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是成功管理者的修身之基。公道正派一词，古已有之。公道，指待人处事要公平公正；正派，就是要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行端正，作风严谨。公道正派就是要求管理者对人公正，处事公道，待人平等。
【妙计详解】
经常耳闻目睹这样的现象，一个单位中有好几位领导，但是，当群众有什么矛盾或者问题出现，人们总愿意去找那么某几个领导去解决。问问原因，人们常常答曰：某某领导处理问题不公正，可不能找他。处事不公会引起下属的积怨，不仅给工作的正常开展带来负面影响，对领导者个人的前途也构成了隐患。为官公正，办事公平，这是当领导的基本素质。《新书道术》中说：“无私谓之公，不公为私。”宋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物不得其平则鸣。”可见，公平之说，古已有之。公平之人，公平之事，在史籍典册中，更是不计其数。
树立威信。权威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而给自己的，而威信则要靠我们自己的品德、学识、经验、智慧、才干、奉献、真诚、公正、廉明、率先垂范来构建。因此，每位领导要做管理的内行、业务的专家、为人的楷模、做事的榜样，在工作、学习、生活中形成自己的人格魅力，树立崇高的威望。
对待下属一定要公平，不可厚此薄彼、存私心。下属最忌领导偏心。因为种种原因，而不能公平对待每个人的成绩，或不能公平地处理每个人的错误，实际上起到的是一种离间的作用，孤立了被你偏袒的那一部分下属。因此会导致下属之间相互猜忌，矛盾重重。群体的凝聚力就会大大降低，这显然会给你的工作设下重重障碍。
“一碗水端平”有时很难做到，如诸葛亮要以公平服众，就必须挥泪斩了马谡，才不会在以后出现类似事情时有人说三道四。尽管马谡与诸葛亮素有交情。曹操曾经规定过无论何人之马只要进入老百姓的田地破坏庄稼就格杀勿论，在他自己的坐骑进入田地后，他也要“割发代首”，虽然有封建统治者的虚伪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了他的公平执法，从而极大地笼络了下属的拥护之心，为他统一北方，“挟天子以令诸侯”打下了基础。
历览古今多少事，公平之心不可缺。这不仅是处事的必需，做人的起码道德，更是一个领导者搞好上下级关系、做好工作的前提条件。如果办事不公平，搞邪门歪道，你那个部门那项工作就会出现偏差。
当然，完全做到百分之百的公平，也不那么容易。有时候，虽然主观上想公平，但由于人的认识局限性和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客观效果不一定那么公平。再加上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要求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即使你认为公平了，站在不同的角度，也会有人认为不够公平。有道是，“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暖和麦要寒。采桑娘子要晴天，种田哥哥要雨天”，正是说的公平难。有鉴于此，周恩来就曾引用上述谚语说：“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公平，要无产阶级的公平。平不那么容易，只要公就行了。”出以公心，就可能把事情处理得更公道些；而如果有私心杂念，那就难免不平，就像“木匠的斧子一边砍”了。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七十三》一书中阐述了这样一段富有哲理的话：“治理国家最重要的莫过于先任用能人，但认识人才的方法，就是圣贤也难以掌握。如果求他的好坏声誉，那么，好人坏人都争相求举，善与恶就混淆不清；如果考察他的政绩和行为，那么，巧取骗诈的人就大量出现，真与假就相互遮盖。最重要的是它的根本在于要尽量地公正廉明罢了。统治者如果能够做到公正廉明，那么下级有没有才能，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没有能逃过眼睛的了。如果不公正廉明，那么考核的方法，就正好成了营私、欺骗的凭借了。”
铁面无私，公正廉明，是领导者知人善任的关键，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尤其在今天经济大发展的环境下，组织、领导人更应该做到铁面无私，公正廉明，在识别、发现、考察、选拔、任用人才时，一定要出以公心，坚持原则，要从全面大局出发，彻底抛弃门户之见，破除私心杂念，这才是至关重要的。每个领导都要善于培养人才，识别人才，选拔人才，做到求才若渴，唯才是用，善于把每个人都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使其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这是每一位领导和组织人事部门的人必须具备的素质和条件；有了一大批这样的“伯乐”，我们就一定会开创人才鼎沸、群星灿烂的兴旺局面，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我们的目标就会如期实现。
【精彩案例】
清廉正直，有口皆碑——申屠嘉不畏强暴
丞相申屠嘉是梁地人。他年轻的时候力气大得惊人，能拉开最强的弓箭，于是当了一名武官，跟随高祖攻打项羽。项羽失败后，申屠嘉又随从高祖攻打黥布的叛军，并担当都尉。汉惠帝时，申屠嘉又当了淮阳郡守。张苍当丞相的时候，申屠嘉是御使大夫。后来张苍辞去丞相的职务，汉文帝想让皇后的弟弟当丞相，但是又怕天下人说他偏向自己家人。他考虑很久，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让御使大夫申屠嘉担任丞相，并封他为故安侯。
申屠嘉为人清廉正直，有口皆碑。朝廷里要是有人因为私事去找申屠嘉，他都拒绝接待。当时，太中大夫邓通最受皇上宠幸，被赏赐的财物数以万计。邓通常常在家里招待百官，连汉文帝都曾经到过他家做客。有一次，丞相申屠嘉上朝，邓通正好也在皇上的身边。邓通觉得自己跟皇上很熟，知道皇上宠幸他，于是在礼节上就表现出很散漫的样子，而皇上对此也不介意。申屠嘉看不下去邓通的这一表现，在奏完政事后，顺便对皇上说道：“皇上宠信臣子，能够让他富贵，可是，无论是谁在朝廷上也要讲究礼节，不能随随便便！”皇上却说：“怎么说是随便呢？这很正常，无妨大碍！况且也没有失礼呀！你不用多说了！”退朝之后，申屠嘉回到丞相府，立刻下令，叫邓通到丞相府来。邓通不敢去，申屠嘉更加生气，就想斩杀他。邓通非常害怕，就跑到汉文帝那里告状。汉文帝安慰邓通说：“你不要害怕，现在只管回去，要是有什么动静，我马上派人过去。”邓通回去后，越想越害怕，就主动去了丞相府。邓通一进门，就脱下帽子，光着两脚，低头认罪。申屠嘉和以往一样坐在那里，故意不理他，然后训斥他说：“朝廷是高祖的朝廷，你作为一个小小的臣子，竟敢在大殿上嬉戏打闹，真是太不像话了！按着规定应当斩！”接着马上吩咐道：“来人！把邓通拉出去立刻斩首！”邓通听了，吓得“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连声求饶，拼命磕头，头上都磕出了血。但申屠嘉还是不放过邓通，坚决命令手下人把他拉出去斩首。正在这时，汉文帝派人来召见邓通，来人对申屠嘉说：“邓通只是皇上用来开心解闷的，你又何必这样认真呢？用不着这么严厉地对他，你也不必生气，就饶了他这一回吧！”申屠嘉无奈，只好放了邓通。邓通马上又跑到汉文帝那里哭诉说：“我差一点就让丞相给杀了！”
申屠嘉当丞相5年后，汉景帝即位。
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晁错当了内史，很受宠幸，渐渐掌握了国家大政。晁错请求皇上更改各种法令，又建议责罚各位诸侯，削弱他们的势力，以保刘家天下。丞相申屠嘉不同意晁错的观点，就向皇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可是皇上并没有采纳，申屠嘉因此迁怒晁错。
晁错是内史，内史府的门是朝东开的，出进有些不方便，于是决定改开一道门，从南边出入。而朝南开的门，正好凿在了太上皇庙的外墙上。申屠嘉想借这个机会治晁错的罪，向皇上告发他随便开凿宗庙的外墙，准备让皇上诛杀晁错。晁错一个门客得到了这个消息，连忙报告了晁错。晁错很害怕，连夜进宫拜见皇上，向皇上说出了实情。第二天，各位丞相大臣上朝禀奏国事。丞相申屠嘉奏请诛杀内史晁错。然而景帝对这件事早有准备，于是回答说：“晁错开凿的不是真正的庙墙，而是宗庙的外墙。外墙里面还住着其他官员呢！况且，是我让晁错这么做的，并不是他的错！他没有罪！”申屠嘉很吃惊，却也无可奈何。
退朝以后，申屠嘉说道：“唉！我办事欠考虑呀！其实一开始我可以先斩了晁错，然后再报告皇上，来个先斩后奏。可是我却偏偏先请示了皇上，结果反被晁错戏弄了。”
申屠嘉一生正直，刚毅守节，然而他缺少谋略和学识，这一点跟萧何、曹参他们不同。
申屠嘉是一个很正义的人，只要是违反了法律和朝廷的各项规章制度，不管这个人是谁，他都敢治罪。他这样的人虽然缺乏人情味儿，可是任何一个朝代又少不了，因为摆在台面上的法律，名义上是人人都要遵守的。
如果今天有申屠嘉这样的人就好了。
一碗水端平——毛泽东搓和两虎将
王建安和许世友都是湖北老乡、黄麻起义的参加者，又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和搭档。
王建安原名王见安，黄安县桃花沙河村人，家境贫寒，幼年以乞讨为生，14岁时给地主王少山放牛，一天到晚还挨王少山的打骂。1924年10月，17岁的他又挨了王少山一顿打后，一怒之下，一把火烧了王少山的住宅，去武汉投军，更名建安。当兵吃粮两年，因不满旧军队的恶习，他逃回老家，召集60个穷兄弟，自己拉起一支武装，不久与中共黄安县地下党取得联系，1927年入党后，参加黄麻起义，成为了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的一员。
许世友是麻城县乘马岗人，家里也是穷得揭不开锅。8岁时，他跑到少林寺当了杂役，结果学得一身好武艺。一次回乡探母，杀了欺负堂弟的小财主，在逃亡途中又杀了抢钱的土匪，最后在军阀吴佩孚的部队里当了童子军。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他所在的北洋军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他被任命为连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离开部队，以招兵的名义回到大别山，投身家乡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被选为乡农民义勇队大队长兼炮队队长，随后也参加了黄麻起义，不久汇入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之中。
许世友和王建安同在一个部队，开始是在不同的连队，但两人都英勇善战，从战士到副班长、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几仗一升，到1932年12月，王建安已是红10师30团政委，而许世友则为红12师34团团长。1934年秋，王建安为红四军政委。两年后，许世友调任红四军军长。从此两人成为了军政搭档。一个是虎胆英雄，一个是军中儒将。红四军在他们两人的率领下，每次战役都是红四方面军（下辖第4、第25军）的主力，也是战功最大的部队，以善打硬仗和恶仗闻名。
1935年夏，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他们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曾率部再度随分裂红军和党中央的张国焘南下，再次爬雪山、过草地，给红四方面军造成较大损失。到达陕北后，1936年两人又一起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7年3月，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抗大也进行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活动。一次在批判会上，有些人揭批张国焘时，不加区别地把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扯了进来，且扣上“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帽子。生性耿直的许世友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大声地说：“有话直说，指着秃子骂光头算啥好汉？我不同意把四方面军从苏区撤出来叫逃跑主义。中央就没有逃跑主义？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
许世友的一席话，马上遭到斥责，被有些人叫做是“与张国焘穿连裆裤”。会场上还响起了“打倒托洛茨基分子”的口号，面对其他人的“批斗”，许世友边跳边骂，最后气得吐血，住进了医院。
谁知他在病床上躺了几天，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哪里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据地打游击去！结果，经他一串连，几十个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都同意与他一起回川陕老区去“打游击”。他们定于4月4日夜里“统一走”。这批人中也包括王建安。
4月4日，一切准备好了，就只等夜色降临，众人就不辞而别。在这关键时刻，政委出身的王建安突然醒悟了：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不能由着性子来！他立即报告抗大保卫处。保卫处长大惊失色，立即报告校长林彪。随即，林彪带部队进驻抗大，命令全校师生紧急集合。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走上讲台，按照王建安交代的名单点名，点一个，出列一个，捆一个，一连捆了三十多个。许世友是最后一个被点名的，他一听到点自己的名字，“呼”的一声，一个鲤鱼打挺，借助一垛矮墙，翻身上了房顶，大声喊道：“有种的上来，你们上来一个，老子一脚扫一个。”
警卫战士看着许世友飞檐走壁，没一点办法。他不下屋顶咋办？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闻讯匆匆赶来，和颜悦色地喊道：“世友，下来嘛，有问题下来讲，待在屋顶上，总不是个事啊。”
在刘伯承的循循善诱下，许世友才勉强地从屋顶上跳了下来，然后气呼呼地任保卫人员五花大绑，被关进了窑洞。
进窑洞后，许世友才“醒”过神来，大骂“出卖”他的王建安和“抓”他的林彪。这件事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冷静处理这件事，指示成立高级法庭，对涉案人员宽大处理，多数人释放，少数几人判了几个月的刑期，带头闹事的许世友被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刑最重：一年。随后，毛泽东两次去抗大与许世友谈话，终于把这位倔将感化了，许世友认识自己的错误后，对毛泽东佩服不已，从此一生对他忠心耿耿。出狱后，他逢人就说：“毛主席救了我。在延安坐了一年牢，胜过上三年大学。”
尽管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还是与“告密”的王建安翻了脸，从此不理睬王建安，两人多年的老交情也戛然而止。抗战爆发后，戏剧性的是，两人都到了山东，一个在胶东，一个在鲁中，所统领的部队是山东抗战最有力量的武装。可他们即使在山东军区一个院子里开会，许世友也是把头扬得高高的，从不和王建安搭腔，冷不丁还冷言冷语地蹦出句：“关键时刻做叛徒，在战场抓住了就会叛变。”据说王建安好几次有意和他消除“间隙”，但他就是“没理睬他”。两人之间虽然“不说话”，但在齐鲁大地上，同为山东八路军的两员大将，鬼子闻风丧胆，称为“俩克星”，老百姓则称他们为“山东双雄”。
两人都是毛泽东的手下大将，他们的“不团结”势必对工作产生影响。毛泽东看在眼中，暗暗决定让两员虎将消除隔阂，和好如初。但他没把两人叫过来一顿训，再命令他们“好”，而是“大智慧”地准备让他们去自行和解。
1948年8月，党中央决定解放山东首府济南，由谁来主帅呢？毛泽东“起用”山东“两虎”——许世友和王建安，让他们在共同的战斗中自己去“解铃儿”。在战役筹划阶段，他首先在西柏坡专门召见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此时王建安已率部在华北作战。8纵司令员的职位于1948年3月由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仁初接任了。王建安匆匆赶到西柏坡，毛泽东说：“千里请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攻下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