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把握；“枢”，是门扉的转轴，主管门的开关。“持枢”即把持枢机、掌握关键。本篇与全书各篇不同，言简意赅，让人怀疑是否是残留下来的某个自然段，道藏本也在其注解的末尾这样说：“此持枢之术，恨太简促，畅理不尽，或篇简脱烂，本不能全也。”今读其文，意不连属。由此残篇看，本文似乎说到人君治世要效法天道，天之道崇尚自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顺时而行，有自己的固有规律。人君治世亦应如此，要善于掌握社会自身规律，把握社会运转关键，顺应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来治国安邦，以推动社会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转。其中所提到的诸如顺民生以治世，调动人民的积极性等等，都对为君者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原典
持枢，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成必败。故人君亦有天枢，生、养、成、藏，亦复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纲也。
译文
所谓“持枢”，便是讲的掌握自然之道。春天万物萌生，夏日万物长成，秋时万物收获，冬季万物储藏，这是自然界运行的正常规律，不可以扰乱和违背。谁违背了它，即使一时成功，终归也会失败。所以说，人间君主治世也有应该把握的自然之道，那就是使百姓生息，使百姓安居乐业，把百姓教养成才，并爱护民力，不可使用过度。这种顺应自然的为政之道也是不可扰乱和违背的。违背了它，虽一时强盛，终究会走向衰亡。这种顺应自然的为政之道，是人间君主治国的基本纲领。
以史为鉴
汉朝明君善治国
三皇五帝时代在中国各朝代读书人心中被目为黄金时代、大同世界，它之所以被人们如此向往，其原因可追溯到三皇五帝的治国方略。他们依照自然的法则有理有据地治国，他们崇敬美德并使百姓深受教化，他们的治国方针顺应民意，赏罚制度公正严明，于是天下大治，所以三皇五帝的声名才会流芳百世，被世人推为治世仁君之楷模。一代之兴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朝领导者的治国方略。
大汉天子，威名赫赫，大多善于治国。从汉高祖刘邦建汉到汉武帝开疆拓土达于鼎盛，由于一代代君王的治国方略合乎民意，这才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辉煌的大汉王朝。
汉高祖刘邦起于布衣，他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在建汉之后对百姓体贴关爱，废除了前秦很多的酷刑暴政，从而为大汉王朝的巩固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高祖之后，文帝与景帝两代，为恢复长期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凋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长达数十年不征赋税，很快达到国富民强，国力更为强盛，造就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汉文帝在位23年，秉持黄老无为思想，休养生息，一切从简。他崇尚节俭，在为君的23年里，从没有增建过任何宫室园林、车骑服饰；而当臣民有不便之处时，就以国家的积蓄来帮助。他从不轻易发动战争，主张以和为贵，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文帝便招来赵佗的兄弟，给予厚赐，以德感化，最终使赵佗深受感动，改帝称臣，消弭了一场内战。大汉与匈奴曾有兄弟之约，但匈奴违约入侵，文帝派将领镇守边关，坚守不攻，因为他担心国力不足以战胜匈奴，轻易攻打匈奴最终会侵扰天下百姓。文帝在用人方面同样主张无为，以德服人。被分封到东南沿海的吴王因故与文帝不和，称病不肯上朝，文帝不仅不怪怨，还派人赐手杖给他，并传语吴王因年老可免朝。群臣劝文帝用宣吴王入朝的办法将其软禁，文帝表面听从，实际上不予理睬。郎中令张武受过吴王的贿赂，文帝知道后，不但没治罪，反而赏赐他，让他心生悔意。
继文帝、景帝休养生息酿就繁荣盛世之后，汉武帝登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全国访求、推荐优秀人才，给他们立业的机会。兴办太学，修建祠庙，改正月为一年初始，确定历法，规范音乐诗歌，修建祭天灵台，顶礼百神，赐予周朝后裔封地。申明法度，号令建制，焕然一新，作为继承人，汉武帝遵循祖先的事业，学习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风范，施展雄才大略，在改善“文景之治”时的谦恭俭朴的政策，宽政待民的风气后，才使汉王朝达到了全盛时期。
汉元帝做太子时，认为宣帝执法太严。宣帝变了脸说：“我汉家向来交错使用霸道、王道，怎么能只用仁德感化来危害政权呢！”虽然在此显现了宣帝的谋略不够远大，但他采用或宽容或强硬的办法还是有原因的。汉高祖入秦约法三章，秦人十分高兴，这是和缓刑法的好处；汉武帝重修国法，改变了百姓懒散的生活习性，这就是猛烈刑法的好处。由此看来，法治的使用要合乎时宜。所以适当时候的严刑峻法，对治国也会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的。
《左传》中说：“政策宽松，国民易散漫，应用猛烈的法令去纠正；如果太过猛烈，民众就会变得残忍，这时应再实施宽松的政策。以宽松调剂猛烈，以猛烈调剂宽松，政治才能达到平衡。”《尚书》中说：“使用刑罚要时轻时重，审时度势。”《周礼》中说：“治理新建国家应用宽松制度，治理动乱的国家应用猛烈的制度，治理安定的国家应两者适中。”所有这些都是治国方略，都以顺应自然与民意、不违法理为治理国家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律。鬼谷子所谓的“持枢”之道也说人君治世要效法天道，天之道崇尚自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顺时而行，有自己的固有规律，人君治世也要善于掌握社会自身规律，把握社会运转关键，顺应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来治国安邦，以推动社会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转。
商场活用
京陶公司，“敬天爱人”
如果问日本人最敬佩的是哪家公司？人们无疑会想到松下、丰田，或者是索尼、三菱。可日本经济新闻社的一次评价却令人出乎意料，表明这项殊荣属于京都陶瓷公司。
京陶公司创立于1959年，起初只有资本300万日元，职工26人。它从生产电子工业陶瓷材料——半导体集成电路组装开始，30年后销售额达到25亿美元，产品也从电子陶瓷发展到机械陶瓷、生物陶瓷，从一般元件发展到生产摄像机、个人电脑，一举跻身日本高技术大企业之列。在以善于经营著称的日本人心目中，京陶之所以能一枝独秀的原因是它在管理上“技压群芳”：融经济与文化于一炉，集科学与艺术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管理特色和企业文化。作为日本人最敬佩的公司，京陶的企业文化和核心便是“敬天爱人”。
面对“企业”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组织，企业家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用什么来维系企业的存在——靠什么搞好企业？京陶公司的创始人稻盛和夫的结论是：人心比什么都重要！他说：“人们常常说人心易变，我却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再没有比人心更强有力的东西了。翻开世界历史、日本历史来看，人心之伟大以及它完成的宏伟事业实在是不胜枚举。”稻盛和夫在就任总经理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敬天爱人”这四个字作为社训。据说，“敬天爱人”一词出自日本著名政治家西乡隆盛的名言：“天赐吾与人生同一爱，故应以爱己之心爱人。”
稻盛赋予这四字以新的解释：“‘天’乃道理，讲道理即为敬天；‘人’即民众，以仁爱之心去爱民众，即为爱人之意。”20世纪80年代初，稻盛在总结公司的成功经验时这样说道：“社会上认为京陶公司是靠技术发展起来的，我却不这样看。迄今为止，我花在培育精神方面的时间要比用在技术方面的时间多一倍。我认为京陶公司成功的原因就在这里。我用‘以人为基础的经营’这句话来解释培养精神的含义。”
为了赢得职工的信任，稻盛首先毫无保留地向大家“暴露自己”以及关于自己的隐私和“丑闻”。自然也要求他的同事和部下像他一样坦诚、认真。在招收新职工时，他首先阐述的是自己的人生观、事业观，大讲“人为什么要劳动”、“本公司职工为什么拼命工作”等人生哲学，并强调“我录取新职工的标准不是能力，而是看他是否有理解贫苦人的心情，对别人的辛酸是否无动于衷，看他是否具有能力克制私欲，是不是一个坦率的人、老实的人”。
稻盛还利用一切场合宣讲他的“京陶哲学”：“来公司是为了拿薪水，这是不对的。既生为人，就应该让只有一次的人生过得充实。所谓充实的人生，或者是为了集体，或者是为了社会，总是要以某种形式对人有益。”“不能为金钱而工作，工作要靠心，靠精神去完成。”
在日常生活中，稻盛不忘向公司职工灌输他的“教义”。京陶公司有种“社风”，就是喜欢聚餐。来了新职工要聚，超额完成任务要聚，辞旧迎新要聚，而稻盛则是每场必到。他不是为了饮酒作乐，而是借此机会了解下情，解答疑问，消除不满，协调上下关系，进行团体意识的教育，进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所以，这种聚餐会后来被称为“稻盛和夫式的酒会”。
在今天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程度日显加深，而同时由于激烈竞争所带来的高强压力，又使心灵倍感沉重和孤寂，人们不禁发出了渴望真情的呼唤。真情、爱心在今日社会显得犹如沙漠之中的绿洲，而京陶公司便把自己塑造成这样一个绿洲。
日本人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至深，吸收了儒家文化的许多精神。其中，儒家的“仁爱”便被日本人吸收并发挥得淋漓尽致，从京陶公司的“敬天爱人”便可略见一斑。京陶公司在对待员工上，可以说做到了鬼谷子所说的“待人意虑之交会，听之候之也”，即待人接物诚恳，上下交流之后能广泛听从众人言论。而且，京陶公司“敬天爱人”的文化与策略可以说是抓住了企业经营管理的关键，深刻体现了鬼谷子的“持枢”之道。所以，经营好一个企业最根本的就是管理好这个企业的人，抓住他们的心，顺应其种种层次的需求，从而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