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下属的坚强后盾
管理背景之二十九：依赖心理浓厚
中国人的依赖心理恐怕是全世界最重的。小孩子自不必说，中国老人最自豪的是“儿孙绕膝”，小孩们的活动范围不出于大人的左右，时刻偎依在大人的周围。小孩子没有成熟，没有劳动能力，对父母产生依赖也还情有可原。但是好像大部分中国人的心理成熟期都要大大晚于生理成熟期。美国孩子到了10岁出头就必须自己想方设法打工挣钱，到了18岁父母就会让他们独立出去，让他们自力更生。而中国的年轻人，不要说是18岁的，就是20岁、22岁的，又有几个不伸手向父母要钱，不在经济上依赖家庭？
中国妇女在古代处于完全的依附状态：“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孩提时代和少年时期依赖父母，凡事听命于父亲，连自己要嫁给谁也要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年方二十八之时，扫地出门跟着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男人，来到一个自己从未涉足过的地方，要勤勤恳恳服侍他，不敢对他稍有忤逆；即使到老了，老头子都蹬腿了，解放之日也没到来，她又要依赖儿子。
现在的中国妇女，虽然不再讲究“三从四德”了，但过去遗留下来的对男人的依赖观念，却远没有消除。
美国女子在新婚之夜对丈夫说：“你看我美吗？”法国女子说：“春宵一刻值千金，你觉得对吗？”而中国女子却对夫君说：“我现在是你的人了，我的一辈子就托付给你了，你一定要好好待我哦！”可见，中国女子的潜意识中一直是无法摆脱对男人的依赖的。
那中国的成年男子是否有依赖呢？一样的有，而且很重！
首先，中国男人老是摆脱不了对父母的依赖。上学时学费要父母出，工作了还时常要家里接济，结婚时盯着父母的房子，生儿育女了还巴望着父母帮忙。中国男人的大半生都没走出家庭的荫庇。
其次，中国男人对单位存在依赖：生活问题要单位解决，组织问题要单位解决，生了病要单位报销医药费，搞个什么活动还要单位发起组织……一些人的依赖性使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形成了依附型人格，他们总盼着有人护着他们，养着他们，帮他们排忧解难，成为庇护他们的大树！
洞悉管理情境国人的依赖性格源远流长而且特别浓厚，对于家庭、单位和上级领导，他们都有很强的依赖心理。
相应管理对策：不可诿过于下属
很多人有着强烈的依赖心理，总想傍一棵大树，“大树底下好乘凉”，减少自己风险。
作为领导，必须体谅下属的心理，主动解决他们生活中的问题，减轻他们心中的压力，让部下享受到宽松的环境。
只有真正成为下属的靠山，下属才会真正信任你，愿意同你一起创一番事业；如果你不能为下属分忧解难，那下属肯定会离心离德打算另谋高就了！
领导是一个组织的核心，是组织中其他成员依赖的支柱，要使一个组织紧密团结，战斗为强，作为核心的领导就必须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让部下紧密地团结在自己周围。而要让部属依赖，他就必须为下属挡遮风雨，使部下免受冲击。
有些领导以为既然自己是组织的核心，部下对我有依赖心理，那我就应该把组织的成绩都揽到自己头上，而把失误分散到下属身上，这样就可以增加自己的威信，提高凝聚力了。
这样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下属之所以有依赖心理，是因为靠山能给他们利益，而使他们免受祸殃。正是这种趋利避害的心理使他们有了依赖心理。
如果一个领导把他们的成绩独吞了，而把过失推给他们，那他们不但无利可图，而且还会惹火烧身，对这种自私自利的领导，他们又如何会依赖呢？
一个领导要成为组织的核心，使部下心悦诚服，那他就必须在成绩面前不揽功，在失误面前不诿过。
任何事业的成功，都包含着大家的心血、智慧和汗水。高明的领导不仅能带领部属取得胜利，而且在胜利之后懂得谦让，知道要把鲜花和荣誉让给部属。
老子说，领导必须“无为而治”，他要善于引导部下顺应事物的规律而动作，借助时代潮流的力量而成功，但成功之后，他不能居功自傲，而要让功、让名，让部下们从他那里得到实惠。
人对灾祸的敏感度要远远高于对实利的敏感度，所以对领导来说，不揽功还是次要的，首要的是不诿过，不让跟随自己的部下吃亏。
领导面对失误勇于揽过，减轻部下的压力和负担，就能使部下感受到上级的关怀，并使他们在自省中勇于改过。
春秋时期晋国有个狱官叫李离，一次他的一个部下因审案有错而误杀了人，他没有推诿责任，而是自行请死赎罪。晋文公念他忠诚坦率，严于律己，还亲自为他开脱，但李离却自杀身亡。晋文公为他举行了国葬，以后每年清明许多人都会自发去他墓前祭扫，人们都怀念这位勇于揽过的官员。
李离自尽是一种极端的做法，但他的精神却值得借鉴。一个领导在做到“过不诿下”时，要注意以下三方面：
1.自身犯下的错误决不能推给同事或下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了错误不可怕，承认错误，吸取教训，积极改正就完了。怕就怕不敢承认错误，把错误推给他人。
2.对于自己领导的集体工作出现的失误，要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决不能以“集体决定”为由，认为罪不责众，就将责任推到大家的身上。
3.对于自己的下属出现的失误，要敢于承担领导责任。领导是组织的支柱，是行动的组织者、监督者和审核者，下属出现的失误与领导必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领导要是敢于承揽部下的过失，下属一定会感恩戴德的。
锦囊妙计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是为寻求依靠而依赖于领导的，所以领导必须不揽功，不诿过，真正为部下挡遮风雨，使他们感到实在的关怀！
经典管理实例
秦穆公揽孟明之过
一个真正爱护下属的领导，不仅要敢于对下级出现的失误负责任，更要对因自己决策失误而造成部下失败承担责任，勇于揽过，这样不但会增长自身威望、更会激励部下奋发图强将功补过，取得成绩。
秦穆公主动揽孟明之过，深责自己，三年后君臣齐心协力洗雪耻辱，这正是领导主动揽过的好例子。
公元前628年冬天，秦国驻郑国的大夫杞子，突然派人回国，秘密向秦穆公报告说：“郑国人信任我，把都城北门的钥匙交我保管，这是我国用兵的大好时机。
若派一支部队突袭郑国，我们里应外合，一定会占领郑国，扩大疆土，建功立业。”
秦穆公听了喜出望外，对领土的贪欲一时间充斥着他的头脑，争霸中原的野心使他再也按捺不住，立即决定调动大军，袭击郑国。
然而经验丰富的老臣蹇叔毕竟技高一筹，权衡利弊之后，坚决反对出师郑国。
秦郑两国路途遥远，调动大军长途跋涉，必然精疲力竭，元气大伤，而郑国就可按兵不动，精心准备。精力充沛援应丰足之师待疲惫之军，自然会占上风。再说，如此大的行动，浩浩荡荡的军队千里行进，郑国怎么会不知道呢？一旦兵败不仅国内人民心中不满，诸侯也会小看秦国，因此，蹇叔力劝穆公不要发兵。
求功心切的穆公对蹇叔的话不以为然，坚持派孟明，西乞术，白乙丙三将攻打郑国。蹇叔不禁老泪纵横，对孟明说：“我只能看到大军出发，再也看不到你们回来了。”
老臣果然言中，郑国早已设下埋伏，秦军到郑国后，郑国人弦高派人回国报信后，便先稳住秦军，佯装慰劳，孟明等人自然放松了警惕。晋襄公接到报信后，整顿人马，亲自出征，在殽山一带大败秦军，俘获孟明，西乞术，白乙丙三人，幸好秦穆公之女文赢略施计策，劝晋襄公放回了孟明三人，秦国才免得三员重帅之损。
秦军大败的消息传到秦国，穆公立即认识到自己贪心过重，急于求成，不但劳顿三军，更险些折损三将。此时，若穆公为顾及脸面，死不认错，而给三帅治罪的话，面子自然可以保住，但从此必会民心不服，也再没有哪个将士愿为他卖命，这样怎可坐稳江山？而如果他勇于承担责任，揽过于己，不但可获明君之称，更可收买人心，增强士气，重整旗鼓，来日方长。
因此秦穆公身穿素服，站于郊外，迎接三人，见面时对放回的三位主帅大哭说：“我不听蹇叔的劝告，使三位受到如此污辱，这都是我的罪过呀！”“是我决策失误，你们何罪之有？我又怎么能用一次过失掩盖你们平时的功绩呢？”之后他对群臣说：“是我贪心过重，才使他们遭受此祸啊！”
这样，穆公不仅没有治罪，反而让孟明等人官复原职。
秦穆公担下全部责任，既维护了仁君的美名，又感动了群臣，三位主帅更是力图回报，欲雪国耻，从此重整军队，严明纪律，加紧训练，为再次出征作准备。
三年后，秦国已国富、民强、兵壮、马肥，而郑国实力一点点弱下去，孟明三人三年来胸怀雪耻之誓，积极准备，见眼前时机成熟，报仇机会已到，便请命出征，秦军士气高涨，渡黄河后，便烧掉全部船只，以示破釜沉舟之勇，不杀敌制胜决不回国，在天时、地利、人和条件下，秦军大胜郑军，攻占大片城池，凯旋回归。
秦穆公爱护下属，勇于揽过，不找替罪羊开脱自己，这对调动部下积极性，团结上下极其重要。
试想，若穆公杀了孟明三人，其结果必然是朝野震动，从此没有请命之将，那么何谈洗雪耻辱，占领城池，那么秦国历史也许就会改写。而穆公并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诿过于下属，反而为孟明三人开脱罪责，令其继任原职，因此才有了三人勤政爱军，奋发图强，精心备战，勇往直前。君臣上下团结一致，形成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可以说，这力量之源正是穆公不诿过于下属，主动揽过，承担责任的博大襟胸。
可见，不诿过于下属，是领导者赢得部下拥护的法宝。难怪唐太宗在论及秦穆公时，也对他揽过赞叹敬佩不已，他在征伐高丽时，对自己决策失误也用此法，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
高招解析
1.领导对自身决策的失误要勇于承担责任，不应顾及面子而给部下治罪。承认错误时，要诚实恳切，为部下所受的失败采取补救措施，以鼓励其继续为你效命。秦穆公一面道歉，一面令三帅官复原职，才得以调动三帅的积极性，尽心奋战。
2.揽过之时，也要适度维护自己的权威，保持一定尊严，切不可让部，下认为你弱智愚笨，出此大错，殃及自身，从而产生怨恨心理，这样则不利于部下积极性。的调动。
名人谈中国人性格：文崇一说国民的“权威性格”
[文崇-：1925年生，中国台湾人，著名社会学家。]
一中国人的权威性格就是在这样的教养和学习环境中养成的，它的特征就是：一、服从天（也代表宇宙）、皇帝、长者，和有政治社会地位的人；二、尊重过去的知识和经验；三、顺从已有的社会规范；四、看重集团的名誉和利益，忽视个人。
个人的生活方式必须受集团的安排，它的极端就是“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敢不亡。”
这种权威态度，一部分是认知的，因为它表现了对宇宙、对人生的认同取向，虽然是只有服从，甚至是道德式的服从；另一部分却是“非认知的”，因为它不允许对既存权威做任何批判性的检讨或评价。用韦伯的话说，即所谓神性权威，但这种神性权威是与传统权威合并存在于传统社会中的。
儒家所建立的这种权威性格，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2000多年而不衰。算得上真正挫折的，最多也不过三次：一次是魏至南朝，那时曹操标榜反传统，又碰上佛教盛行，儒家思想的确走了一段下坡路，直至韩愈等卫道之士出来才得以终止。
第二次是元代统治中国的几十年间，把儒生压到与乞丐、娼妓为伍。第三次是“五四”时代，教授、大学生们高唱打倒“孔家店”，并想把儒家所支持的“孔教”一并推翻。这次很危险，儒家的地位差一点给挤掉了。
权威的反面就是服从，服从久了习惯了，人就很容易变成一种驯服、依赖、缺乏勇气和创造力的性格。如果整个社群都如此，看起来就缺乏生气。可是，这种性格支配着大多数的中国人达2000年之久。这种性格多半由长期的传统和权威价值取向所造成。
——摘自《中国民族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