。杜林这话说得很好。但是他提供的只是一种甜美的幻象，对于我们这种处于困顿的人来说毫无好处，他削弱了任务的艰巨性。在这一点上，他如果不是愚蠢的话，便是虚伪。人生是艰难的。
尼采很愉快，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到了晚上（因为视力的缘故他不在晚上工作），妹妹伊丽莎白会给他朗读司各特的小说。对于这些小说，他表示了赞美，小说质朴的叙述风格让他喜欢。他这样评价道：“这种艺术是平静的，像音乐中缓慢的行板。”他也喜欢英雄主义的、朴素而又复杂的冒险。每当读到啰唆的盛宴时，他总会惊叫：“好家伙！这些人真是好胃口！吃得这么慢！”一会儿之后，他就会开始演奏自己的作品《孤独颂》，这一弹就是好长时间。弗罗琳·尼采目睹到哥哥情感的大起大落，感到十分惊讶。
她的惊讶并不是没有依据的：尼采伪装出快乐的样子，但实际上，他却是悲哀的。他骗过了妹妹的眼睛，却无法欺骗自己。
他曾试图去研究鲍尔弗·斯图尔特有关能量守恒方面的著作，但是在读了一页之后他就停止了这项工作。他无法忍受这样的工作，因为在这项工作里没有艺术的安慰，也不能体会到憧憬的乐趣。他想，也许印度智慧具有吸引力，于是他开始研究英译本的《经集》，然而看完之后，他只搞懂了其中那彻底的虚无主义。
12月，尼采给格斯道夫写信：“当我生病卧床时，我听到了很多有关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任何目的都是虚幻的说法，我任由这些说法压到了我的身上。”此时他的健康状况十分不佳，每隔两个星期，他就会受到头痛、内部器官痉挛、眼睛阵痛的折磨。
尼采记住了《经集》之一章的最后一句话：“我四处徘徊，就像犀牛一样孤独。”他将这句话用到了自己的身上，这看起来很幽默，但实际上却满含着伤感。那时，他的最好的朋友们都将要结婚了。如果一个人说尼采时刻准备着攻击婚姻和妇女，那么他就是缺乏真诚的，但是换到尼采身上，却是个例外。
1874年，尼采写信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说道：“我的朋友比我想要的要更多更好，坦白跟你说，我现在渴求的是一个好妻子，越快越好。只有寻找到这个好妻子，我才获得了生活的全部。其余的事则看我自己了。”
尼采向即将成为丈夫的格斯道夫、罗德、欧维贝克表示祝贺，他替自己的朋友感到高兴。但他也从不同的人生境遇中感到了自己命运的差异。
他写信给格斯道夫说道：“现在你幸福了吧，你拥有了家庭，再也不用四处徘徊，像犀牛一样孤独了。”
1876年就要来临了，四联剧的公演时间确定在夏天。尼采听到这个消息后清楚地知道，他必须要作一个决定了。他后来写道：“我被一种无情的悲哀的预感搞得筋疲力尽——这种预感就是，此次梦想的幻灭将使我更加不信任自己，我会更加鄙视自己并且生活在比过去更深的孤独中。”
他依然生活在圣诞节和新年的强烈印象中，这无疑加深了他的忧郁。12月，他再一次病倒，直到3月份才能从床上起来，此时他的身体仍然非常虚弱。
1876年1月18日，他写信给格斯道夫说道：“我现在觉得写作都十分消耗体力，我会尽量写得简洁一些。这是我度过的最悲哀痛苦的圣诞节，而我之前根本没有得到任何预兆来做心理准备。我不得不怀疑。困扰我的是大脑系统的疾病，而另一种什么病则给我的胃和眼睛带来了痛苦。我父亲三十六岁时死于脑炎，我很可能也会有这种病……我有耐心走到前方去搞清楚究竟是什么，但我依然有着很多疑虑。现在是牛奶在维持我的生命。牛奶的效果不错，我的睡眠不错。目前，牛奶和睡眠对我来说是我最好的食物。”
在春天快要到来的时候，尼采产生了离开巴塞尔的念头。格斯道夫提出与他同行，于是这两个朋友在日内瓦湖边的奇隆安顿了下来。但他们在那里的两个星期的假期非常糟糕。那里气候潮湿，空气中多少带着电荷，只要天气出现些许变化，尼采的神经就会感到疼痛。更糟糕的是，尼采在那里还深受“燥热风”之苦，燥热风是一种在三月天里出现的和风，它可以使积雪融化。这种柔和温热的风使尼采变得消沉，他的疑虑和痛苦情不自禁地便流露了出来，这些情绪的流露令人感到不安。出于对朋友健康状况的担忧，格斯道夫被迫回到了德国。
但是一个人呆着，尼采就感觉好多了。可能是天气的转变让尼采开始感觉良好，也许是他倾诉的对象格斯道夫不在身边，尼采收敛了自己的沮丧。他的脾气变好了，而好运气的意外到来使他彻底获得了解脱：一段自由的时光。梅森伯格刚刚出版了她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自传》。尼采在离开时带走了这两卷书。他非常喜爱这个五十岁的妇女，而且喜爱之情还在逐日增加。她的生存境遇不佳，却对这种生活怀着勇气，她总是展现出美好和善意。在尼采看来，科西玛·瓦格纳和她完全不在同一水平之上。她并不拥有非凡卓绝的才智，但是她的性情却豪爽勇敢。尼采将他无尽的尊重都献给了这位妇女，因为她是一个真正的女性。当然，他开始只是带着一般的期望去阅读这部作品。然而最终这部作品却吸引了他。这是对19世纪最优美的记载之一。梅森伯格经历了所有的这一切，见证了所有的世故、英雄和希望。她出生的德国还是由许多小宫廷组成的——她父亲就是其中一个宫廷里的大臣——还在孩提时代，她就亲耳倾听过洪堡和歌德的朋友们的交谈；少女时代，人道主义影响了她，让她放弃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从宗教中独立了出来。接着1848年来到了，代表时代梦想的社会主义者及其作品随之而来，这些人为的是一种更高尚、更友爱的生活。对于这些人，梅森伯格表达了自己的崇敬之情，她希望自己能够加入其中，跟他们一起奋斗。家人责备了她的行径，她离开了家庭，在不求帮助和没有建议的情况下开始独自行动。她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但她勇于行动，不停留于幻想。她在汉堡加入了共产主义者的行列，跟他们一起奋斗，创立起了一个空想的共产村庄，老师们在这所理性主义者的学校内共同生活。在她的领导下，这个学校繁荣了起来，但是这同时也招来了警察。迫于当局的威胁，梅森伯格只好选择了逃亡。此后，她辗转到了伦敦，伦敦为忧伤者提供了避难所，也为被征服者提供了坟墓，在这里，她混迹于各种各样的流浪者当中，以教书为生。
在这里她认识了马西尼、路易·布朗、赫尔岑，她与这些不幸的人结为了朋友。在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俾斯麦以及民众沉默的时期，梅森伯格在具有灿烂文化的巴黎认识了理查·瓦格纳，她很早就接触了瓦格纳的音乐并被其深深地吸引。她钦佩瓦格纳，她喜欢聆听他的谈话，佩服他的才华，并为此而弃绝了人道主义信仰，她将自己的热情投进了对艺术的狂热崇拜中。她的仁善发乎本心，而她总是毫不吝啬地行使着它：赫尔岑去世后留下了两个遗孤，弗罗琳·冯·梅森伯格收养了她们，挑起了母亲的重担。尼采很早就认识了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他对朋友表现出的体贴关心表示钦佩，发自内心地赞美她那慷慨而又健全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种全力奉献的人生才能浇灌出这样的花朵。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自传》这本书鼓舞了尼采，它让尼采安于人生，重新找回了自信并且恢复了健康。他给格斯道夫写信说道：“我的健康和我的希望连在一起，当我充满希望时就能恢复健康了。”
尼采离开了他的膳宿公寓，前往日内瓦。在那儿他结识了一个朋友，音乐家桑格；还结识了一些法国人，这些法国人因为支持巴黎公社而被政府放逐。尼采喜欢他的新朋友，他喜欢跟他们交谈，尊敬这些有着健全的头脑并勇于自我牺牲的狂热分子。他似乎还和两个“高雅”的俄罗斯人关系暧昧。随后，他重返了巴塞尔。回到巴塞尔后他寄出的第一封信是写给梅森伯格的。
1876年4月14日，晴朗的星期五，巴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