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据我所知，近几年来你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写一部长篇小说上，同时也发表了《上行车，下行车》等表现城乡接壤地区知识分子生活的系列短篇小说和作为《果园的主人》续篇的中篇小说《秋之惑》，可是仍有人认为你是难产作家，你也是因为眼花缭乱的文学思潮、文学观念而陷入了惶惑与窘困，不知你以为如何？
答：我写的作品是少了些。不过我还是发表了一些作品。这说明我并没有举步不前。几年来文学思潮迭起、文学观念激变，我是十分注意的。可是我觉得并未迷乱。只要联系我的作品来考察，就可以看出我没有六神无主、东偏西倒。我始终认为，文化学、心理学、当代美学、各种哲学的研究，可以开阔思维视野，可以在认识生活时多一些角度，但是文学创作终究得按照文学规律、特别是文学与生活的辩证规律从头做起。文学创作不能从某种观念、某种学说上生根发芽。文学创作得把根扎在生活的土地上。
问：作家必须坚持独立的文化精神，创作必须有牢固的根基。但这与封闭和保守是绝缘的。事实上，你的近作在取材角度、审美方位、表现方式、艺术思维方面都有某种调整、丰富和发展。例如你在《绿肥红瘦》中写了小青本能的青春期的躁动，在《人生一站》中表现了小城优雅的闲散的文化气氛以及它的销蚀作用，在《秋之惑》中探索了二丫等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等等。所有这些，都明显地受了有关思潮和观念的影响，而且于你真切地表现生活也有裨益，难道你没有自觉到这一点吗？
答：我是注意吸取新思潮、新观念中有益的东西的。但是我觉得我是根扎在自己的土地上来进行鉴别、择取、借鉴的。我不主张保守和封闭，但我也不主张盲目认同，更不主张本末倒置。我的借鉴是为了增加认识生活的角度，丰富艺术表现的手段。我始终立足于我那片生活领地，关注着领地里人的命运。譬如刚才谈到的《秋之惑》就是怀着对果园兄弟姐妹命运的关心而提笔的。从《果园的主人》发表以后的四年里，我一直对农村改革的现实和进展、农民情绪以及命运的沉浮隐隐感到忧虑。我在《秋之惑》中融入了这种隐忧。文艺界的“黑马”刘晓波鄙弃中华民族的这一片热土，认为西方文化所表现的迷惘感、荒诞感、困惑感、无家可归感这类危机意识才是人类“伟大觉醒的标志”。试设想，假如离开本国民族的生活感受，离开民族的文化心理去追求那种“觉醒的标志”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学呢？我作为农民奶汁养大的中国作家，我能离开我的乡土，离开对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命运的关注，离开对他们的文化心理的探索去表现那种“觉醒的标志”吗？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有些青年作者热衷于那些东西，还认为那才是“现代意识”。那不是现代意识！现代意识应当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意识。
问：《秋之惑》无疑是地地道道的中式艺术建筑。不过现在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它融入了忧思而更有深沉感。一种却认为它渲染了困惑，给人以压抑感。你的自我感觉如何？
答：作品中的“惑”是一种表层形态。它所传达的是改革的艰难。而艰难中又透露着理想。不知你注意到华良玉这个人物没有？华良玉就是我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当然这不是过去那一类头上有光圈、不食人间烟火的理想化的人物。但他确乎又是农村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在农村波浪式的前进中时沉时浮，但终究没有沉没。他在改变尤家山面貌中遇到阻力，内心充满了矛盾，可是并没有丧失信心。他体现着尤家山的希望和未来，寄托着作家的理想和愿望。后来他不是同尤金菊分手了吗？不就在感情上和事业上与二丫结合了吗？
问：华良玉这个人物也引起了争议。对华良玉在婚恋上的“朝尤暮丫(二丫)”，对他在离土问题上的“恋土情结”，有的人认为这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有的人则认为这表现了一种保守的文化心理，一种落后的农业文明，你怎么认识？
答：能不能不加分析地认为与尤金菊结合、离土进城才是进步，否则就是落后？能不能笼统地以城市与农村地域的区别来划分文化和文明的先进与保守？恐怕不能。这些年我一直对农村知识青年盲目流入城市的不合理的离土现象有一种忧虑。我并不一概反对农民离土进城。可是我不赞成在农村整个文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让有文化的青年纷纷离开乡土，流入城市。我注重的不是空道理，我关心的是事实。所以我怀着深情写了华良玉与二丫“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通过华良玉的内心独白抒发了对土地的依恋。华良玉是一个回乡知识青年，一个果树农技员。他的事业在果园，他的感情在尤家山。他的经历、性格、心理决定了终究会同二丫走在一起。
问：这也许可以说是你坚持“独自面对现实生活的一切”获得的独有的情感体验，是你通过艺术形象发出的又一个“预告”。可是这种体验和“预告”能否真正成为一种启迪，还有待于实践来检验是否正确？
答：不过我充满信心。我始终认为：作家应是人类肌体上的最敏感的“器官”，可以最先感觉到社会这个大环境中某些细微的征兆，并用自己的声音向人们预告出来。社会不应该要求这种预告每一条都准确无误。但也毋庸置疑，对于人类来说，最主要的经验通常都带有普遍性。生存的困扰与艰辛，奋斗的成功与失败，爱与死，这样一些人生的重大体验，都是具有普遍性的——无论是知识分子，作家，还是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农家男女，大家同样都是人，便都具有同样的人生体验。
问：这里还想问问，尤金菊这个人物怎样？她在《果园的主人》里，显然是农村中的现代女青年，可是在《秋之惑》中却似乎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令人不解的是，何以《中篇小说选刊》在选载时，将着重表现尤金菊遭遇的章节删掉了？
答：也许你已注意到了，从《绿肥红瘦》开始，我就尝试着努力从生活的丰富、复杂的本来面目出发，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果园的主人》里的尤金菊显然单调了些。在《秋之惑》中，她的生活道路就坎坷多了，内心的矛盾也多了。她在城里长大，可是又是农村户口，受到种种歧视。她卷入经商的大潮，但她毕竟来自农村，付出了许多浪漫而又沉重的代价。她痛苦地诉说着农村姐妹们要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之难。至于《中篇小说选刊》选载时删了一些章节，而《小说选刊》选载时只字未改，两种版本，孰优孰劣，请读者评 判，我个人并不计较。
问：说来说去，看得出来，你仍然是坚持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认识生活，坚持文学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价值取向，强调文学要自觉地承担时代使命，作家要有独立的参与意识与批判精神的，这种概括是否恰当？
答：作家怎样看待生活各得其便。但“文学是人学”这一点恐怕无太大的歧义。我喜欢更逼近地看取现实生活，偏重于对人作社会学的研究和评判。我既不劝告别人都这样，也不在被人视“社会学评判”为“非文学”时而动摇。人人皆有局限。小说是各式各样的。作家也不过“在自己的园子里种自己的庄稼”。可是我却认为，研究、评判人生的各种各样的角度中，社会学是最重要的角度，它会影响甚至左右别的文化的、心理学的角度。近几年来有些作者完全离开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正确观点，不断地向“内宇宙”倾斜，写出一些非社会化、非现实化、非理性化、非历史化的作品。这些作品恐怕与正在艰苦中建设四化的人民群众格格不入。
问：从你的谈话还看得出来，你仍然是坚持“直面人生，开拓未来”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坚持现实主义所具有的引导群众关注当代现实生活的品格的，这种认识是否符合实际？
答：我是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首先是一种精神。它要求尊重现实，能动地反映现实，从现实的角度反思历史和展望未来。作家都生活在一个具体的现实环境中，每个时代的作家都受他生活于其中的诸多现实环境的恩赐，从中获得构成文学的各项要求(主题、人物、语言等)，同时还受到制约。时代的恩赐与制约同时作用于一个或一群作家。如果他在创作实践中承认这种恩赐与制约，那么作品就会是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家本人便是属于现实主义的。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环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历长期浴血奋战，牺牲了无数先烈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现在群众正在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进行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文学不能忽视这一重要的现实。现实主义作家应该自觉地强化社会主义文学这一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观念，遵循文学的“二为”方向。近几年来有些作者或者蔑视现实主义，远离现实，致力于写太古洪荒，玩弄各种没有内容、光怪陆离的形式，或者歪曲现实主义，客观主义地展示“原生态的生活”，还称之为“新写实主义”，所有这些倾向都是背离现实生活环境的，忘掉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使命。
问：现实主义正在为自身的完全的价值实现而走着自己的路，正在多元竞进状态中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可是现在“现实主义过时”的论调，贬损现实主义文学史的论调也叫得很响，你当然有自己的看法？
答：现实主义仍将是文学的主流。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过程也不能抹杀。现在最值得注意的是“重修文学史”的口号和实践。“重修文学史”的提法本身并非不可。事实上每个时期的文学史家在回顾和研究前人留下的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时，都会有新的感受和新的理性判断，因而伴有一部新的文学史面世。然而有的人在“重修文学史”的口号下所进行的工作却是不严肃、不科学的。至少他们对赵树理、柳青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否定、挖苦，不是一种严肃的理论态度。正如夏衍所说：“勇则勇矣，智则未必。”赵树理、柳青生活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赋予作家的使命，有它鲜明的历史特点。如果今天的人稍有一点历史的眼光，便会承认他们和他们那个时代的作家们的确是很好地完成了他们的时代使命。要是没有他们的作品留在那里，后来的人们将会遗憾地发现我国文学史少了一个环节，少了那么重要的一页。我们对待文学的历史，正像对待人类的历史一样，既要有丰富的学识和科学求实的精神，更要有历史主义的态度。轻薄狂妄地否定一切，是史家所不取的。当然，想否定也是否定不了的。文学史是有继承性的，难以割断的。对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概否定的这股思潮，显然是近年来理论界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以及对马列文论中关于辩证唯物论 的反映论进行否定这种思潮在文学界的余波。这并不奇怪。因为现实主义文学所依凭的哲学正是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
问：末了，还想问问你今后创作的打算？
答：年岁不饶人。今后我想以写长篇为主。我有一些准备，但还不够。还需要生活和思索。当然在写长篇的同时，我会不断地写些短篇和中篇。《人生一站》《雨中的愉悦》《上行车，下行车》等短篇就是近年来打算写的系列短篇中的一小部分，主要写县城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一种“半城半乡”的文化环境。我想陆续写出一二十篇之后出一本书。何时完成现在不好说。总之，我觉得这很有意义，我会努力去完成它。至于长篇，我认为自己的优势还是在写农村生活，写我熟悉的、热爱的乡亲父老们。我希望这样的长篇不仅农民喜欢读，生活在城市的人们也喜欢读。当然，这比较难，我要努力去实现这一愿望。
问：你的《饥饿平原》怎样了？
答：暂名为《饥饿平原》的长篇小说早在两年前创作冲动之后就进入写作。可是后来才感到冲动并不等于能力。冲动与能力往往存在很大差距。我正在反复修改，缩短这之间的距离。我希望在思想上有新的突破。可是这非常之难。
问：祝你在克服困难中前进，祝你新年创作丰收。
答：谢谢。
(答评论家邓仪中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