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家业的扩大和交际事务的增多，梅隆染指国家事务的欲念也狂热起来。安德鲁经常进行政治性捐款，结交在议会中占重要地位的人物，终于在沃伦·哈定当选美国第二十九任总统的时候，安德鲁走马上任，当上了财政部长。
进入白宫后的安德鲁很快发现在白宫中任职比在匹兹堡要为难得多。因为他发现他们的总统不过是一位驯服的小镇出版商。总统在不办公的时候，总是用大部分时间来研究自己的高尔夫球技巧，或是与可爱的情妇混在一起。哈定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虽然事后有人赞扬哈定，但胡佛却说：“他不是一个具有这个职位（总统）所需的无论是经验还是智能的人。”
哈定确实是位风流的种子。他既有比自己大10岁的情妇卡莉，也有比自己年轻30多岁的小情妇白肤金发碧眼美人南·布里。据《美国总统全传》记载：“哈定在担任总统期间，仍继续与南幽会，有时在白宫总统办公室旁边一间25平方英尺的密室中作爱。”具有正统观念的安德鲁自然有理由看不惯这位政绩平平的总统。
随着时间的推移，白宫里的人逐渐意识到，他们未引起重视的这位从企业走到华盛顿的安德鲁·梅隆如果不是美国的第一号，也可以说是第二号的超级巨富。这位身材瘦小，穿着老式衬衣，外着颜色灰暗的西装，踏着一双亮晶晶皮鞋的老人，几乎一夜之间成了联邦政府的莫洛克神，甚至有人说，在哈定的心里，安德鲁·梅隆就是祭司。
一次，安德鲁·梅隆参加内阁对中华东方铁路的讨论。哈定的密友司法部长多尔蒂悄悄对总统说：“这回可难住他了。此事他肯定不会染指的。”
哈定问道：“梅隆先生，我想你不会对中华东方铁路感兴趣吧？”
“感兴趣。我们应该持有铁路100万到150万美元的债券。”
总统转而对多尔蒂说：“没办法，他是个包罗万象的金融家。”
一次，内阁讨论某军需厂战后如何处置的问题。其他成员各自发表了意见，安德鲁仍像平日一样一言不发。他的思绪不仅在白宫的议事厅里，他联想到了在匹兹堡的一桩与此类似的生意。他和他的弟弟合办了一家军工厂，战后已使他们亏损了一千五六百万美元。该改产，还是该报废，也在等待决断。当安德鲁听到总统问他该怎么办时，安德鲁叹了一口气，果断地说：
“告诉他们，拆掉了事。”
事实上，财政部长的一句话就结束了讨论。
在安德鲁·梅隆眼里，总统更具凡人色彩。事实上，财政部长在最初的几年就将大部分精力用在阻止这位凡人总统的走卒盗用国库资金，而他自己在这方面尤其注意。他的财政部的特工人员在这里为他出了不少力。
安德鲁·梅隆当上财政部长后，辞去了63个董事职务。他一旦掌握了政界的曲径迷宫，就开始确定了他的方向。安德鲁·梅隆不像总统那样醉心于扑克、高尔夫和情妇，他是喜欢工作的。他工作起来仍有那股疯狂劲儿，十几年来养成的叼雪茄的习惯未改，和他在当初打天下的时候时候一样，雪茄不是拿在手里没有点，便是常常烫着手指。他生活极有规律，在孩提时赶着毛驴车卖水果养成的跑步习惯也未改。每天早起一阵小跑，呼吸着新鲜空气，沐浴着初升的曙光，这个小老头充满着朝气。
从企业走入政界的安德鲁·梅隆在任何一件事中几乎都表现得不动声色。他以他的顽固和缄口不语巩固了他的地位。当总统及政府的大小丑闻不断出现在公众面前时，财政部长却以慈祥的“安迪大叔”的形象而家喻户晓。
作为银行家的财政部长非常懂得资本对于企业家的重要，任何破坏资本的事都会招致破产。所以，在他的头脑中，税收等手段，简直就是吞噬工业的白血病。所以，他千方百计采取措施，降低资本的税收。而另一方面，财政部长总要兼顾国家的利益，他又呼吁个人收入要交税，以维持国家的财政开支，这真是用心良苦。
从政后，这位警觉的银行家意识到，自己已经有50年回避任何询问的历史，如果他过于孤僻，那么报界派来的记者是不会放过他的。现在他决定发布一些有益的小段新闻，以适合自己的身份。然而他冷漠孤僻的性格并非那么让人亲善。政治家不理解他，记者们不了解他，谁也没想到他正在酝酿一件重大的事情。
为了制造新闻，更为了富人阶级的利益，平时少言寡语的财政部长突然出现在南方银行家年会上，在国会元老面前宣布了令人震惊的、报界后来称为“梅隆计划”的税收改革方案。根据这个方案，个人收入税由过去的65％，降低到20％。这实际上是一个“免除富人税收”的方案。它使梅隆家族这样的巨富之家又聚敛下一笔横财。
后来，安德鲁还辅佐了美国另一位总统胡佛。当时美国经济大萧条，他们岂有回天之力。于是人们送给了他们一首打油诗：“胡佛吹哨，梅隆按铃，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开向地狱。”这对显赫风光一生的安德鲁·梅隆来说，不算是一个好的结尾。1933年，安德鲁·梅隆卸任回到匹兹堡，此时，他已是78岁高龄了。
“安迪大叔”和他的子孙
这位矮小的老头儿，走起路来仍然健步如飞。他的头脑还是那么机敏，他的思维还是那么工于心计，他的脾气还是那么淡漠孤僻，他的习惯还是手中拿着雪茄和早起跑步。当然，他现在的跑步只能是慢跑，严格说来，不过比走路稍微快一点儿。而他的饮食却有了较大的变化。他很少吃牛排、猪排或火鸡等等，而爱吃儿童时叫卖的草莓和桃子，包括用它们制作的奶酪和陷饼。而到了冬季，他却吃苹果、梨、桔子及栗子、核桃做的奶酪、果羹。因为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植物蛋白、淀粉及纤维素，可以延缓衰老。这样到了1937年秋天，安德鲁·梅隆安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2岁。他的隆重的葬礼就像他的人生谢幕仪式。银行家被安葬在阿勒格尼墓地。
安德鲁·梅隆去世时，匹兹堡市名流为他写的悼词中有这样的句子：“他是一位金融方面的天才、一位任何人都不曾真正了解的乐善好施者。他是一位罕见的慈善家、理想的公仆、温柔忠厚的家长、诚挚可信的朋友和最杰出的实业家。”
如何处理庞大的遗产是一门学问，来看看“安迪大叔”是怎么做的吧。这个精明的商人把自己的遗产分为两半，一半捐给慈善事业，另一半留给了一双儿女。听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但奥妙在于，留给儿女的那一半财产大多是股票。在他的财产被估值时，股市正处于低迷期，那些股票的数目并不惊人。当股市重新开始繁荣时，人们才发觉安德鲁的精明：他留给儿女的那些股票升值了近10倍。虽然留下了大笔遗产，梅隆家族还是在安德鲁去世后开始走下坡路。在家族控制的海湾石油公司卷入“水门事件”的丑闻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上世纪80年代，梅隆家族尽管加强了传统的石油产业中的石油化工和乙烯的生产能力，但其规模也只能在美国化学公司中占第三位。
安德鲁的儿子保罗对花钱的兴趣大过赚钱。这位耶鲁毕业的公子哥喜欢学术和艺术，热衷于办各种各样的基金会，宁可去管理老梅隆捐赠给政府的“国家美术馆”，也不去经商。安德鲁的侄儿、理查德的儿子、保罗的堂兄迪克（理查德·金·梅隆）算是梅隆家族的后代中最出色的成员之一了。不过，除了家族生意外，这位绰号“将军”的继承者更感兴趣的是军队和滚石俱乐部。而当理查德死后，梅隆家族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充当旗手了。正如保罗所说：梅隆家族不是世袭王朝。现在的家族成员各有各的爱好，似乎谁也没兴趣重振昔日辉煌了。
约翰·劳——让法国倾家荡产的人
1729年，一位叫约翰·劳的58岁苏格兰人在威尼斯去世。后世的很多著作记载他晚景凄凉，但在当时留下的遗产清单中，他却拥有多达488幅绘画作品。其中包括提香、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以及达芬奇这些名家的作品。事实上，这位老兄在其生命的最后四年中一直凭借自己的高超赌术而在威尼斯过着相当体面的生活。但是，如果与他几年之前在法国曾经拥有的财富和地位相比，这点遗产根本不值一提。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确实称的上是“晚景凄凉”。法国人得知约翰·劳去世的消息，立即为他编撰出一篇墓志铭：一位苏格兰名宿安息于此，这位天才的数学家。用神奇的数学法则，让法兰西倾家荡产。1671年，约翰·劳出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一个银行世家，是家中长子。独特的家庭环境、长期的耳濡目染使得约翰·劳从小就培养起了经济头脑。刚满14岁，约翰·劳就被带到父亲的会计事务所中做学徒。凭借过人天赋，年轻的约翰·劳在会计师这一行里做得顺风顺水。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相貌英俊，生性放荡的约翰·劳可不满足于这些。从几年后伦敦报纸上刊登的一条通缉令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约翰·劳的形象：身高6英尺的瘦高个，皮肤黝黑，仪表堂堂，声若洪钟。1688年约翰·劳的父亲去世，他随后就卷铺盖离开家乡，带上遗产来到向往已久的大都会伦敦。
在伦敦，约翰·劳将大把的时间和金钱花费在赌场和情场上。凭借高超的算数技巧，约翰·劳成了赌场上的常胜将军，源源不断的财富从赌桌上流入了他的腰包。在情场上英俊的约翰·劳更是如鱼得水。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抓住机会学习金融财政方面的知识。直到1694年，他为了一位女子而与情敌威尔逊决斗，结果威尔逊先生当场毙命，当天他就被逮捕并被起诉。就在无休止的诉讼过程中，约翰·劳找机会成功越狱，并坐船逃往荷兰。
踏上欧洲大陆的约翰·劳曾一度充任了英国外交使节的秘书，并潜心研究当时欧洲规模最大、实力最雄厚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当然，每当夜晚来临时，人们总能在赌场里找到他。1699年约翰·劳开始在欧洲大陆四处游荡。1704年他一度流窜回苏格兰，作为货币于1705年在爱丁堡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
在这本书中，约翰·劳极力强调增加货币对于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增加流通中的货币，对国民经济有百利而无一害。但白银数量有限且缺陷很多，增加货币只能求诸银币以外的其他办法。他由此提出利用银行来发行纸币的建议。
约翰·劳断言，纸币比银币更适于充当货币。银币的价值是不稳定的，因为国家或地方政府有权改变银币的面值或成色，其价值也会随其供应量或需求量的变化而变化。纸币则不存在这些问题，且易于转手、运输和保存。而且纸币的供应量是可以由政府控制的，因而它的价值比银币稳定得多，更加适用于充当交换商品。
约翰·劳建议创办了以土地这种不动产为担保品发行纸币的一种特殊银行，因为土地供应既不会减少，也很难增加，因而土地的价值远比白银一类商品稳定。当然，约翰·劳的这一理论也并不是他凭空创造出来的。早在1650年，威廉·波特就提出了发行以土地和其他财产为担保票据的设想。与约翰·劳同时代的苏格兰商人威廉·佩特森则提出了建立纸币发行银行的计划，并指出这种银行不仅可以以黄金为担保，还可以在一定的限额内以政府证券为担保发行纸币，这个计划导致了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设立。约翰·劳本人在伦敦时也曾经在威廉·佩特森门下学习过。
遗憾的是，苏格兰议会没有采纳约翰·劳的建议，英格兰议会又驳回了他的司法赦免的请求，他不得不再次回到欧洲大陆，继续靠赌术混日子。
整整十年后，机会终于来了，1715年，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驾崩，年仅7岁的路易十五即位。先王的弟弟，与约翰·劳颇有交情的奥尔良公爵成为摄政王。
在这之前，“伟大”的“太阳王”已经将法国政府折腾到濒临破产的地步。摄政王着手改革，但由于积弊已久，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正在此时，约翰·劳在最恰当的时间出现了。凭借与摄政王的交情，约翰·劳摇身一变成了法国的救命稻草。他的那套理论也一下子获得了用武之地。
l716年5月5日，摄政王授权约翰·劳成立法国第一家私人银行——通用银行，开始发行纸币。约翰·劳的想法是，在经济萧条、就业不足的前提下，先大量发行纸币，增加货币供应，繁荣法国经济，增加就业。等经济恢复、海外贸易发展后自然会产生更大的货币需求。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由于当时的金属货币价值经常会因为政府朝令夕改的政策而贬值。而约翰·劳发行的纸币不但可以行使金属货币的职能，还保证价值不变，因此人们开始信任纸质货币，到后来纸币的价值甚至超过了等面值的金属货币。
约翰·劳的计划很快产生了效果，法国凋零的商业开始复苏了，这更强化了人们对纸币的信心。约翰·劳再接再厉，1717年8月，成立了一家“密西西比公司”，获得了开发当时法国控制的密西西比河广阔流域的贸易特许权以及加拿大的皮货贸易垄断权，并以每股500利弗尔的价格开始发行股票。他承诺，每份500利弗尔的股票每年派发红利200利弗尔。消息一发布，立即让整个法国陷入了投机狂潮，至少有30万人前来申请购买这5万份新股。
每天从早到晚，想要申请购买股票的人挤破了头，造成股票疯涨。很多人一夜暴富，带动法国的商业空前繁荣，大批外省人从四面八方涌进巴黎，不仅是为了来买股票，也是为了挥霍，一时间导致巴黎的人口猛增三分之一。为了接纳这些人，巴黎市民把自家的阁楼、厨房甚至是马厩都腾出来当作客栈。街道上到处都是外省来的马车，以至于经常发生交通堵塞。工资、房租，一切都在上涨，暴富的人们肆意挥霍着不费吹灰之力赚来的钱，以前平常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珠宝和高档艺术品这时也成了抢手货。处于这一切中心的约翰·劳自然也获益颇多。报纸铺天盖地的报道把约翰·劳捧上了天。人们把他看做救世主。
如此疯狂的股票投机行为，自然要求有足够的货币才能进展顺利，这就需要约翰·劳发行更多的纸币。约翰·劳顺水推舟，每次增发股票都伴随着增发货币。仅仅在1719年下半年就增发了大约9亿利弗尔纸币。与此同时，约翰·劳在9月又发行了30万新股，每股售价5000里弗尔，这些钱足够摄政王还清所有的国债了。收购国债的钞票流入股市，又继续刺激股价暴涨，雪球就这样越滚越大。
股票价格的上涨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当差不多所有人都拥有了约翰·劳的股票，再也没有新的傻瓜加入进来的时候，股票价格就开始暴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