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第4节让滥竽充数的人无处可藏——效率
人是理性的，即在付出劳动既定的情况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或者在获得利益既定的情况下希望付出的劳动最小化。这种利己性无可厚非，人总是在各种环境下善用所依存的条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韩非子》中就记载了南郭先生“滥竽充数”的故事。
齐宣王爱好音乐，喜欢听人吹竽，每次听乐师吹竽，必定要挑选300个乐师一起合奏给他听。南郭先生听说齐宣王爱听合奏，便到齐宣王那里去自荐。齐宣王很高兴，以优厚的待遇将他留下来。事实上，南郭先生根本不会吹竽，每次合奏时他都是装腔作势。后来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齐湣王继承了王位，但是齐湣王喜欢听乐师独奏。南郭先生听到这个消息，赶紧逃走了。
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把南郭先生作为以次充好、以外行充专家的典型，实际上我们不能不说，在“合奏”的环境下，南郭先生的表现无疑是个理性人：他不劳而获。齐宣王实行的是一种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无论竽吹得如何，付出了多大劳动，都得到同样的一份食物，吹竽者当然要出力越少越好——装出一副吹的样子而不用力吹。当然，南郭先生是个理性人，其他竽手也是理性人，并且会效仿。南郭先生不吹竽仍可获得同样的食物会成为一个榜样，引起更多人效仿，长此以往，乐团的竽声只会越来越小。这就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所引起的集体无效率。正如经济学家常说的，坏的制度使好人也会做坏事。
要使南郭先生这样的懒人变得勤劳，靠的不是道德说教，而是改变大锅饭制度。当齐湣王改变了合奏制度，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吹竽时，南郭先生只有两条路，或者努力学吹竽，或者被淘汰。南郭先生最终选择了逃之夭夭。淘汰了南郭先生这样的人，就激励了其他人，效率必定提高。
南郭先生的这种行为，是在齐宣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下产生的；使南郭先生逃跑的并不是他良心发现，而是齐湣王改变了制度。打破了大锅饭制度，虽然打破了南郭先生之流的“饭碗”，却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公平。
人的懒惰或勤奋不是天生的，很大程度上是后天养成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可以把勤劳者变为懒人，而有效率的激励制度也可以把懒人变为勤劳者。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另一句话，好的制度使坏人也会做好事。
要使懒人变得勤劳，具体方法应该是这样的：
方法之一，实行效率工资。“效率工资”一词最初来源于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较高的工资待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们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人们营养普遍不良，因而较高的工资可以改善工人的营养，增强身体素质，这样也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但是很快经济学家们发现效率工资现象在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于是原来的解释显然不合理。最后，经济学家们统一解释为：较高的工资是企业为防止工人偷懒而采取的激励办法。在这里，工资构成了工人偷懒被发现进而被解雇的机会成本：工资越高，解雇的机会成本越高。为了避免过高的机会成本，就必须努力工作，以免因偷懒而被解雇。所以，较高的工资有利于减少工人偷懒的机会主义倾向。
方法之二，实行团体激励或惩罚。在团体合作的过程中，要测定或监督每个成员的业绩是不容易的，因而监督成本就会变高。替代的办法就是对整个团体的最终业绩进行评估，达到一个给定的目标时给以团体奖金，达不到则处以团体罚金。因为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奖金，谁也不愿意受罚，于是每个人都会努力工作。当然在团体活动中很难避免偷懒行为，如果奖金足够高，罚金也足够高，每个人在进行利弊权衡后都会减少这种偷懒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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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工资 指的是企业支付给员工比市场平均水平高得多的工资促使员工努力工作的这样一种激励与薪酬制度，也就是指企业付给员工的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工资，这样的工资能够起到有效激励专业人员的作用，可以提高生产率与企业经营绩效，因此，这样的高工资就是效率工资，也就是在这样的工资水平支付下，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收益是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