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舒尔茨指出，经济学家们虽然早已知道，人是国民财富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劳动与生产能力的关系来看，现在人类的生产能力远远超出其他形式的生产能力的总和，但是他们却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是不断地对其自身进行巨额投资的。回避人力资本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允许把自由看做资本物品；另一方面是由于进行定量分析时的需要而有意把问题简单化了。这样劳动就被看做一种完全脱离资本而纯粹天生的能力。虽然历史上也有少数经济学家涉及了人力资本的问题，如亚当·斯密就曾大胆地将全体国民后天获得的能力看做资本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见解大多都被后来的人们所遗忘。因此，人力资本问题至今也没有纳入经济学的正规核心内容之中。
舒尔茨的这种观点与古典的劳动概念正相反。对后者来说，劳动是同质的，是从事劳动的一种能力，它仅需要少量的知识和技能；而舒尔茨则认为人力资源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类型，它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工作能力和熟练程度）来表示，并且可以通过投资而形成，其作用是生产性的。
2.来自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
舒尔茨使用人力资本的概念，对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特别是日本和西德的经济复兴）中出现的用传统资本理论无法解释的三个谜团进行了分析。
首先，根据传统理论，随着已过经济的增长，资本会集腋成裘，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宜，因此人们会越来越多地使用它，资本—收入比率也应该不断提高。可事实却并非如此。相反地，大量统计资料表明这个比率在持续降低。这是什么原因呢？传统理论根本无法解释，舒尔茨指出，这是因为传统理论以偏概全，只考虑了物质资本，没有把人力资本的因素考虑进来。实际上，人力资本的增长不仅快于物质资本的增长，而且也快于收入的增长。如果把这部分无形资本加到有形资本上去，资本—收入比率就会随着经济增长不断上升。
其次，传统理论认为，国民收入的增长与资源耗费的增长应该同步进行，但大量统计资料的结果却显示，国民收入远远大于投入的土地、物资、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的总量，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增长速度的差距。舒尔茨对此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解释：一方面是由于规模收益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力资本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的结果，而且后者比前者的贡献要大得多。
最后，战后工人工资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高工资从何而来呢？这一问题反映的内容是传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一个谜。舒尔茨认为，天上不会掉馅饼，企业主也不会大发慈悲。工人阶级工资的增长，只能是源于他们对自身进行的投资，从而提高了他们自身的素质和技能，使得劳动效率大大提高。
他的分析有力地证明了人力资本在战后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也从侧面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人力资本投资。他分析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吸收能力较差，向这些国家提供的新资本通常被用于建筑物、设备而没有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因此，人的能力不能与物质资本保持一致，这就构成了限制经济发展的因素。以此看来，发展中国家缺乏的不仅仅是物质资本，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
3.人力资本投资的范围和内容
舒尔茨区分了人力资本投资和消费，分析了人力资本形成的方式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容。舒尔茨指出，区分消费支出和人力资本投资支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处理上都是很困难的。可以设想三类支出：第一种是能满足消费偏好但丝毫不提高人的生产能力的支出，这是纯粹的消费；第二种是能提高生产能力但丝毫不能满足消费偏好的开支，这是纯粹的投资；第三种是能同时具备上述两种效果的支出，这类支出部分是消费，部分是投资。因此，用支出来衡量资本形成的方法，只适合于物质资本的投资分析，但对于人力资本投资就不很合适了。
舒尔茨将人力资本的投资内容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1）医疗和保障。它包括影响一个人的寿命、力量、耐力、精力等方面的所有费用。保健活动既有数量要求又有质量要求，其结果必然是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
（2）在职人员训练。它包括企业所采用的旧式学徒制。由于在职人员训练的支出是相当可观的，所以由此产生出一个重要的问题：由谁来负担这笔费用。加里·贝克尔曾就此提出了一个原理：在竞争市场上，受雇者支付自己的全部训练费用；在职人员训练最初可能使工人的净收入减少，随后会使之增加。
（3）教育。它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教育成本是指学校直接用于教育的费用和学生上学期间所放弃的收入。教育成本的增长非常迅速，它的增长速度分别是消费者收入和物质资本总额的增长速度的3.5倍。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对个人收入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则更大。在1929—1959年期间，国民收入增量中有30％～50％是来源于教育的收益。
（4）企业以外的组织未成年人举办的学习项目，包括农业中常见的技术推广项目。
（5）个人和家庭为适应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活动。
4.政策主张
舒尔茨提出了以下9项政策主张：（1）在税收政策上应该对人力资本给予优惠；（2）防止人力资本的老化和闲置；（3）避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行人为的干扰；（4）完善人力资本市场；（5）银行应积极主动地提供人力资本所需的费用，以鼓励私人和公共的投资；（6）政府应该承担人力资本的大部分费用，特别是资助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7）重视低收入者（如黑人、贫民、老年人）的人力资本投资；（8）明确教育和保健同样具有经济意义，它们是一项投资，要扭转投资在这方面的不平衡；（9）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离开大量的人力资本去取得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工业的富足是完全不可取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更应重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TheSourcesofEconomicGrowthintheUnitedStates&theAlternativesBeforeus
《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
面临的选择》
〔美〕爱德华·富尔顿·丹尼森（EdwardFultonDenison）
华文导读
《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出版于1962年，该书以对经济增长的详尽的因素分析而著称于世。在该书中，丹尼森从对美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和估计入手，试图从中找出经济增长的因素，并度量它们所起作用的大小，以此作为美国加速经济增长的参考。在美国的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丹尼森的观点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丹尼森把经济增长因素归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要素投入量；另一类是生产要素生产率。在丹尼森看来，属于生产要素投入量的有两项，即劳动在数量上的增长和质量上的提高，以及资本在数量上的增加。属于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有三项，即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的节约和知识的进展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丹尼森在该书中认为，知识进展能使同样的生产要素投入量的产品所需的投入量减少；促进经济增长的新技术的采用，只是在知识有所进展时才有可能实现。
趣味延展
爱德华·富尔顿·丹尼森，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大学经济学博士。他曾在美国布朗大学、加州大学布克莱校区、商业部经济处及经济发展委员会任职，担任过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司副司长。他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根据美国的历史统计资料进行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和估计，以期从中寻找经济增长的因素并度量它们所引起作用的大小，以此作为美国加速经济增长的参考。
丹尼森被称为“增长核算或增长原因分析之父”。1915年，他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1936年获得奥伯林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1938年获得布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4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41—1962年任美国商业经济局副处长。其中在1956—1962年间，他还兼任经济发展研究委员会副主任。1962—1978年，他为布鲁金斯学会研究所经济研究室高级研究人员，其后还曾担任过美经济学会副会长。
理论精读
1.经济增长的因素
丹尼森分析的经济增长因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1）生产要素投入量。属于生产要素投入量的有以下两项。
①劳动在数量上的增长和质量上的提高。丹尼森把劳动的质量划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由于正常劳动时间的缩短而引起的劳动质量的变化；二是成年男工由于正常教育年限的增长而引起的劳动质量的变化；三是由于年龄、性别构成的变化和相对于男工来说，女工劳动价值的变化而引起的平均的劳动质量的变化。
②资本（包括土地）在数量上的增加。丹尼森认为美国土地的数量是不变的。他把能够再生产的资本（简称资本）投入分为五类，即企业建筑和设备、非农业的住宅建筑、存贷、美国居民在国外的资产、外国人在美国的资产。
（2）生产要素生产率。属于生产要素单位投入量的有以下三项。
①资源配置的改善。这主要是指两种人力资源的改善：
第一，配置到农业上的过多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去；
第二，非农业性的独立经营者和那些本小利微的小企业主、参加劳动但不取报酬的业主家属，从该企业中转到大企业，充任劳动者。
②规模的节约。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经常涉及的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报酬是递增，不变，还是递减呢？
③知识的进展及其在生产上的作用。
2.对各种经济增长因素重要性的估计
丹尼森在《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中，具体估计了各种增长因素的重要性。他把1909—1929年，1929—1957年间美国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分解并分配到各个增长因素上去，来比较在这段时期内，各个增长因素在美国经济增长中相对地位的变化（表略），并对1960—1980年教育年限增长做了预测。
从1929—1957年的数字来看，整个增长率（2.93％）中，68％归因于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改进，其余的32％归因于生产要素单位投入量的增长。
在生产要素总投入量占增长的百分比从1909—1929年的80%降为1929—1957年的68％的情况下，增加就业和工时占增长的百分比也相应从占39％降为27％。与此相反，教育年限增加这个因素所占增长的百分比，却从1909—1929年的12％上升到1929—1975年的23％，几乎占国民总收入全部增长率的1/4。丹尼森指出教育方面的变化是巨大的。1948年，美国工商界雇用的人员的44％以上只受过8年或少于8年的教育。1969年，这个百分比降到22％，降低了一半；另外，受过4年或4年以上大学教育的人增加了一倍，由原来的5.7％增加到11.97％，而且至少念完高中的人也由35％增到了60％。由此，丹尼森认为，投资于“具体”资本的重要性减少了，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或者说投资于接受更好教育的劳动力，相对来说变得更重要了。从略去的表中可见，美国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仅指受正规教育年限增加），对1929—1957年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3％。
3.知识进展和应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在丹尼森所讲的经济增长因素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叫做“知识进展和应用”，它包括“知识进展”和“知识应用的迟延时间缩短”，它属于生产要素单位投入量中的项目。丹尼森认为，这种知识的进展，应归功于社会生产上的重要知识的增加。人类知识量的扩大和学校传授越来越多和更好的信息，以及受到较好教育的积极作用提高了知识的质量的影响，这些都被看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知识进展”因素的一部分。
（1）知识进展的范围。丹尼森认为，有关生产的知识完全是综合性的。他还认为，知识的进展包括技术知识、管理知识的进展和由于采用新的知识而产生的结构和设备的更有效的设计，还包括对国内的和国外的有组织的研究，个别研究人员和发明家从简单的观察和经验中得来的知识。
丹尼森所谓的技术知识是关于物品的具体性质和如何具体地制造、组合及使用它们的知识。所谓管理知识，丹尼森指的是广义的管理技术和有关企业组织的知识。丹尼森认为，任何一个地方的科学发现、科学理论或有关新产品、新物资、新技术和新经验的知识进展，会很快扩散。因此，来源于外地和国外的知识进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2）知识从熟知到应用的迟延时间。丹尼森通过估算得出，美国工厂厂房和设备的平均使用年限由1925年的15.8年增加到18.2年，延长了2.4年。这就是说，资本存量使用时间的延长，增加了知识进展到其实际应用之间的平均延迟时间，也就是减慢了1929—1957年的增长率。据估计，约使增长率减慢了0.02％，但考虑到这些年中，替换旧的资本财物必然会把新知识结合到生产过程中去，加上技术情报的更好传播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缩短了“延迟时间”，从而使增长率提高了0.03％。总的来说，这些消长因素合在一起，增长率提高了0.01％。他的结论是，知识进展到其实际应用之间的“延迟时间”的任何变化，对于1929—1957年的增长率的影响都是轻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