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听各方，让自己耳聪目明
管理背景之三十三：栽花不栽刺，报喜不报忧
中国人考虑世界的角度与西方人是不同的，西方信奉“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只有约束恶，才能培养善，因此西方人着重指出问题，看问题偏于考察其消极面，通过限制其消极面来扶植其积极面。
中国人则不然，中国的主流思想是性善论，“人之初，性本善”，人生而具有善因，所以只要保持善就能防止恶。所以中国讲究修身养性，养“浩然之正气”，通过修养来达到维护善，不使恶来侵袭。
所以中国人看问题倾向于看其积极的一面，而不愿去看它的阴暗面，认为只有好好地扶植光明面，拓展光明面，阴暗面就会逐步消退。
中国人喜欢看喜剧，看大团圆，本来是一个悲剧的东西也要在最后想方设法搞成喜剧，还自诩为“神来之笔”：牛郎、织女明明已经被王母娘娘用银河隔开了，偏偏还要每年七夕用喜鹊搭桥给一次见面的机会；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已被活活拆散，祝英台死都死了，悲剧已成定局，可作者偏偏还要带上一个尾巴——化蝶；两人生不同枕，死了化为蝴蝶还在一起飞，自由自在，谁也管不着。果然妙哉！这岂不是“否极泰来”？可惜西方人不够浪漫，想象力不够丰富，连大文豪莎翁也只会把罗密欧与朱丽叶写死，却不能写出他们如何死而复活，真正是大遗憾，便是凭了这一点，“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比英国原装货强！
中国人的心理上讲究一俊遮百丑，不管前面的故事多么令人心酸，多么曲折离奇，到头来少不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读书的中状元，私奔的封诰命，求官的得官，想财的有财，大家哈哈一笑，舒心散。
但现实生活却是残酷无情的，悲剧演得比喜剧多，“生活中不舒心之事十居八九”，这对大团圆心理不能不是个打击。
可是大多数中国人还总是以看戏的心态来看现实生活，总喜欢看成绩，不愿看缺点，愿意看舒心处，不愿度落泪时。
中国人喜欢听喜鹊叫，早上听到喜鹊叫，脸都乐成了一朵花，一天干活都有精神；要是一出门就听见乌鸦叫，自己连说几声“晦气”，后悔没有晚两步出门，整天都提心吊胆怕出事；要是听到了猫头鹰叫，必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拿起大个的石头要把这畜生赶跑。
其实，喜鹊叫也好，乌鸦叫也好，猫头鹰叫也好，不过是禽言，又几曾有什么祸福在里边？这些说法不过是人自己这样想罢了，但中国人的这种行为就反映了中国人喜欢听福音捷报、顺耳之言，而厌恶逆耳之言的心态。
正是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之下，中国的文化形成了一种“喜鹊文化”，对什么事都报喜不报忧，柿子尽捡软的捏，话儿尽找好的说。
曾国藩“围剿”太平军，初期连吃败仗，自己也知道纸包不住火，不报不行，最后踌躇再三，只好提笔写：“臣自剿匪以来，已历一载，屡战屡败……”写完后搁在案头，连压几日不肯上呈。他的幕僚了解他的苦衷，就建议说：“大帅，您的呈文开头，何不改为‘臣自剿匪以来，已历一载，屡败屡战……’结果这顺序一倒，意味大变，坏事成了好事。”曾国藩大喜，战报马上上呈。皇上一看之后对他也多加抚慰，勉励他再战。要是按原来的说法送上去，曾国藩早就被撤职了。
其实中国古代最高领导人听喜不听忧的特点很早就有了，《战国策》中就载有一个名篇《触龙说赵太后》，赵太后特别不喜欢听不中听的话，而且还特直率，说：“谁要是再在我面前提起要用太子做人质，老身就要一口唾沫吐在他的脸上！”后来还是触龙老奸巨滑，进去一通花言巧言讲得赵太后动了心，答应了换人质借兵一事。
以后“触龙模式”就成为向皇帝进谏的参考方式，谁要是以直率的方式去讲皇帝不爱听的事，那就是“批龙鳞，逆圣听，冒颜谏上”。不但自己的小命不保，而且可能诛连九族。
“上有好之，下必效之”，领导有爱好，下面自然会逢迎，于是中国直听得一片叫好之声。连社会科学家们，这种在西方一直扮演乌鸦的角色、提醒人们注意现存问题的人，到了中国也变成喜鹊，只报哪儿形势大好，好在哪儿了。这种社会缺乏警戒心，人人都愿意充当社会灾祸的旁观者而不是预言人的现象真令人担心。
洞悉管理情境
中国人看戏爱看大团圆，听话喜欢拣好听的听。有成绩大家都想沾光，有模范人人跑去参观，但有责任人人推诿，有过失谁也不愿提起。因此中国的文化成了一种喜鹊文化，报喜不报忧。
相应管理对策：多听听反面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事物肯定存在多个方面，要想全面、客观地了解一个事物就必须兼听各方面的意见，只有全面听取意见，才能了解一件事情的本来面目，才能采取最佳的处理方法。
从管理角度来说，多听听反面意见可以团结有不同意见的下属，让他们的意见找到一定的渠道宣泄，这就能化解组织内部的矛盾，不让下属积累不满，同时也有利于上司在下属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
全面听取各方意见，重点是在听取下属的反面意见，因为人们总是从内心里排斥不同意见，所以听不同意见需要努力才能实现。
对于能干的部下来说，领导乐于听取不同意见更加有意义。因为他们经常有自己的纳谏之门，能干的部下一定会更积极、更大胆地献计献策，会更勇敢地纠正领导的过错，更自觉地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
反之，如果领导一听到反面意见就大皱眉头，甚至对献策的人假以辞色，乃至打击报复，不接受部下的建议或批评，不参照他们的正确意见、方法、策略，能干部下的积极性的发挥就会受到限制。
“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从”，部下与领导之间实际是在进行双向选择，如果你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能干的部下就会觉得你是他值得辅助的人，从而竭尽才智来辅佐你。相反，如果你听不得不同意见，下属就会产生另谋高就的念头。
现代社会人才流动十分频繁，跳槽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果领导不能听取不同意见，下属就会认为自己在组织里不受重视，他们中能量大的人就会跳槽。而人才的损失是最大的损失，一个组织中的人才都走掉了，那这个组织也就没有希望了。
商王武丁鼓励大臣傅说毫无保留地进忠言时对他说：“朝夕纳诲，以辅台德。
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这样重视大臣的意见，傅说会不效死命以报之吗？
唐太宗在位初期，从谏如流，涌现出一大批如魏征一样的敢于直谏的大臣，这样汇集到唐太宗处的信息多了，客观了，全面了，太宗决策起来自然就正确了。于是，就有了“贞观之治”的安宁局面。
所以，听反面意见是有利于管理的，忠言虽然逆耳，但有利于组织管理，切切不可当作耳边风！
锦囊妙计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反面意见虽然初听起来难以接受，但是对一个组织的利益是有益的，对于领导个人形象的改善也是有辅助作用的。所以，绝不可以把反面意见当作耳边风，更不能对之反感！
经典管理实例
秦始皇收回成命纳贤才
对于领导者来说，虽然自己手中掌握着决策之权，然而一到关键时刻，要做出重大决定之时，往往有苦说不出。
举目一望，周围之人大多面带微笑，齐声称好，没人说一个“不”字；而一旦出了问题，众人皆树倒猢狲散。因此，领导者作决定时，往往手中有权，心里无底。
这时，他们就需要有见识的部下提出反面意见，详陈利弊。
领导者就要鼓励部下说真话，提意见，给他们畅所欲言的机会，这样，自己才能吸纳到各方面的观点，兼顾各方，做出切实可行而又全面的决定。
纵观历史长河，任何有作为的领导人都有虚心纳谏，善用人才的经历，秦始皇虽因焚书坑儒等一些暴行被后人称为暴君，但他作为统一六国的一代君主，也颇有很多优点应予以借鉴。
他在用人上颇有见地，通常广招贤才，积极听取下臣的意见，对自己的失误决策能立即改正，从善如流，这一点也正是他成就大业的重要保证。
秦始皇执掌大权后，除掉了原来垄断朝政的吕不韦，并将吕氏门下的三千多门客全部驱逐出境。紧接着，又下一道命令，凡别国来秦的人不准居住咸阳；在秦做官任职的别国人，一律就地免职，三天之内离境。
他这样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担心别国来秦的人目的不纯，恐怕会对秦国有所损害；二是认为自己英明无双，有能力治理好秦国，建立大业；三是受群臣唆使，大臣们有的为了排挤他国来的做官的人，进谏秦始皇，劝其驱逐别国人，以争权夺利。
驱赶人才是历代君主的大忌，而秦始皇受有些大臣蒙蔽，作出如此决定，势必引起一些有见识的大臣的不满。
李斯是当时朝中的客卿，来自楚国，也在被逐之列。他认为，秦始皇此举实在是亡国的做法。因此，上书进言，详陈利弊。他说：从前秦穆公实行开明政策，广纳天下贤才，从西边戎请到了由余，从东边宛地请来了百里奚，让他们为秦之大业出谋划策，而当时秦之重臣蹇叔来自宋国，而丕豹和公孙枝则来自晋国，这些人都来自异地，都为秦的强大做出巨大贡献，帮助收复了二十多个小国，而穆公并未因他们是外地人而拒之门外。
李斯又举出大量历代有作为的秦王广招贤才，多方纳谏的事例，并直言指出，秦始皇的逐客令荒唐至极，把各方贤能的人都赶出秦国就是为自己的敌国推荐人才，帮助敌国扩充实力，而自己却得到削弱，这样不仅统一中国无望，就连保住秦国不亡也是难事。
这一系列肺腑之言虽然尖刻，但都是逆耳之忠言，使得秦始皇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他意识到自己由于听了某些狭隘的大臣之愚见，更是出于自己之骄横，做出此错误决定，实在是鼠目寸光，十分愚蠢，以自己如此之不明，怎能少了其他英雄志士的辅佐呢？
因此，他立刻四处传令，告之八方，秦王收回逐客令，挽留各方人才。同时派人请回李斯，为其复职，当面谢罪，同他共同商讨统一六国的大业，并决定此后要广招各方志士，争取他们为秦国的强大作出贡献。
这样，不仅原来的他国人留下不走，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到秦国，向秦王进言，并参加秦国的生产劳作，秦王朝的实力大大增强，为实现统一作好准备。李斯见秦王知错就改，实为明君，值得辅佐，也献计献策，为秦统一中原而效力。在十年后，秦国终于实现了一统中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高招解析
兼听各方让自己耳聪目明还要注意：
领导者广泛纳谏，多听取反面意见十分必要，但听后一定要采取实际行动对自己失误之举加以改正。秦始皇错下逐客令，但昕到李斯的进言后，不但没因其尖刻的指责恼羞成怒，反而立刻收回成命，挽留人才，并广招天下人才，这样争取到天下志士的忠心，帮助他实现了秦国的统一。所以，对反面意见要听，但更重要的是对错误决定要改。
张彻骂人受重用
邵逸夫，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名字，尤其是学校中的学子更是对他感激不尽，在多少大学中，有多少学生正坐在逸夫先生捐资兴建的图书馆中发奋读书呢！
这些事可反映出邵逸夫对人才培训的重视，他理解人才对一个国家，一个公司的重大意义。同样在经营自己的“邵氏影业”时，他极为重视广招天下贤才，给手下贤良之士提供充分的施展才华的机会。
邵逸夫用人还有一个特点，即敢于起用那些说真话的人。中国人常常顾及颜面，对别人好言以待，这样，领导者往往易受蒙蔽，戴着别人捧上来的高帽得意忘形，一旦发现自己蒙在鼓里时，已悔之晚矣。
邵逸夫力求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他对敢提反面意见者不但不怪罪，反而对其提拔重用，他重用张彻就说明了这一点。
张彻起初是一个毫无名气的小导演，出于种种原因，不能尽展才华，但他独具慧眼，对电影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一日，他以何观为笔名在《新生晚报》上发表文章，批评邵氏电影阴柔之气过重，靠女明星支撑天下，这样做不利公司发展。
邵逸夫读此文后如梦初醒，本来他还为从别的影视公司挖来众多女星而沾沾自喜，没想到其弊病如此，他感到此何观并非等闲之辈，应将其招至麾下，予以重用。
经明察暗访，他了解到此人正是张彻。于是宴请张彻，讨论发展大计。
张彻果然颇有见地，且直言不讳，出语直指要害所在，他指出只捧女星必会造成失衡局面，不能最大限度满足各层次观众需求，而且短期行为必会带来事业的不稳定；邵氏拍的《天下第一拳》过于粗制滥造，容易砸牌子，如今武侠片市场马上就要出现热潮，应抓住这个市场契机。
这些中肯意见颇得邵逸夫赏识。他有意让张彻担任编剧部主任，来占领武侠片市场。
邵逸夫眼力不错，张彻的确身手不凡，上任不久，他就全力投入了《独臂刀》
的拍摄，结果大获全胜。此片刚上映一周，票房便突破100万元大关，使香港电影史的票房纪录被再次刷新，这更为邵氏电影的发展占得了大部分市场。
高招解析
兼听各方让自己耳聪目明还要注意：
领导者应学会从部下的言辞中辨别人才。那些敢说真话，敢提反面意见者往往本领不凡，且为人正直，领导者应根据实际情况从中选择人才，加以任用，邵逸夫重视张彻的批评，通过与其共同商讨发展大计，知其人可受重用，见识不俗，因此任命他为编剧部主任，从而使邵氏影业实力大增，得到进一步壮大。
名人谈中国人性格：
大谷孝太郎说中国人的喜剧性结构
[大谷孝太郎：日本学者，东亚同文书院教授。]
中国人的精神是矛盾结构。这种矛盾结构是外部性矛盾结构，不是内部性矛盾结构。正因为他们在精神内部没有矛盾，所以中国人感觉不到有矛盾，体验不出矛盾的苦恼，也就没有克服矛盾的志向。他们的精神结构是喜剧性的。
由于中国人精神结构内部的低统一性、不稳定性和阴影，才有了外部的低统一性、不稳定性和阴影。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到处有矛盾、无统一、不稳定、有阴影。
但他们很少感到苦恼。在苦恼中残喘却对之微笑。中国人是喜剧人，如同古代、“希腊人”，是不知苦闷的调和性人格者。中国人精神结构的低统一性和低分化，是其精神结构小儿性的一面。
——摘自《中国民族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