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第3节公共物品引发的悲剧——哈定悲剧
一群牧民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有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益大于其购养成本，是有利润的。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牛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牛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但对于单个牧民来说，他增加一头牛是有利的，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可以由大家负担。于是他增加了一头牛。慢慢的，其他的牧民都认识到了这一点，都增加了一头牛。结果因为过度放牧，草场退化，不能满足牛的需要，所有牧民的牛都饿死了。
“公地悲剧”最初由英国人哈定于1968年提出，又称哈定悲剧。哈定说：“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这就是悲剧的所在。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当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公有物自由给所有人带来了毁灭。”
城市公用设备是最容易破损的，公共场所的卫生是最令人头疼的……我们都知道，对公共物品而言，你不从中获得收益，他人也会从中获得收益，所以人们只期望从公共物品中捞取收益，但是没有人关心公共物品本身的结果。
对公地悲剧有许多解决办法，哈定说，我们可以将之卖掉，使之成为私有财产；可以作为公共财产保留，但准许进入，这种准许可以以多种方式进行。哈定说，这些意见均合理，也均有可反驳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选择，否则我们就等于认同了公地的毁灭，我们只能在国家公园里回忆它们”。
哈定说，像公共草地、人口过度增长、武器竞赛这样的困境“没有技术的解决途径”，所谓技术解决途径，是指“仅在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的变化，而很少要求或不要求人类价值或道德观念的转变”。防止公地悲剧有两种办法：一是制度上的，即建立中心化的权力机构，无论这种权力机构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私人对公共地的拥有即处置便是在使用权力；第二种便是道德约束，道德约束与非中心化的奖惩联系在一起。在实际中也许可以避免这种悲剧。在悲剧未发生前，如果建立起一套价值观或者一个中心化的权力机构，这种权力机构可以通过提高成本控制数量或采取其他办法控制数量。
有人可能说，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就必须不断减少公地。但是，让公地完全消失是不可能的。公地依然存在，这就要求政府制定严格的制度约束，将管理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人，这样，在公地里过度放牧的人才会收敛自己的行为，才会在政府干预下合理“放牧”。
在20世纪90年代初，莫斯科街道上出现过这样的怪现象。一方面，街道两边的店铺大量空置；另一方面，街道旁涌现出许多金属做成的箱型销售摊。在高峰期的1993年，莫斯科街道上有1.7万只这样的金属箱子。为什么在莫斯科寒冬里街道两边叫卖的商贩不搬到温暖的店铺里去？为什么街边的拥有者要放弃可观的租金收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者黑勒认为原因是莫斯科店铺有许多拥有者，而且他们的每一个都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最终没有人能够使用。他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反公地悲剧”。
黑勒于1998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中正式提出“反公地悲剧”概念：“反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权力阻止其他人使用稀缺资源，最终没有人拥有有效的、实质性的使用权。“反公地”的产权特性不是虚置、不明晰的产权，而是支离破碎的产权，导致资源的闲置或使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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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便车 公共产品的消费不是没有成本的，草场的维护、灯塔和道路的修建、公园的浇灌都要支付成本。只不过和一般商品不同，公共产品无法向消费者直接收费。在经济理性的驱使下，无须付费的消费者会滥用自己的消费权力，这就是所谓的“搭便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