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进化是很早的。当神农时，已经离开游牧社会进入耕稼社会了。渔猎时代和游牧时代的情形，古书所传不多，据第三章第一节所说，已可想见其大概，现在不必多讲。所要讲的，便是农业时代社会的状况。四民，井田之怀疑，国野之别、贡徹之别，三泽公有，财政以农业为基，太平之义。
中国古代，人民的职业，分为四种：《汉书·食货志》上，替他下一个定义说：“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粥货曰商。”《管子》也把人民分做士、农、工、商四种。《史记·货殖列传》引《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材匮少。”是专就生产一方面说，所以略去士而加上一个虞。《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乌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臬；八曰臣妾，聚敛疏财；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把人民的职业，分做九种，总不如士农工商四种分法的得当。
这种情形，从今日以前，二千多年，差不多没有改变，而为社会的根柢的，尤其要推农人。要讲古代农业社会的情形，就要研究到“井田制度”。井田制度，见于《孟子》、《韩诗外传》、《春秋》的《公羊传》、《谷梁传》、《公羊》的《何注》，和《汉书·食货志》等书。咱们现在，且把他汇齐了，再行加以研究。
按《孟子·滕文公上篇》，载孟子对滕文公的话：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吟吟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他说：（一）治地有贡、助、彻三法，（二）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意思是很明白的，但是其中有几个疑点：
（一）夏殷周三代紧相承接，农夫所耕的田忽而五十亩，忽而七十亩，忽而百亩，那“疆界”、“沟洫”，如何改变？
（二）“彻”和“助”到底是怎样分别？孟子既说“周人百亩而彻”，如何又说“虽周亦助”？
（三）“夫世禄，滕固行之矣”一句，和上下文都不相贯，夹在里头，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问题，由于从前的人，都承认井田的制度（凡古书上一切制度），都曾经推行于天下；而且既说井田，就联想到《周礼》遂人、匠人等所说的“沟洫”，以为都是实有的，而且到处都是这样完备；所以有这疑问。依我看来，这种事情，是完全没有的。这种制度，至多曾推行于王畿及其附近诸国，兴时废，决不是从周以前，推行遍天下，绵历数千年之久的。《周礼》这部书，就信他是真的人，也并不敢说他曾经实行。《论语》：“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闹若璩和毛奇龄都说是治天下的小水，并不是《周礼》上所说的沟洫。那么，这一个疑问就无从发生，可以不必管他。第二个问题：（一）关于贡、助、彻的解释，既然说其实皆什一，则耕五十亩者以五亩之人为贡，耕七十亩者以七亩所人为助，耕百亩者亦系取其十亩之入是不错的。（二）但是孟子何以既说周朝是彻，又说他是助呢？下文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对他说的是：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这所谓“圭田”，便是上文所谓“世禄”。大抵古代的人民，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两阶级，征服的人，住在中央山险之地，制驭被征服者；被征服的人，住在四围平易之地，从事于生产事业。所以所谓国中，必是山险之地；所谓野，反是平夷的地方。所以《易经》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孟子也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固不以山溪之险”。章太炎《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可以参看。
“国”既是山险的地方，土地不能平正划分，收税的只能总算耕地的面积取其几分之几，这个便是“贡法”和“彻法”。其中“校数岁之中以为常的是贡法。按年岁好坏，征收之额可以上下的是彻法。贡法既有像龙子所说的弊病，所以周人改用彻法，这也是政治进化之一端”。“野”既是平夷的地方，土地都可以平正划分，自然可以分出公田和私田；但借百姓的力，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马端临说：国中必是平正之地，可以划做井田，反行贡法。野是山险之地，难于划做井田，反行助法，是因为地方远，耳目难周，怕官吏作弊的原故。有深意存焉。适得其反。所以郑玄注《周礼》，也说遂人十夫有沟，是乡遂用贡法。匠人九夫为井，是都鄙用助法。《周礼》固然不是可靠的书，然而郑玄这个说法，却可以和《孟子》互相证明。他又说“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邦国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税夫”。则恐系揣度之词。没有什么坚证。所以下文又据孟子的话，说邦国亦异内外（匠人注）。依我看，乡遂用贡法，都鄙用助法，恐是通于天子诸侯的旧制。孟子只想改贡法为彻法耳。中央既是征服之族住的，所谓君子（卿以下），自然都在这地方，他们自然有特别的权利，所以有所谓圭田，圭田是无税的。《王制》：“夫圭田无征。”郑注：“夫，犹治也。征，税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者不税，所以厚贤也。”除此之外，便要什一使自赋。滕国当时，大概只有这圭田（世禄）的制度，还是存在的；所以孟子说“夫世禄，滕固行之矣”；既行什一使自赋之法，这圭田的制度，仍当保存；所以又复说一句“卿以下必有圭田”。至于“方里为井……同养公田”的法子，完全是所以待野人的。上文把君子小人对举，此处又明著之曰“别野人”，可见得圭田的法子，是所以待君子的了。《梁惠王下篇》：“文王之治歧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赵《注》：“贤者子孙，必有土地。”）和这篇所说的话，是一样的。周朝对于国中所行的彻法，孟子时候，还明白可考，所以直截了当说周人百亩而彻；对于野所行的助法，业已破坏无余，所以只能据着诗句想像；这两句话，也并不互相矛盾的。这么说，第二、第三个问题，通统解决了。《孟子》这一章书，本来并不十分难解，但是近来忽然有人极端怀疑，所以解释得略为详细一点。
但是《孟子》这一段，还只是说个大略；其中说得最详细的，要算《公羊》的《何注》，和《汉书·食货志》。咱们且再把他摘抄在下面。
《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以养父母妻子，五口为一家。《孟子·梁惠王上篇》对梁惠王说：“百亩之时，勿夺其时，敷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对齐宣王说作“八口之家”。公田十亩，即所谓十一而税也；庐舍二亩半；凡为田一顷十二亩半。《孟子·梁惠王篇》“五亩之宅”，《赵注》：“庐井邑居，各二亩半，以为宅。冬入保城二亩半，故为五亩也。”八家而九顷，共为一井，故曰井田，庐舍在内，贵人也；据《韩诗外传·诗经》“中田有庐”，就是这么讲法。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贱私也。《汉书·食货志》又说：“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
这是一种分田的方法，还有一种换田的方法。
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主或作土。易居。《食货志》：“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爱其处。”这是根据《周礼》的（遂人）。《何注》和《孟子》“死徒毋出乡”相合。
他又叙述他们耕种的方法和生活的状况道：
种谷不得种一谷，《食货志》：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以妨五谷。《食货志》多“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一句。还庐舍种桑、荻、杂菜。阮元《校勘记》说：此荻当作萩，萩者，楸之假借字。按《谷梁》范《注》（宣十五年），正作外树楸桑。畜五母鸡，两母豕，瓜果种疆畔，据《韩诗外传》。《诗经》的“疆场有瓜”，便是如此讲法。女尚蚕织。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孟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事，毋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食货志》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谷梁》宣十五年：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死者得葬焉。所谓“死徒毋出乡”。
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护伉健者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属，里正比庶人在官。《食货志》：“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也是用《周礼》的。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食货志》：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所以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田作之时，春，父老及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食货志》：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五谷毕入，民皆居宅。里正趋缉绩；男女同巷相从夜绩，至于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食货志》：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作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所有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户牖，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食货志》：春秋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下。
至于种田的年限，只有《汉书·食货志》上说及，他说：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
这种制度，原不敢说是推行到十二分；然而地广人稀的时代，土地的私有的制度还没有发生。把一块很大的地方，来均分给众人耕种，也是有的，不过加以儒家学说的润饰，便愈觉得他制度的完备罢了。
古代社会的生计，以农业为主。所以国家的财政，也以农业上的收入为基础。《王制》上说：
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祭用数之仂。注：算今年一岁经用之数用其什一。丧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丧用三年之仂。注丧大事用三岁之什一。……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日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正义》：假令一年有四万斛，以一万斛拟三十年通融积聚，为九年之蓄。以见在三万斛，制国之来岁一年之用。案《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三年耕，余一年之畜；九年耕，余三年之积；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储。《汉书·食贷志》：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登曰平，余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岁，遗九年食。然后王德流洽，德化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繇此道也。
据此，则当时之所谓太平，就不过是农人的生计宽裕，因而国家的贮畜充足，社会的生活，就觉得安稳；农业在社会上的关系，可以算得大极了。
耕种而外，属于农业性质的，便要推林业、畜牧、渔猎。当时的畜牧，已经做了农民的副业。如“畜五母鸡两母豕”等。专门采伐林木或是捕渔打猎的人，大概也是很少的。所以当时的农业，是把公有的土地来分给平民耕种；至于采伐林木，或者捕渔打猎的地方，却是作为全部落公有的。并没专司其事的人，所以《王制》说：
名山大泽不以封。注：其民同财，不得障管。
《孟子》也说：
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
然而采取的制限，也是有的。所以《孟子》又说：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王制》也说：
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周礼》有山虞、林衡、川衡、泽虞、迹人、丱人等官。都属地官。
第二节工商业和货币食货界说，商（国、野）治商之法之严，从招徕到征税，工官到私家，制造，各种币材，金铜不相权。
农业而外，生利的人便要数着工商。古代社会的经济组织，虽然幼稚，然而农工商分业，却久已实行。所以《管子·小匡篇》说：“士农工商四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厖，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间燕，处农必就田壄，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又说“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把工商两种人比较起来，商人的程度，似乎高些。大约因为他周游四方，无所不至；而工人则但立于官吏监督之下，笃守旧法，从事制造之故。
中国的商业萌芽是很早的。《洪范》八政：一日食，二日货，《汉书·食货志》替他下个界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