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罗厄尔的优点是能迅速跟上潮流，而且还努力站到潮流的前列。在她1917年之前的言论和作品中，我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中国诗的话。成为意象派领袖后不久她就声明：“我已经完全沉浸到中国文学中去了，我搞到所有的英语和法语译本，而且我开始懂得了许多我以前不理解的东西。”
她有非凡的自信心，不久她就能凭着一鳞半爪的知识自命为中国诗的权威而到处演讲。我们这里抄录一段有关她某次演讲会盛况的记载：“1922年5月16日她在芝加哥大学孟德尔大厅为慕迪基金会做关于中国诗的演讲。1100名听众把大厅挤得满满的，主持者告诉她尚有几百人留在门外。”
罗厄尔想做新诗运动领袖，也想做中国诗风气的领袖，她对这个方面任何挑战都十分敏感。当时的《诗刊》副主编尤妮丝·狄任斯在其回忆录中说到一件趣事：1917年狄任斯生病，在芝加哥住院。当时埃米·罗厄尔正在访问芝加哥，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人特地屈尊来到医院访问，使狄任斯受宠若惊。但她很快发现罗厄尔关心的不是她，而是想弄明白狄任斯即将出版的诗集《中国剪影》的详情，那时罗厄尔自己想译一本中国诗，她不愿看到有人走在前面。当她了解到狄任斯的诗集是以中国为题材的所谓“记游诗”，不是译诗，顿时释然，她们俩成了朋友。狄任斯为纪念这次会见写了一首诗，罗厄尔则为《中国剪影》写了赞扬的书评。
她们的友谊没能维持多久。1921年埃米·罗厄尔与弗洛伦斯·艾思柯用“拆字法”合译的中国诗集《松花笺》出版后，狄任斯在《诗刊》上发表长篇论文《论译中国诗》，对罗厄尔的翻译方法不尽赞同，罗厄尔立即写信给《诗刊》表示抗议，认为狄任斯此文是“有心给她自己的姐姐（指路易丝·哈蒙德，Louis Hammond，她也有一本中国诗选译）捧场”。可是批评《松花笺》的人不只是狄任斯一人，《中国学生月刊》这份中国留学生小刊物上发表了署名H·H·C（疑为张歆海）的文章，对《松花笺》批评颇为严厉。当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把刊物带给罗厄尔看，此文是中国学者写的，应当够权威了。但罗厄尔仍不愿示弱，在“头痛了一整天”后，还是写信给此刊，抗议评错了。
这是典型的罗厄尔作风：一着不让。
1945年，罗厄尔的合作者，懂中文的艾思柯逝世后，其丈夫麦克奈尔（Farnsworth MacNair）编辑出版了自1916年至1925年罗厄尔与艾思柯的通信集。出版者一时糊涂，把书寄给当时美国公认的中国诗翻译权威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请他写书评。在这本20年前的通信集里，两位女士谈到宾纳译的《唐诗三百首》已经成稿，有必要拼命赶工，一定要使《松花笺》抢在前面。宾纳读到此，心里之不痛快可想而知，他写了篇很不客气的书评，说是他处理译诗极为慎重，1922年译成的《群玉山头》一直到1928年才出版，他不屑与这些妇人抢风头。
笔者翻阅宾纳的档案，发现其实宾纳当年也是暗地在赶，只不过当时他的合作者江亢虎作为记者到苏联和欧洲去了，他无法找到江定终稿，这才拖了下来。这一拖，使他有充分时间修改他的译稿。到了1945年，明显地，《群玉山头》比《松花笺》声望高得多，宾纳这才可能对当年这场竞争表示高傲的轻蔑，其实在当时他何尝不想争先。
《松花笺》在20年代影响的确很大。笔者在哈佛大学的罗厄尔档案中找到当时著名的爱尔兰诗人柯伦（Padric Colum）的夫人来信，其中说柯伦对此书爱不释手，成天带着翻阅，而且说，据他们看来，此书在青年诗人中将会产生很大影响。
埃米·罗厄尔自己的创作也努力模仿中国诗。1919年出版的诗集《浮世绘》，从题目上可看出其中不少诗是取意自日本诗，但其中有一组诗“汉风集”（Chinoiseries）是仿中国诗，有几首很得中国古典诗歌神韵，此其一。雷克斯洛恩在60年代曾评论说“埃米·罗厄尔的作品至今日只有她的这组仿中国诗值得一读”。
4.弗莱契（John Gould Fletcher,1886-1950）
意象派的另一成员约翰·哥尔德·弗莱契对中国诗的热爱，也产生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成果。弗莱契早年移居伦敦，开始写诗，1915年加入意象派，但在这之前，他就开始自觉地接受中国诗的风格。弗莱契自己说他之所以参加意象派，就是认为意象派即中国诗。当时有评者指出：“当他把想象、音乐性、文词美和一种中国艺术的奇特感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组迷人的、美丽的抒情组诗时，他的诗作最出色。”
弗莱契甚至声称自己1914年后写的诗全是东方诗：“我对东方艺术各个方面的力量一直很了解，我自《辐射》（Irradiations）起所有的诗作，毫无例外，都是由东方艺术提供题材，并支配处理方法。”这未免有点夸张，但至少他觉得这样说是件值得夸耀的事。
弗莱契所受中国影响最明显的一首诗是1915年的《蓝色交响曲》（The Blue Symphony），此诗当时颇得赞赏。庞德当时与弗莱契过从甚密，想拉他参加意象派。看到此诗手稿后，他回信给弗莱契，说他“写了一首美丽的意象派诗”。
《蓝色交响曲》1915年发表于《诗刊》。1916年弗莱契访问芝加哥，发现蒙罗对中国艺术极为爱好，他怀疑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蓝色交响曲》才立即被刊登出来。他猜得对，但《蓝色交响曲》的确是弗莱契最好的一首诗，读起来意象很美：
此刻，最低的松枝
横划过太阳的圆盘。
老朋友很快会将我忘却，
但我还得走
走向那我忘怀太久的
蓝色的死亡之山。
在寒霜凛冽的黄昏
古老的钟为我敲起，
只一声，来自那酣睡的寺庙。
可能我的灵魂会听到。
余晖：
在星星露脸前
我将爬进黑暗。
弗莱契自己说他创作这首诗的灵感，是听马勒以唐诗为词的《大地之歌》交响合唱曲。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当时盛行的“中国文字拆解法”之影响。例如上面的选段第一、二两行，看来与莫（暮）字的构成形象有关。
弗莱契的《诗选集》于1939年获普利策诗歌奖，那时他已从欧洲迁回美国，参加了以新批评派为核心的“南方重农主义”派别。1950年他自溺于湖中。
5.蒙罗（Harriet Monroe,1860-1936）
《诗刊》的创立者是哈丽特·蒙罗，芝加哥文化界著名人士，有一定诗名。
1910年她周游世界，到中国。她留下的最深的印象，除了天坛建筑之美，就是诗歌在中国的地位。中国成为一个特殊世界的象征，在那里诗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普通人也有诗的理想，每个中国人或多或少是个诗人。这似乎是当时有机会访问中国的外国人共有的观感，例如尤妮丝·狄任斯访问北京后很受感动，因为“要做北京警察局长也得会写诗”。
这种观感有多少正确的成分，不必在此说明了。当蒙罗1911年回到芝加哥，她的确发现美国诗处于一种可怜的被冷落的境况，下决心募捐筹款以创立《诗刊》（Poetry-A Magazine of Verse）。
蒙罗自己对中国十分喜爱，30年代她想退休到中国去（当时她姐姐在山东芝罘度晚年），而让《诗刊》停办，被庞德来信劝阻。
蒙罗对中国诗的热爱是否影响到《诗刊》的编辑方针，或者说，《诗刊》对中国诗的热情是否超出新诗运动各刊物的平均水平？笔者仔细分析了《诗刊》所发表的中国诗的内容和规模，并与同时期其他杂志的情况作了比较，觉得并非如此。文学史家都同意，蒙罗对新诗运动各种倾向流派之一视同仁的态度是《诗刊》能成为新诗运动主要喉舌的原因。
从《诗刊》的档案中我们可以发现她并不是见到中国题材、中国风味或译中国诗就接受。喜欢写中国题材的女诗人伊丽莎白·柯茨华斯寄来几首诗，长久没得到回答，最后她写信催问：“很可能这些诗你感到不合时宜——也许你觉得在《诗刊》的桥下已有太多的中国龙和日本桃花。”
可是蒙罗本人写了不少关于中国题材的诗，下文中将陆续提到。作为诗人，蒙罗不一定很出色，但她创办并主持的《诗刊》是“美国诗歌文艺复兴”的中心刊物，此后一直坚持，直到今日还在正常出版，并且依然是美国诗坛最重要的刊物。
6.林赛（Vachel Lindsay,1879-1931）
蒙罗对中国题材诗有时明显偏爱。伐切尔·林赛的诗《中国夜莺》即是一例。
林赛于1913年在《诗刊》上发表《布斯上校升天》，次年发表《刚果》，把他那种爵士乐节奏朗诵诗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引起很大轰动。 1915年他在《诗刊》上发表《中国夜莺——壁毡上的故事》（Chinese Nightingale：Story on Chinese Tapestry），以旧金山唐人街华人洗衣工为主人公，但故事却是童话式的。此诗写得很迷人，虽然童话的框架使它不可能写得很深刻，可是蒙罗认为《中国夜莺》是林赛的最佳作。
当年（1915年），《诗刊》评奖（莱文森奖），蒙罗坚持颁给《中国夜莺》，而这一年《诗刊》上还刊登过T·S·艾略特的成名作《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不少美国文学史家现在提起这一点就愤愤不平，认为蒙罗不识好诗。但在当时，识得《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好处的人并不多，而《中国夜莺》却是得到众口赞扬的。1917年麦克米伦公司出版林赛的诗合集，题名就叫《中国夜莺及其他》，据林赛的信，这书名是商业敏感性极强的出版社取的。
的确，林赛这首诗自有其魅力，在林赛的诗歌中它有独特的地位。为林赛赢得“现代行吟诗人”之名的早期诗作，《刚果》和《布斯上校》，不免让人觉得剑拔弩张，而此诗基调却婉美动人。林赛自己最喜欢《中国夜莺》。据诗评家道依契说：“林赛认为《中国夜莺》比他的其他诗都高一筹，因为这首诗满足了他对色彩和东方式华丽的渴望。”
林赛把这首诗题献给他当时正在狂热追求的女诗人萨拉·梯斯台尔（Sara Teasdale），可见他自己对此诗的重视。
1926年，亨利·贝拉曼（Henry Bellaman）对蒙罗的全部编辑工作作一检讨，指出她的编选并非没有缺点，但有不少真知灼见，发现不少好诗，其中包括《中国夜莺》：“蒙罗小姐看出林赛早期诗之可爱，也发现《中国夜莺》那种令人难以忘怀的魅力，这首诗肯定是当代最出色的诗之一。”
林赛当时在美国诗坛享有盛誉，当然也有人对此不服气，说他只是个“娱乐家”。但弗莱契说了一句公平话：“自从《刚果》和《中国夜莺》出版后，我便认识到这个诗人理应得到美国公众给他的赞美。”
蒙罗也再三坚持认为她选中《中国夜莺》没有错：“即使这本新书只有其标题，它仍是一个成长的记录。《中国夜莺》有一种形式上的美——紧凑而又完整——比作者其他较长的诗都出色。”
多年之后，她依然坚持原看法，她写道：“很可能《中国夜莺》会成为林赛表现人的精神的最雄心勃勃的作品，在这个神秘而又宏伟的宇宙中，人面临屈辱又面对幽默，既有骄傲又有惊诧。”
据1970年统计，《中国夜莺》被收入九种选本，考虑到这首诗有相当长度，比《刚果》和《布斯上校》长得多，此诗的确大受欢迎。
林赛此后又写了一首中国题材的长诗——1918年发表于《诗刊》的《中华帝国在崩溃》（The Chinese Empire Is Crumbling Down）。此诗把中国传说与西方故事混杂在一起，并不见佳。它的意义在于其国际政治背景，我们下面将讲到，《诗刊》该期所附作者介绍是林赛自己拟的，其中说：“中国，其博大，其广袤，其持续的力量，在这首诗中得到表现。中国是这位诗人多年以来思想中喜爱的主题。”
林赛对中国的这种热情，在当年他的诗人伙伴中引起的反响超出我们的想象。在芝加哥大学《诗刊》档案中，笔者找到诗人威廉·罗斯·倍尼特（William Rose Bennett）给林赛的诗体信《致中国大使阁下》（To His Excellency，The Ambassador of China），这首诗似乎一直没有发表过。诗一开头写道：
伐切尔，我向你致敬！
你建造了一条金光闪闪的中国长城。
7.宾纳 （Witter Bynner,1881-1968）
新诗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威特·宾纳，现在文学史上提得不多了。他之所以还被人记得，是因为他是《唐诗三百首》的英译者（The Jade Mountains，《珠峰玉峦》或称《群玉山头》，该书据说曾是各大学世界文学课程和东亚文化课程多年使用的教本。有论者认为至今没有汉诗译本能望其项背。而雷克斯洛思甚至认为宾纳译的元稹《遗悲怀》一诗是“本世纪最佳美国诗之一，也是宾纳自己的最佳作品”。
宾纳本人出过18本诗集，连阿伦·退特（Allen Tate）这样新批评派最重要的批评家也认为宾纳“理所当然是美国诗坛领袖人物之一”。他与当时诗坛文坛许多人都过从甚密，在新诗运动时期，宾纳的地位是很高的。
宾纳是仿中国诗的开风气者之一。1927年，约瑟夫·路易斯·弗伦契（Joseph Louis French）编《莲与菊》（Lotus and Chrysanthamum）一书，收有中日诗译文，并附有仿中日诗37首，其中宾纳的仿中国诗竟占20首，可见他当时在这个题材中领袖群伦。
宾纳原先诗学态度保守，对新起的诗派之醉心于“远东诗”持讥嘲态度。1916年他与诗人阿瑟·戴维森·费克和女诗人玛齐莉·赛弗特（Majorie Seiffert）三人用化名爱麦虞·莫根（Emmanuel Morgan），安娜·克尼许（Anne Knish）和爱利加·海依（Elijah Hay）（后两个人换了性别）搞了一个“骗局”，发起了“光谱主义”（Spectrism），写了一大批诗，都是在戏仿意象派、旋涡派和其他时兴诗派。
他们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光谱主义”立即被各种杂志认真重视，一时成了美国诗坛大新闻，有的杂志要准备出“光谱主义”专号。不少新诗运动主要人物如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埃米·罗厄尔等都表示“光谱主义”的诗值得赞赏。这幕讽刺喜剧延续了两年之久，才被“光谱主义者”们自己拆穿而收场。
“光谱主义”所嘲弄的，正是新诗运动中不少诗人在认真运用的技巧，例如直接描写物象，意象并置，意象叠加，简略句式，短自由诗等等。
有的“光谱诗”，今天看来明显是开玩笑，但也有一些写得不错。因此，等到骗局拆穿，威特·宾纳发现他自己也无法摆脱“光谱主义诗人爱麦虞·莫根”的幽灵：“我现在不用力气就能写出应当是莫根写的诗，我已经不知道他在何处结束，我从何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