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吸烟，所以如果当时房间里有烟草味，我一定能闻出来。的确没有一点烟草味。唯一的线索就是守门人的妻子坦盖尔太太，她选择那个时间慌慌张张跑出去，就连看门人自己都无法作出解释。他只是说他妻子通常都在这时候回家。我和警察都认为，如果确实是那女人偷走了文件，那么最好在文件转手前逮捕她。
“这时，苏格兰场接到了我们的报案，侦探伍波斯先生马上赶到了，并当即投入到侦破中。我们雇了一辆双轮马车，半小时后就到了守门人的家。坦盖尔太太的大女儿给我们开的门。她说她母亲还未到家，让我们在客厅等一会儿。
“过了十分钟，有人敲门，当时我们做错了一件事，就是没有亲自开门。这只能怪我们自己。姑娘开门时说：‘妈妈，客厅有两个人，他们想见你。’接着我们听见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在过道响起。伍波斯一把拉开门，我们跑向后屋，可是那女人已先于我们进去了。她用敌意的目光看着我们，但认出是我时，又露出了惊异的表情。
“‘您是费尔普斯先生吧？’
“我的同伴问她：‘喂！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为什么要跑？’
“她说：‘我以为是和我们有纠纷的旧货商呢。’
“‘这借口不够好。’伍波斯说，‘我们有证据证明你是偷走外交部文件的人，你急忙跑进来是想处理掉它。你必须跟我们回趟苏格兰警场。’
“她抗议了半天，但还是被带走了。我们雇了一辆四轮马车，三个人都坐在里面。临走以前，我们认真检查了那个后屋，尤其是里面的灶火，想知道她是否将文件烧了。然而，我们没有发现纸灰。一到苏格兰警场，我们就马上把她交给了女搜查员。我们很着急，等了好久才得到女搜查员的报告，但报告却说一无所获。
“至此，我才彻底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可怕。之前只顾找文件了，没来得及考虑这点。起初我总认为能找到那份协定，所以根本没有想到什么后果。但现在一看搜察工作毫无结果，这才担心起自己的处境来。后果实在很严重。华生或许跟你说过，我上学的时候就特别敏感、胆小，这就是我的性格。一想到舅舅还有那些内容中被提到的官员，想到我给他们带来的羞耻，以及给亲友们带来的羞耻，我简直无法承受。而且我个人的命运倒也无所谓，重要的是这给国家带来的损失与耻辱。我被可耻地毁掉了。之后我不清楚自己干了什么，只觉得迷迷糊糊有好多人围着我，安慰我。我想我是出尽了风头。有一位同事陪我去了滑铁卢，然后把我送上了回家的火车。我相信，如果不是当时巧遇了我的邻居费里尔医生，同事肯定会送我回家。那位医生十分细心地照料着我，也多亏了他的照顾，因为我在车站就昏倒了一次。总之到家时，我已完全成了胡言乱语的疯子。
“你可以想象，当医生按铃叫醒我的家人，他们看见我的模样时，可怜的母亲与安妮伤心成什么样子。费里尔医生将在车站听侦探讲的事告诉了我的家人。大家都清楚，看来我的病短期内很难治好了。于是约瑟夫搬出了他心爱的卧室，将它作为我的病房。福尔摩斯先生，我在这儿睡了九个星期，整日昏迷，脑神经完全错乱。如果没有安妮小姐精心照料和医生的持续治疗，我恐怕早已死了。白天是安妮小姐陪着我，晚上则另有一位护士来照料。因为我的病发作时，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直到最近三天，我才慢慢苏醒，记忆力也渐渐恢复了，但却更加心事重重。我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负责此案的伍波斯警官发了一封电报。他接到电报就赶来了，介绍了我昏迷以后的情况。他们虽然已竭尽全力，却始终没有发现一点儿线索。守门人和他的妻子也被反复审查过数次，没有迹象显示他们与这个案子有关。后来，他们又将年轻的戈罗特作为疑犯，因为那天他呆在办公室的时间最长。他身上的确有两个疑点：一是那天他走得最迟，二是他的法国名字。但是，实际上在他离开之前，我还没有取出那份文件。另外，他的祖先是法国新教徒胡格诺派教徒。不过作为英国人，他的生活习性与情感取向都跟我们一样。所以无论怎么看都没有确实证据怀疑他。案子就此搁置了。福尔摩斯先生，您是我最后的希望，如果您也使我失望，那我的一切就全完了。”
由于谈得时间过长，病人有些累了，便斜靠在垫子上。护士为他送来一杯镇静剂。福尔摩斯仰起头，闭起双眼，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别人也许会认为他是在养神，但我知道，他正在紧张地思考。
终于，他开口道：“讲得很清楚了，因此我要问的问题不多。但是，有个最重要的问题一定要弄清楚，你抄写这份文件的事有其他人知道吗？”
“没有。”
“比如说，连安妮小姐也不知道？”
“是的。在我接受命令和执行任务这段时间，根本没有回来过。”
“你的亲朋好友中没有谁恰巧去拜访过你吗？”
“没有。”
“那亲朋好友中有人清楚怎么去你办公室吗？”
“有，这个他们都知道。”
“如果你没有把有关文件的事告诉过其他人，那么这些询问就毫无意义。”
“我对谁都未曾说过。”
“你对看门人了解吗？”
“我只知道他是个老兵。”
“哪个部队的？”
“据说是科尔特里斯警卫队的。”
“谢谢你。相信我还能从伍波斯那里知道更多的情况。警方很善于搜集资料，只是不善于运用它们而已。哦，玫瑰花真可爱！”
他绕过长沙发，走到窗前，用手扶起一支垂下的玫瑰花枝，欣赏起美丽的花朵来。这倒是他性格中不曾有过的一面，以往我从未见过他对大自然的草木感兴趣。
他靠着百叶窗，说：“宗教是天下最需要逻辑推理的事，这种方法也许可以由推理学者们逐渐完善为一门精确的科学。我认为，根据推理法，我们对仁慈的上帝的最高信仰也许就彰显在鲜花之中。因为别的东西：我们的本领、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粮食，以及所有生活所需品，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而鲜花就不同，它的香味与颜色都是对生命的点缀，而非生存的前提基础。惟有仁爱善美才能造就非凡的品质。所以我想说，人类在鲜花中寄托着无比美好的愿望。”
珀西与他的护理人惊奇地望着高谈阔论的福尔摩斯，面面相觑，显出失望的表情。福尔摩斯却依然手执玫瑰，沉思不已。几分钟后，那位女子打破了沉默。
她用生硬的口气问：“福尔摩斯先生，看样子您认为没有希望解开谜团了？”
福尔摩斯愣了一下，慢慢回过神来，答道：“啊，的确是谜团！如果不承认这个案子的复杂性是不明智的。不过，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会认真调查这件事，并且一有消息会马上通报你们。”
“您有线索了？”
“你已经为我提供了七条线索，但我必须先检查一遍，才可以确定。”
“您怀疑是谁？”
“没有，我只怀疑自己。”
“什么？”
“怀疑我的结论下得过快了。”
“那就请尽快回伦敦证实您的结论吧。”
福尔摩斯站起来，说：“哈里森小姐，您的建议非常好。我想，华生，我们也差不多了。费尔普斯先生，你也不要报太大希望，这件事委实不是一般的棘手。”
费尔普斯叫道：“我急切盼望着再次见到您。”
“好的，虽然我不一定能为你们带来好消息，但明天同一时间肯定会再来看你。”
我们的委托人大声说：“愿上帝保佑您能成功！我知道您有办法，这给了我生存的力量。顺便提一句，我收到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一封信。”
“啊？！他在信中怎么说？”
“他的态度冷淡，但不是很严厉。相信是因为我有病在身，所以才没有责备我。他多次提到事关绝密，又说只有我恢复了健康，才有可能挽救我的过错。至于我的前程，恐怕无法挽回，也就是说被革职是不可避免的了。”
“嗯，也算考虑周全，合情合理了。走吧，华生，我们还有一整天的工作要忙呢！”
约瑟夫·哈里森先生用马车送我们到火车站。我们很快坐上了去往朴次茅斯的火车。福尔摩斯一路始终沉默不语，持续地思考着。直到过了克拉彭枢纽站，他才开口：
“真是赏心悦目呀。我发现，任何一条去往伦敦的铁路都可以居高临下地俯瞰到这些房子。”
车外的景色破落不堪，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他马上解释道：
“你瞧那些孤单的房子，它们坐落在青石之上，就像灰色海洋中的砖瓦小岛一般。”
“这是住宿学校吧。”
“不，华生，那是灯塔！将来照耀航程的灯塔！每座灯塔——学校中都孕育着许许多多光明灿烂的小种子，未来的国家在他们手中想必会更文明、更富强。我猜，费尔普斯不会喝酒吧？”
“我也这样想。”
“虽然这样，我们还是应该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在内。这个可怜的人已经处在水深火热的境地中了，是否能帮他摆脱困境，对我们也是考验。你认为哈里森小姐怎么样？”
“好像有点性子。”
“不错。但她人不算坏。她与她哥哥是诺森伯兰附近一个铁器制造商的孩子。去年冬天旅行时，她与费尔普斯订了婚，她哥哥陪着她来到这儿与未婚夫家人见面。现在发生了这件不幸的事，她就只能留下来照料费尔普斯了。而约瑟夫·哈里森觉得这里一切都很舒服，于是也留了下来。我已经做了简单的调查。不过今天还得继续。”
“我的诊所业务……”我刚要开口。
福尔摩斯老大不高兴地说：“啊，如果你认为你的诊所业务比这案子更重要……”
“我只是想说，我要在今年生意最清淡的季节，将诊所业务搁置几天。”
福尔摩斯又高兴了，大声说：“那太好了，让我们再一起研究一下吧。我认为我们应该首先拜访一下伍波斯。他也许能告诉我们一些细节，然后，我就知道该从哪里入手了。”
“你的意思是，你找到线索了？”
“是的，有了几条线索，不过必须进一步侦察才能验证它的对错。没有犯罪动机的案子最难破，但这件案子并非没有犯罪动机。什么人能从中得到好处呢？法国大使还是俄国大使，可以将文件出卖给大使的人还是霍尔德赫特勋爵？”
“他？”
“是的，可以这样认为。一个政治家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有时会不择手段。”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可是有光荣履历的内阁大臣啊。”
“这只是一种可能，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我们今天就去拜访这位勋爵，看看他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新线索。事实上，我们的调查工作已经展开了。”
“已经展开了？”
“对，我在沃金车站给伦敦各家晚报发了电报，他们都将刊登这份启事。”
福尔摩斯递给我一张从日记本上撕下的纸条，上面是铅笔字迹：
五月二十三日晚九点四十五分，在查尔斯街外交部门口或附近，有一位乘客从马车上下来，有知情者请将马车号通知贝克街221号乙，赏金十镑。
“你肯定那人是坐马车来的吗？”
“即使不是也没关系。如果费尔普斯没有说错，即办公室和走廊里确实没有藏身之处的话，那么，盗贼一定是从外面进来的。如果他在那个阴雨天从外面进来，几分钟后检查时又没有任何脚印，那只能证明他是乘马车来的。是的，我断定他是乘马车来的。”
“是有一定道理。”
“这是其中一个线索，它可以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同时，铃声也是这个案子的关键点。他按铃的目的是什么呢？也许是故弄玄虚；也许是有人看见了贼，故意按的铃，提醒主人；也许是无意中按了铃；也许是……”
他又开始了紧张的思考，我很了解他，他一定是突然想到了新的可能性。
大约三点二十分，我们抵达了终点站。
在一个小餐馆匆匆忙忙吃过午饭，我们直奔了苏格兰警场。因为我的朋友已经给那里发了电报，所以伍波斯正在等我们。
伍波斯身材矮小，鼠头鼠脑，态度一点儿也不友善。当他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后，态度就更加冷淡了。
他刻薄地说：“以前我多次听说你的办案方法，福尔摩斯，你喜欢利用警方收集的资料自己破案，然后让警方丢人。”
福尔摩斯说：“实际正好相反，在过去我所破的五十三个案子中，只有四件署了我的名，而警方却获得了其余案件的全部荣誉。我不怪你，因为你还年轻，经验不足，也不了解情况。但是如果你想在工作上取得进步，就最好与我们合作，而不是抵触。”
这位侦探马上改变了态度，和气了不少：“我很愿意听你的吩咐，先生，直到现在，我还确实没有从办案中得到荣誉。”
“你进行到了哪一步？”“一直在监视守门人坦盖尔，但他退休时名声特别好，我们也没发现嫌疑。不过他的妻子却很糟糕，我认为她一定了解不少情况，难脱干系。”
“你监视她了吗？”
“我们派了一个女警探监视她。坦盖尔太太喜欢喝酒，女警探陪她喝了两次，可是一无所获。”
“据说有一些旧货商去过她家？”
“不错。但是她已还清了欠他们的债。”
“哪儿来的钱？”
“看门人前不久刚领了年薪，但他们看起来并不是很有钱。”
“那天晚上，费尔普斯先生按铃要咖啡，她上去了，这作何解释？”
“她说，她的丈夫已经很累了，所以她代他上去。”
“哦，当时她丈夫正在门房睡觉，这也就与事实相符了。这样说来，那个女人只是品行不好，没有什么其他罪证。那天她为什么慌慌张张地离开了？连警察都看见她慌张的神情了。”
“她说那天她回家时已经很晚了，所以很着急。”
“那你和费尔普斯先生比她晚去二十分钟，却先于她到家，她又做何解释？”
“她说双轮马车比公共马车快得多。”
“那她为什么回家后急忙去了后屋？”
“她说她的钱放在后屋，准备取钱付给旧货商。”
“她回答了每一个问题。那么你是否问过她，离开那里时在查尔斯街上看见或遇到了什么人没有？”
“她只看到了一名警察。”
“好，你做得很好。除了这些，你还做了什么？”
“这两个月来，我们一直在监视戈罗特，但也没有结果。我们没发现他有什么嫌疑。”
“还有吗？”
“我们已无技可施了，因为什么证据都没有。”
“你想过没有，电铃是怎么回事？”
“啊，我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确实蹊跷。无论是谁偷走了文件，他也真够嚣张的了，不但偷了东西，还发出警报。”
“不错，确实很蹊跷。谢谢你，等我们抓住了这个人一定告诉你。华生，我们走吧。”
离开警察厅后我问：“现在去哪儿？”
“拜访内阁重臣——霍尔德赫斯特勋爵，未来的英国总理。”
非常幸运，当我们到达唐宁街时，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还在办公室。福尔摩斯递上名片，我们马上被接见了。这位内阁大臣用旧式礼节接待了我们。我们分别坐在壁炉两侧豪华的安乐椅上，他则站在我们的中间。此人又瘦又高，脸上轮廓清晰，态度和蔼，银灰色的卷发，显得气宇轩昂，具有典型的贵族风度。
他微笑着说：“福尔摩斯先生，您的大名早有耳闻。当然，你们来这里的目的我很清楚，本部发生的事件一定引起了您的兴趣。不过，我想知道，您的委托人是谁？”
我的朋友回答：“珀西·费尔普斯先生。”
“啊，是我那不幸的外甥！您知道我们有亲戚关系，但是我也不能庇护他。这件意外的事对他的前程非常不利。”
“但是，如果找到文件呢？”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我想请教您一两个问题。”
“请讲。”
“你是在这里将文件交给他的？”
“不错。”
“那有没有人能偷听到你们的谈话？”
“绝对没有。”
“您是否曾经对其他人说过，要让人抄写这份文件？”
“没有。”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好的，既然你与费尔普斯都没向别人提过此事，而且也没有其他人知道此事，那么，盗贼把文件偷走就是偶然发生的。他恰巧遇到这个机会，就顺手牵羊了。”
内阁大臣笑了，说道：“我没办法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