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910年前美国诗歌中的中国
1.两种不同的中国兴趣
19世纪中叶之前，美国诗坛对中国的兴趣大都是应和西欧，是回声之更遥远的回声。文献中有一些零星散乱的提及，甚至有一些中国题材诗歌，很难说构成了一种文学现象。比较文学工作者对此只能做一些搜奇探幽的工作。
当时中国和美国直接交往几等于零。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事（1851-1864）与美国的南北战争（1861-1865）几乎重叠。两个民族都忙于内争而无暇他顾，刚半开启的窗户被冷落。
另一个原因更重要：真正的美国民族文学，在此时很难说已经成熟。要到19世纪下半期，惠特曼和狄金森才开启了真正的美国诗风，马克·吐温等人才开拓了真正的美国小说。在那之前，美国文学只是欧洲文学的一个卫星，一个不情愿脱离母体的抛出物，而美国文人似乎也满足于文化殖民地地位，即使标志着美国文化开始成熟的新英格兰人文主义（霍桑、梭罗、爱默生），也只是欧洲思想逸出的旁枝。19世纪末之前美国文学各种体裁，提到中国，多半也是学舌欧洲。
这两个文化要正面直接碰撞，才有可能产生更切实的文学影响。
第一次亲密接触，以相当奇特的方式出现：19世纪中期，美国中西部开拓热潮，大中西铁路和太平洋铁路的建设，加上突发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而中国内战迫使南方沿海诸省居民大量外迁，中国移民浪潮卷入美国，使基本欧裔的美国人突然面对一个全新的文化现实。
从这个时期开始，美国文化人才开始直接注视中国。某些英国人所著关于中国的书开始成为文化圈中的热门读物。而美国诗人也开始“翻译”中国诗。最早有卡鲁斯（Paul Carus）和斯托达德（Richard Henry Stoddard）的译本。他们的“翻译”大都是法德两国汉学家译文的转译，很难说有多少中国味保留下来。当时欧洲译者倾向于把中国诗译出色彩浓艳的异国浪漫情调，让“文化贫乏”的美国人惊喜。
与之正相反的是，当时进入美国西部并渐渐向中部东部迁移的中国劳工移民，却让美国人觉得“色彩灰暗”：诚实，勤劳，狡黠，迷信，他们带来妓院和鸦片馆，怪异的“唐人街”文化。
因此，这时期的中国题材诗，几乎被撕成互不相关的两半：一半是“现实主义”的，以中国移民为题材，大量刊印于当时涌现的地方报刊，多半是拿中国人开心的所谓幽默作品，也有侮辱移民的种族主义打油诗，成为当时美国俗文学一个特殊景观。另一半则是抽象的，书上读来的中国，用绮丽文字写入华美诗章，作者多半是“主流文人”，理想主义自由主义色彩比较浓。
悖论的是，前一种“俗诗”，粗鲁，劣陋，鄙俗，充满“草根层”偏见，却是真正的美国本土文学，可称为“现实主义”；后一种是知识分子的诗，精雅但无生气，是欧洲传统的呼应。
有相当多的研究者，以是否“反华人”作为诗的价值判断标准，就是自找难题做了。
要等到20世纪初“诗歌文艺复兴运动”，美国诗歌主流拥抱东方诗学时，才开出一个新局面。
2.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74）
19世纪文坛领袖之一霍尔姆斯，他的一首诗至今常被人引用。1868年美国传教士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带领第一个中国使团游历西方，两个中国官员蟒袍红顶，带了30名随从，第一次出现于西方官式宴席，轰动可想而知。霍尔姆斯特别擅长命题作诗应酬。1868年8月他在为使团举行的宴会上朗诵诗。
霍尔姆斯的这首诗格调传统，押韵守律，但字顺句畅读来朗朗上口。其主题是两大民族理想主义式的拥抱——互相开门：
大开吧，你，黄金的门，
向那卷起来的龙旗！
宏伟长城的建造者，
开启你们的高山防线！
让太阳的腰带
把东西方裹成一体。
直到夏斯塔山的轻风
吹动大雪山皎白的峰巅——
直到伊利湖。把蓝色的水
融汇入洞庭湖的波澜——
直到深邃的密苏里湖
把水灌入奔腾的黄河——
第一段诗化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第二段颇有一些“殖民输出”的味道，可能是霍尔姆斯只是个诗人，或可原谅。但下面这两行名句，还是相当真诚的：
我们，夜晚的最后出生者
欢迎你们，曙光的孩子！
可能是为了押韵，谦词有点过分。不过，他把欧洲文明称作夜晚，把美国这欧洲文明的最后产物称为“夜晚的最后出生者”（the evening"s latest born），而称中国人为“曙光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the morn），不仅诗句漂亮，而且识见过人。
这两行诗，表明的“地理文化”意识，却是此后一个半世纪的绝妙预言，而且透露了美国与欧洲传统（“夜晚”）久合欲分的模糊愿望。
3.朗费罗（Henry Wadworth Longfellow,1807-1882）
19世纪最受读者欢迎的美国诗人是朗费罗。朗费罗擅长叙事长诗，几部名作至今脍炙人口，是美国文学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
朗费罗有好几首中国题材诗。他的诗集《各地方之诗》（Poems of Places）有一组专门写中国。其中第一首《罕巴鲁》（Kambalu，1864）写的是蒙古军队征服中亚，很难说与中国有什么关系；第二篇《人民的声音》（Vox populi，1870）其中国背景几乎没有仔细构筑，只是借用西欧关于神州（Cathay）的种种浪漫传说。
第三篇《瓷器》（China Ware，1877），写的是景德镇，其中很难说有多少故事情节，却把制瓷器的工艺过程描写得很仔细。另一首关于中国的诗《瓷塔》（The Porcelain Tower）写的据说是南京的一个著名景色，下文将谈到。这两首诗原是长诗《卡拉莫斯》（Karamos）的一部分，朗费罗自己很喜欢，因此重印在《各地方之诗》之中。
4.斯托达德（Richard Henry Stoddard，1825-1903）
朗费罗对中国题材兴趣强烈，他竟然在自己的诗集中重印了另一个诗人斯托达德的十首“译中国诗”。上文已说过此人是美国首先介绍中国诗的翻译者之一，但他的翻译几近再创作。他的“原文”大都是西方汉学家翻译中国经典的散文，有的来源更奇特，例如《好逑传》中的《以诗为证》。写中国这样遥远陌生的国家，他有权学术上不严密。
斯托达德关于中国的作品之多，可以说是19世纪美国诗人之最。1851年出版的《诗集》（Poems）中有《汉浦》（Kam Pou），《露露》（Lu Lu）等诗；1857年的《夏日之歌》（Songs of Summer）中有《马汉山小夜曲》（Serenade of Ma HanShan）；1871年他出版了诗集《东方书》（The Book of the East）；1876年出版的《美国的客人》一书中有专门一章诗写“中国来客”。1880年版《诗集》（Poems）则换了一个方式写中国题材。《他看到自己的家》（He Saw in Sight of His House）和《大师，我们能否》（Shall We，O Master），显然都是理雅各所译《论语》的某些章节写成诗，读来很有趣。
他的一部分“翻译诗”，用的是三音步抑扬括体，四行一节隔行押韵，颇为勉强；另一部分“译诗”用的是素体诗（blank verse），就较为流畅，自由，没有过分刻意的涂抹，保存了一部分中国古典诗的清淡风味。
斯托达德的诗歌成就不高，若不是朗费罗倾全力推荐，他很可能被文学史忘却。在当时纽约文学圈中，他却是一位大名人，主要是由于他的评论与编辑工作，以及他家的文学沙龙（其妻是当时著名的小说家）。作为活动家，他对中国的兴趣渐渐感染了美国文学圈子。
5.政论诗
在19世纪的西方，诗常被用作时评政论。“诗歌议政”（不是鼓动）是一种并不顺手的政治宣传方式，但19世纪诗歌读者的“阅读期盼”，与20世纪读者很不相同。政论性诗作，被看成是很严肃的写作方式。
政论诗歌涉及中美关系的，在19世纪的美国数量还相当多，大部分不值得在这里讨论了。我们要指出的只是诗人一般比较倾向于理想主义，因此对帝国主义行径大多持激烈反对的态度。上世纪有些文名的诗人尤金·费尔德（Eugene Field）写中法战争的诗《法国佬滚回去》（The French Must Go）作于1883年，是19世纪少见的谴责帝国主义的作品。这位诗人对中国所知极少，诗中的中国士兵都以洗衣为业，中国军官爱开鼠肉宴，但诗对中国军队大捷作了狂欢节式的描写。
美国对列强侵华，似乎置身事外，可以指指点点。19世纪末美国最重要诗人威廉·伏恩·慕迪（William Vaughn Moody，1869-1910）的《猎物》（The Quarry）一诗，指责列强，支持麦金利总统宣布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个政策一方面是美国要求在列强所强取的特权中分一杯羹，另一方面也向企图独占中国的欧洲国家提出了阻吓。慕迪显然把“门户开放”看得太理想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