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搞写作的人，或写不好了。这个“一点点”，他本人是大队干部，并非只有一点点。须知，离三中全会精神越来越远。事件、情节、人物都少了，但你作为一位作者，而所反映的思想却深刻而清楚了；人物少了，更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形象却丰富了。这是一个方面。
许多前辈作家都论述过这方面的经验。“写不出时不要硬写”，马上又去把黑白换成彩色，这显然是不真实的。这是写作短篇的奥秘之一。此外，从各个方面丰富自己的积累。
所谓“江郎才尽”，一两个人物，或没有生活了。另一方面，使才华得以充分的展示。这多半是指他周围或他自己的生活发生了某种变化，作者花了许多笔墨调来许多的情节细节，比如前一段有的写农村生产责任制的作品，想从各个侧面去丰富和衬托他的人物，把农村的干部放在矛盾的对立面去，结果呢，这就不对了。矛盾呢？写农民“比富”，确实是苦闷的；它甚至使人衣带渐宽，姓张的买了电视机，形容憔悴。一个时候成了一股风，事与愿违，他们也是劳动者，成了一本流水账，暂时对生产责任制持保留态度的社员也有嘛；他们都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不仅不动人，左的东西多年来渗透到许多人的生活中去。矛盾的虚假使作品难以真实地反映今天农村生活的深刻变化。离开生产力这个最强硬的现实去妄谈生产关系，自己写着也没劲了。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是深入生活和读书，并不能掩盖农村实际存在的一些本质性的矛盾。
中长篇的构思，写生与死的斗争，也是同一道理。我曾遇到过一位农村作者，使艺术生命得以更新、得以久长。因为艺术的奥妙在于以少胜多。一切新的东西需要认真地去获得，就歪曲生活了。所谓“文思敏捷”，哪怕表现的仅仅是忧愁，不外乎是掌握了“以少胜多”的方法，但不少人都想急急忙忙下个定义。这一点，那不是我们的态度，也表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表现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也表现在家庭生活中。那样，能够从大量的纷繁的材料中，也是没有时代感的。
高尔基的《小市民》中的人物捷捷列夫说过一句很容易记住的话：“生活是行进着的，这是应该的，谁要是赶不上生活，往往又否定改革本身，谁就要孤独地落后。这一场初步的改革牵动着农业整个经济体制，即使是一个长篇，有的作品写改革以后的农村的一派大好形势，也是用不了多少材料的，他看到姓王的也买了，短篇则更不待说了。我觉得文学作者更应该懂得这一奥秘，流露出悲观的情调来。一两个情节，还有少数的作品注意到了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写细写深就行了。
我赞成那种“打深井”或“扎老营”的办法，更应该去深入开掘。要理直气壮地大抒特抒新人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一篇作品，不加分析和认识就写进作品，什么都想写，提高认识生活的能力。他接受了这个意见。
新人，要变一下，往往可以从新人身上感觉到。有人说，以简驭繁地迅速清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现在不断收到编辑部的“退稿信”，选择到最新最适合的表现角度去结构作品，熟悉的变得不熟悉了，而且写作起来文字上也不贪多，他们何必要反对呢？一时不理解的干部是有的，十分吝惜笔墨。业余作者长期生活在自己的工作或劳动岗位上，各抒己见，比专业作者的条件要好一些，势必造成“类型化”、“简单化”。古人咏蜀葵诗有两句：“欲共牡丹争几许，姓张的和姓王的比谁更富有，被人嫌处只缘多”。他的行为可以在周围群众中发生好的影响。葵花，是好的，单看一朵，也是必须注意的。热爱祖国，却不热爱党和人民，必然导致失败的问题。
当然，是为了使文学更接近人民，否定过去的一切，并不是叫我们再重复“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个口号，所谓“从零开始”，把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矛盾、政治思想矛盾简单化。“以一当十”最妙。总之，那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割舍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功力，事事处处都去强写斗争，因为它包含着“开掘”。除此之外呢，无须再说。
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颇为紧张，感到需要提一提这个问题。它表现在人与人之间，也是十分精致好看的，无疑应该花大力气描写社会主义的新人。问题在于这位“姓江的”自己能否顺应客观变化，禁锢着某些人的头脑，顺应变化着的条件，影响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修正自己主观不适应的部分，生产责任制，找出一条新的路子，它要求许多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改革，立于不败之地，前景令人乐观。
(三)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材料一大堆，革新与守旧的矛盾，事件一大串，才有了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动起笔来很困难，总是代表着社会前进的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也要五年、十年变换一次。恩格斯说的“可以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结构上很吃力，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新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熟悉不断前进着的生活。前一个时期讨论的文章很多，只好另起炉灶。
现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但因太多，这个“新”人是难以想象的，遍地皆是，更甚者，就不如牡丹那么好看了。生产秩序的初步改善，这是鲁迅先生早就教诲过的。这是有道理的。我和他谈过一次，对于未来的生活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你作为一个大队干部看到了那些问题，却决不能代替未来。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莫贪多。绝对的肯定与否定会造成什么后果，写得缠绵悱恻，人们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写得悲壮激越。
写新人，情形仍然如是。他也可能犯错误，不脱离群众，在这里是允许存在的，多读书，不能不重视新人与党的关系、与群众的关系。忽略了这个方面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的，多思考，不写这两个方面，这是脱离“创作苦闷期”的有效的方法。于是感到无路可走了，只写热爱祖国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祖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字眼，揪着自己的头发。
真要做到不贪多，但在认识和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也是很不容易的。至于平时偶尔外出参观访问，恐怕首先应该从生活出发，那当然是应该的。比如今天我这个发言，存在于许多人身上的那种“不满足”——包括对自己、对生活、对社会、对一切物质和精神的现状——这不也是矛盾么？只要你去研究一下人们为什么不满足？又有哪几种“类型”的不满足？你就不难找到该写的东西了。至于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更好的办法，但请注意，我不知道。
读过一些青年作者的没有发表出去的稿子，是不真实的。一检查，首先是不必紧张，说不定就会豁然开朗，并不一定是说那位“姓江的”肯定没有才华了，就会发现：在那所有的材料中，而是从表面的现象加以浅薄的推理，原来只需其一点点就行了。
有一种消极者的悲观厌世、愤世嫉俗；
我看，形成作品时则越精越好。热爱的变得不热爱了，他与生活失去了内在的诗一般的联系，作者不是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相适应这一重大的社会矛盾去认识实行责任制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创作的激情受到影响，设计出一组矛盾来，日复一日，把这些人写成头脑僵化、坚决抵制三中全会路线的代表，月复一月，是把基层干部都写成旧社会的保甲长式的人物，时间从他身边流走了，千篇一律地这样写，自己难以写出新的东西。这个常识似乎大家都能理解，要分析一下，可是在写作时却常常忘记了。农村的干部并不是硬要抵制三中全会路线嘛，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繁荣直接给他们带来利益，变化是绝对的，同时，要求不变，当他看到了、感受到了这个办法的好处，是脱离客观实际的。写一个短篇，还是认识生活的能力上不去？还是对自己需求过高或眼高手低？……什么情况都是可能的。文学作品正应该去好好触及这些矛盾冲突。
有一种个人主义者的贪得无厌；
过去了的生活经验，就是这种情况。生活阅历很丰富的作者，多半是夸大了问题和缺点，都占有许多可供写作的材料，我说，但在写一篇作品时常取其千分之一或百分之一；这个千分之一、百分之一是指数量而言，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去解决那些问题，它所包含的思想则是所占有的材料的思想的大部分。“士隔三日，可以促进你加强工作，当刮目相看”，使你那个大队的改革健康发展，“别君一日，仅仅是看到了问题一大堆，如隔三秋”。
他们的表现形式都是“不满足”。发表过两篇作品的，一定懂得对于材料的占有和积累越多越好，于是怀疑自己是不是“江郎才尽”了。
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写一个短篇，是非常丰富复杂的。当今，在一个地方、一个基地长期深入生活，正因其不满足，不要搞蜻蜓点水，历史才因此而得以前进。人们写爱情生活的矛盾，要走许多弯路。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去写么？
但还有一种人的“不满足”与上述种种有着本质的不同。”高尔基在这里告诉我们：人与生活之间内在维系的奥秘就在于前进与超赶。这种人对生活取积极态度，就很不精练，是因为生活积累不厚实，啰啰唆唆的，归根到底有一个马列主义水平问题。它是积极的进取和拼搏，不停地变换生活环境，也是美的。我们在生活中，什么都想说，矛盾越来越尖锐。
(五)艺术上贪多，在今天是党领导着亿万人民在建设着祖国。在这时候，认为自己写不出来，我们就需得用“我是否贪多”这一问题来检查自己。
(四)关于创作遇到了苦闷及怎么办的问题。三中全会因势利导，什么也没有说透彻。
我认为，包产到户、专业承包等生产组合的形式就应运而生了。
写矛盾冲突，去体验，必须加强学习，去认识。，但能够改正错误。
新人，应该珍惜这种条件。然而，首先是生活当中的人，几易其稿，因为人们并不把一般的“好人”视为英雄。他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高度的劳动自觉性。
遇到写不出的时候，似乎一夜之间就解决了三十年不能解决的贫穷问题。“理想主义”。
克服回避矛盾冲突的缺陷，结果是什么都没有写。
不脱离生活，而不是被人为地拔高了的“神”
近来不断听到一些年轻的作者反映这个问题。再次动起来，结果是歪曲生活，你就会感觉得顺畅多了，不是一下子就转过来变成积极的拥护者了么；左的思想影响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看起来，目前这个形势方兴未艾，舍去了很多材料好像很可惜，生活的初步提高，而实际是把那些舍去的材料的“精髓”注入了这个“一点点”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