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相对“温柔”的色诱、收买到带有强烈“硬汉”色彩的暗杀、绑架，每一种手段都可能达到目的或是将自己毁灭。出色的间谍总善于发掘自身优势，从中找到最有利于接近核心目标的方法，并能够果断地随机应变。
化装与改容：间谍的拿手好戏
化装，本来是演员的基本功，间谍界为了工作需要将其设为间谍学校的基础课程，间谍机关制造了各种头套、眉毛、胡子、黑痣和各种服装。间谍可以随机应变，化装成截然不同的角色，甚至女扮男装、男扮女装。
间谍化装，通常用于以下3种场合：
1．侦察或接头——间谍外出侦察或者接头时，需要化装，不过尽量不要招摇；
2．作案——这时间谍往往化装成具有明显特征的人，如秃顶、络腮胡子、白发之类，叫人一看记住“特征”。作案后去掉伪装，溜之大吉；
3．潜逃——这时间谍要尽可能化装成与原来截然不同的形象，面目全非，以求蒙混过关。
1945年5月8日，随着德国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德国终于宣告无条件投降。 5月20日，在德国汉堡附近，英国第二军团的士兵发现了一个穿着德国陆军普通士兵制服，胡子刮得光光的，戴着一只黑眼罩的人。警觉的士兵觉得此人形迹可疑，于是将其抓捕。
这个形迹可疑的人被押送到英国第二军团的总部。一位英国陆军上尉刚一见到此人，就觉得此人有点面熟，但又不认识他，感觉很怪。于是，这名英国上尉开始审讯此人。此人吞吞吐吐，编造了一套谎言。
上尉看到此人不说实话，于是叫来几位军官一起辨认，他们拿掉了此人的黑眼罩，终于认出来了——他，就是德国党卫队的首领、希特勒的左右手希姆莱！在德国法西斯覆灭前，希姆莱的照片三天两头出现在报纸上。正因为这样，那位英国上尉虽然从未见到过希姆莱，但是也感到有点面熟。不过，与以往的印象不同，过去希姆莱是留小胡子、穿制服，如今胡子没有了，穿着邋遢的士兵服。 原来，希姆莱是在极为匆忙的情况下出逃的，所以他的“化装”很拙劣，一下子被英军上尉认出来了。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莫斯科工作，用使馆人员身份作掩护的美国间谍十分热衷乔装打扮，变换装束似乎成为顺利完成任务的必要条件。
1977年7 月15日，对外身份是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副领事的中央情报局女间谍玛尔塔·彼得森奉命前去秘密地点，给打入苏联外交部的安德烈·奥戈罗德尼克送“鹅卵石”。
穿着白底大花连衣裙的彼得森将车停在“俄罗斯”影院前，随后快步走进放映厅。作为一个间谍，这样惹人注目的装束似乎过于抢眼，但彼得森是故意穿成这样，因为她想让盯梢的人把视线停留在自己的白底大花连衣裙上。彼得森坐在电影院紧急出口处的座位上，悠闲地看了10多分钟电影。当她确信没人注意自己的时候，她文雅地掀起连衣裙，拽出黑色裤子和上衣，随后扣好扣子，松开扎在一起的头发。经过这一系列的举动，装扮完全变了样的彼得森离开了座位，她现在已经是一名“黑衣女子”。走出电影院后，彼得森没有走向自己的汽车，而是坐上公共汽车，然后换乘地铁，来到了克拉斯诺卢日斯基桥，但是她没想到的是埋伏在那里的人早就等着她了。
当彼得森在秘密联络地点放东西的时候，突然克格勃著名的散打高手弗拉基米尔·扎伊采夫带领一群人将其团团围住，试图反抗的彼得森被很快制服。落网的彼得森被带到克格勃总部，美国使馆参赞被立即召见。克格勃的人当着参赞的面打开了伪装成“鹅卵石”的匣子，里面有上级的指令和调查表、微型相机、黄金、钱币以及两瓶剧毒药片。
尽管彼得森的行动失败了，但是她的装扮术成功地躲过了跟梢的人。与彼得森命运不同的另一位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芭芭拉·基斯摆脱跟踪后，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1989年1 月，女特工芭芭拉·基斯奉命来到莫斯科会见美国“鼹鼠”布利扎德。会面的前两天，芭芭拉·基斯一直在莫斯科闲逛，并打扮得花枝招展：披肩的紫色假发，遮住半个脸的大墨镜，黄色上衣，红色超短裙，白色长筒袜，15厘米的高跟鞋。负责监视她的人因此管她叫“五彩缤纷”。后来才知道，芭芭拉·基斯这样的打扮是为了迅速摆脱盯梢，也是同布利扎德接头的暗号。
接头的这天，布利扎德和芭芭拉·基斯先后进入一幢老式的4层楼房。克格勃的侦缉人员立即分成4组：第一组留在车里拍摄芭芭拉·基斯的活动；第二组绕过大楼，在后门把守；第三组埋伏在她出来时必经的地方——米亚尼茨卡；第四组跟着她，看她要找谁。这样的布置简直天衣无缝，但他们却被芭芭拉·基斯高超的装扮术所骗。
在大楼入口处，克格勃的侦缉人员碰到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她头戴黑色三角巾，两眼看着脚底，手持念珠、嘴里不出声地念叨着什么，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女。克格勃的侦缉人员侧身把她让了过去，接着就往楼上爬。从一层到4层，他们走近每家门口偷听，但都没有听到任何声音，楼道里也鸦雀无声。真是见鬼，芭芭拉·基斯凭空消失了。克格勃的侦缉人员返回街上，用对讲机问后门的同伴，那里也回答说：“没有，没有任何人出来过。”
真见鬼了，跟踪对象居然在眼皮底下跑掉了。接着，克格勃的侦缉人员开始回放摄像机所拍摄的录像，突然发现芭芭拉·基斯在走进大门的同时在解上衣。9秒钟后，侦缉人员跟了进去，又过了一秒钟，“修女”走了出来。她用双手拉了一下连衣裙的下摆，然后小跑着走向米亚尼茨卡。行动指挥者通过对讲机询问第三组，是否看到一个修女。那里回答：“是的，有这样一个人。我们还感到奇怪，天这么冷，她竟穿着单鞋。随后她伸着手跑上马路，跳进赶来的汽车里。我们猜想这个女孩儿可能冻坏了，可是她一反常态，坐在车上还笑着向我们招手呢！”
此时的克格勃侦缉人员已经清楚芭芭拉·基斯到哪里去了，可怎么也想不明白：芭芭拉·基斯怎么能用9秒钟就让别人认不出来了呢？侦缉人员在大楼的垃圾箱发现了黄色上衣，带高跟的鞋底，紫色假发和固定在假发上的墨镜，还发现一个撕断的松紧带，好像是扎头发用的，只是又长又细。
沮丧的克格勃侦缉人员对这些衣物进行了试验，以揭开芭芭拉·基斯迅速换装的秘密。原来这是9秒钟的“戏法”：芭芭拉·基斯走进大楼，拽掉假发、墨镜和上衣，假发下面是黑三角巾；用手扯掉粘在皮鞋上的鞋底，拉下连衣裙下摆，随后抱起脱下的伪装衣物，扔进垃圾桶——一切动作仅仅用了9秒钟。红色超短裙只是黑色修女服的衬里，用松紧带固定在腰上。芭芭拉·基斯拽断松紧带，超短裙就变到里面去了，而外面则成了黑色修女服。
类似活跃的女间谍这种摇身一变的本领是西方间谍执行任务中屡试不爽的招数，他们用它成功地摆脱跟梢人员。
除了化装之外，随着整形外科医学的发展，间谍界把这一新技术用来为间谍工作服务。整形外科，又叫美容术。它是通过外科手术，变丑为美，变年老为年轻，化胖为瘦。间谍们则利用整形外科技术，为一些重要人物做“改容”手术，以使面目全非。改容与化装的不同之处是：化装是临时性的，改容是永久性的。
1976年，苏联空军中尉别连科因为不满苏联当局的政策，驾驶着最新式的米格-25叛逃。美国和日本的飞机专家们，在东京以北60英里的一个飞机库里，拆开了那架米格-25，获知了苏联的许多军事秘密。别连科中尉被护送到美国，美国参议院立法委员会通过了特别法令，批准了别连科在美国的永久居住权。不过，别连科虽然住在美国，并不感到安全。克格勃特务可谓无孔不入，一直都在寻找别连科。为了确保别连科的安全，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别连科进行了改容手术，以达到别人认不出别连科的目的，然后让其改名换姓，秘密地安排他到一个地方隐居。这么一来，克格勃特务想暗害别连科，就颇费周折了。
如今，美国已有数百名“改容师”。改容手术的费用极高，改容师们能把圆脸改成长脸，大眼睛改成小眼睛，鹰勾鼻改成扁平鼻……一般，手术都是在秘密状态中进行的，与此同时改容师为改容者绝对保密。一些监狱里释放的罪犯，花高价改容，使别人认不出来，然后变本加厉地进行偷盗，甚至偷到改容师头上去。
化妆和改容是间谍的拿手好戏，对间谍任务的执行起到如虎添翼的作用。
收买与讹诈：间谍的惯用伎俩
间谍的手段多种多样，收买作为其中一种手段，是最普通也是相对其他手段来说比较“友好”的一种。对于普通人来说，收买的手段几乎是屡试不爽，甚至可以说，只要诱惑足够大，一切皆有可能。可以说，这种被收买的间谍的破坏力十分巨大，对于间谍组织来说，收买手段的战斗力十分卓越。
台湾的“军情局”为了获取关于大陆的情报，把收买作为谍报的第一手段。它经常用金钱收买在大陆投资的台商，收买的对象分为两种：一种是感恩户。这种商人在生意上遇到困难后，接受台湾“军情局”的资助。根据香港媒体报道，有一次，“军情局”间谍发现一名在香港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的台湾商人，于是以投资15万元港币为条件，将其拉入间谍组织，后来又安排这个商人以台商的身份到广东经商，期间发展间谍，进行情报活动。另一种是小本经营者。台湾“军情局”的情报奖金和津贴对小本经营者来说是一笔数额不小的收入。根据一名熟悉内情的台商透露，收买小本经营者是5万元新台币起价，以情报价值的高低相应有所增加。
台湾“军情局”将这些用金钱收买的台商组织到一起，在台北阳明山“新竹营区”的“新庄”情报学校进行间谍训练，训练的时间一般为一周或者10天。一个月之后，这些经过训练的台商就与“军情局”签约。为期一周或10天的训练显然不能达到好的间谍水平，但对于业余间谍来说也已经够用。“军情局”会发给这些台商一些间谍设备，当然不是什么高精尖的设备，使用最多的就是一种俗称“二奶杀手”的手机。看到名字就能推断出一二，这种手机是因“二奶”而被发明。据悉，因为很多台商在大陆“包二奶”，很多台商家属请人在丈夫的手机里焊上一种芯片，有了这种芯片，即使在关机的情况下，也能窃听到周围的任何声音。台湾“军情局”就是利用这种“小儿科”的设备来装备这些业余间谍，使得这些人屡屡被捕，当然“军情局”是不会去“捞”被捕的业余间谍的，更不会“安抚”。
台湾“军情局”的收买战斗力并不是很强大，日本两家公司之间的明争暗斗方显收买手段的卓越战斗力。
日本甲公司由于经营不善，积存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处在破产的边缘。为了能够持续地获得银行的贷款，甲公司将公司恶化的财务状况当成绝密消息进行封锁，并采取严密的措施防止机密外泄。
商场如战场，这一消息很快被其竞争对手乙公司的间谍捕获。这一消息令乙公司的决策层欢欣雀跃，一旦摸清甲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便是对甲公司的致命一击。于是，乙公司向甲公司源源不断地派出间谍，以掌握甲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然而乙公司的间谍都未能如愿以偿，他们在甲公司严密的防范机制下纷纷败下阵来。正当乙公司束手无策、感到绝望的时候，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消息给其带来了希望，并成功扭转了局面。原来甲公司的总会计师近日内会到某医院镶牙。于是，乙公司人员迅速采取措施，重金收买了甲公司总会计师预约的牙科医生。
当牙科医生为甲公司的总会计师镶牙时，将一个微型窃听器放进了他的金属牙套里。从这一刻开始，甲公司的财务状况不再是深不可测的机密，而是随时“直播”的播放器。甲公司的总会计师向老板汇报财务状况的内容被乙公司录制下来，将其送往有关部门并公之于众，甲公司因此遭到了致命一击，没有多久就一命呜呼了。
业余间谍虽然没有间谍经验，但却拥有隐蔽性强，易于贴近目标的先天优势，正应了“家贼难防”的千古祖训。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这些被收买的业余间谍，不惜后院起火、暗中倒戈，不少企业就因此而莫名其妙破产了。
日本的一些企业采取长期策略，在美国硅谷收买了许多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关键工序的工人为内线，为自己提供美国企业电子计算机等方面的技术情报。有的企业为获得商业秘密，还在留学生、新闻记者、大学教授中培养自己的商业间谍。由于业余间谍的战斗力不强，有时难免“背运”。因此，间谍组织在传统的收买手段上也进行了调整和改进，一方面加大收买的力度，来确保万无一失；另一方面加重专业间谍的角色扮演，演绎了一幕幕专业间谍的拿手好戏——讹诈。
间谍的讹诈术从根本上说也是收买之术，不同之处在于传统收买是白脸收买，讹诈则当属红脸收买，这更类似于刑法理论共同犯罪中的胁从犯。
当今社会的讹诈现象非常之多。从技术上说，有盗窃隐私文件敲诈、合成淫秽照片敲诈、假冒交通事故敲诈等；从主体上说，有冒充检察官或警察进行敲诈的，绑架者敲诈，三陪女敲诈等；从媒介上说，有网络敲诈、电话敲诈、信件敲诈、面对面敲诈等。传统讹诈的目标是一定数量的金钱，而间谍的目标是不可替代的情报或行为嘱托，目标的唯一性决定了间谍讹诈的难度，因而更需要精心策划，甚至付出更多的代价。
有一部分佯装成台湾商人的间谍与之前说过的业余间谍不同，他们的任务是直接指向核心情报的。这部分人获取情报的手段却与众不同：他们利用对台湾同胞的优厚待遇和自己的“商人身份”在官商勾结的道路上大做文章，其中最屡试不爽的手段就是突然翻脸“逼宫”的讹诈之术。通常他们的做法是，首先是利用一笔可观的投资基金博得当地政府的垂爱，接着顺水推舟地拉拢政府要员，与他们打成一片。随后，这些间谍开始有意识地搜集这些官员的隐私，当搜集的材料足以令某位官员身败名裂的时候，这位“台商”便会翻脸了。接下来的事情就很容易想象了，这些官员妄图用重要文件换回自己的难言之隐，不料越陷越深，不少人演化成了真正的傀儡。
当然，间谍的讹诈术不仅仅是官商勾结那么简单，在获取重要秘密上还有性间谍讹诈之术。
民主德国间谍机关在性间谍讹诈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民主德国情报局精心挑选一些美男，经过专门、秘密的训练，成为职业“罗密欧”（男色情间谍）。随后，开始积极参与引诱西方重要部门及秘密机构中独身女性的“罗密欧”专项行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罗密欧”成功勾引一位在西柏林联邦德国重要国家部门工作的独身女秘书，使其坠入爱河，提供大量绝密情报的案例。根据俄罗斯“女人ABC”网站的报道，冷战期间，苏联东欧情报机构派遣了大量男性间谍，专门引诱在西方国家秘密机构中工作的女性，让她们落入情爱陷阱，出卖情报。不过，民主德国情报局局长沃尔夫承认，“罗密欧”行动有时也会失败，一旦双方真正相爱，情况就会变得复杂而很难控制。
商业领域中的讹诈之术更是普遍，并且多样化，甚至指向应聘者。一位姓张的女士毕业之后在某电脑公司工作，但是临时工的待遇和工作环境令她没有安全感。某一天，张女士在报上看到了另一家电脑公司招收固定职员的广告。为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她写了封应聘信给那家电脑公司，并在信中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目前的工作情况。时隔不久，那家电脑公司就请她去面谈。实际上，面试的考官其实是一位专门负责打探张女士原来公司的商业情报的间谍。
“您在某电脑公司做过什么工作？”考官上来就直接问道。
“我对市场上所有厂家生产的电脑软件包的数据加密功能进行过测试和统计。”张女士简明、准确地回答道。
张女士说完后，看到考官仍然沉默并没有表态，以为自己回答得不够充分，求职心切的她立刻补充道：“我发现市场上所有的软件包的保密功能均比某电脑公司正在开发的新软件包要差。老板对我的工作是很满意的。”听到这里，考官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张女士以为是自己的工作能力等方面打动了考官，殊不知考官已从她的话中发现了某电脑公司的商业秘密——软件包保密功能强。于是，这家电脑公司在录用张女士的同时，立即组织技术人员主攻软件包的加密功能。像这家电脑公司这种以招聘为由，通过和曾为竞争公司效力过的求职者面谈，搜集对方生产、技术、经营等商业情报的手段，是讹诈之术中的常用手段。
与讹诈求职者相仿，一些在原公司失意的业务骨干或是遭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也往往成为商业间谍讹诈和利用的对象。商业间谍们派出和这些被讹诈者存在某种友好关系的人士，伪装成为这些被讹诈者排忧解难，倾听他们的苦水的人，而从这些所谓的苦水中得到公司的商业秘密。此外，还有的商业间谍通过调查、利用被讹诈者的性格特征来达到获取情报的目的。英国某建筑材料公司在技术研发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令其同行颇感不安，于是这些同行纷纷派出间谍刺探情报。商业间谍们经过研究，发现该建筑材料公司的保密措施做得相当到位，只有一个突破口，就是这个公司的技术部门经理。这个人口无遮拦，常常在听众的吹捧下走漏风声。于是，这位经理的身边突然多了一些忠实的“听众”，而他本人则兴高采烈。没过多久，英国某建筑材料公司的技术研究成果就在这位经理的夸示中泄露了一大半。
在现代商战中，间谍的讹诈之术可谓防不胜防。作为保守秘密的一方，要保证每个环节不出现纰漏，同时要低调、洁身自好，不让商业间谍有机可乘。
色诱与情惑：历久弥新的黄金战术
色诱与间谍自古以来密不可分。色诱这种手段通常以偶然相识、一见钟情开始，以性诱惑开道，以性讹诈结束，辅以金钱收买，软硬兼施，在间谍领域中屡立大功。
感情是间谍常常利用的突破口。1959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在民主德国的首都波恩从事外交秘书工作的贝蒂小姐在其寓所里刚刚吃过晚餐，她的门铃突然响了。贝蒂小姐打开门后，看到一个手持一大把玫瑰的男子，这名相貌堂堂的男子很有礼貌地说：“对不起，打扰您了，我是来找希顿小姐的。”贝蒂小姐一听立即回答说：“你找错了，这里没有什么希顿小姐。”这个男子随即说：“对不起！”随后，他把红玫瑰伸向贝蒂小姐，“由于我打扰了您，您该接受这些花才是。如果让这些美丽的花枯死，那就太可惜了。”面对这种慷慨大方而又浪漫的表示，孤独的贝蒂小姐将那个男子请进她的寓所，并把花插到花瓶中。接着这个男子开始自我介绍，说自己叫史蒂夫，是个摄影师，爱好广泛。
1960年12月，在史蒂夫甜言蜜语的诱惑下，贝蒂与他结成了夫妻。渐渐地，史蒂夫让贝蒂从外交部带一些文件回家。之后，史蒂夫就用相机偷偷地把文件拍摄下来，而后把文件放回原处。原来史蒂夫是苏联克格勃的间谍，按照情报中心的指示，导演了这一场爱情闹剧。5年中，史蒂夫和贝蒂两人向苏联提供了将近3000份外交部文件。当他们夫妇被捕后，这位曾经沉醉于爱情美梦的年轻女子，在牢房里用自己的睡衣上吊自杀了。
当然，色诱间谍也并不是清一色地从事欺骗的性行为，有的甚至明确地公开自己的间谍身份，用身体交易换取情报——称之为“性贿赂”，也许人们更容易接受。马尔代夫间谍玛莉伊姆·拉希达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在印度宇航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巴基斯坦构成致命威胁的情况下，巴基斯坦以协助马尔代夫加强防御设备和建立火箭制造工业为条件向马尔代夫“求援”，于是33岁的色诱间谍玛莉伊姆·拉希达闪亮登场。玛莉伊姆·拉希达勾引了印度航天署55岁的副署长戴富·萨锡可马林和其同僚印度高级火箭燃料工程师奈姆比·那雷耶伦，由他们提供情报，而玛莉伊姆·拉希达则提供“服务”。
令人惊奇的是，这宗色情交易居然进行得异常顺当，戴富·萨锡可马林和奈姆比·那雷耶伦两人先后数次与玛莉伊姆发生关系，玛莉伊姆总共获得5000余份绝密图纸和资料以及为数可观的电脑软盘。这位女间谍出色地完成了“演出”任务，因此受到马尔代夫间谍机构的褒奖。
在人类伦理观念日渐开放的今天，色诱毋庸置疑地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再加上现代科技的繁荣为其证据和情报搜集带来了更多的便利，这套战术更是展现出时代的“风采”，成为一套历久弥新的黄金战术。
绑架与勒索：间谍的杀手锏
绑架在谍战中十分主动，效果立竿见影，因而多被特工所采用。绑架作为间谍组织的杀手锏，在间谍任务完成的过程中发挥着多重作用。首先，绑架能直接获取情报。通过对知情者的绑架，间谍组织可以获得一次审讯甚至是刑讯逼供的机会，一些知情者迫于压力和胁迫不得不透露出自己所掌握的秘密，从而使间谍组织以较小的成本、较为安全的方式直接获取情报。
其次，绑架能间接逼取情报。间谍组织通过绑架知情者的亲属、朋友或是其他足以引起知情者关注的人或物，并把这些毫不知情的人作为吸引知情者的诱饵，诱其登门造访或屈膝妥协，从而间接逼取情报。与此同时，间谍还可以从间接绑架人质的过程中观察知情者的动向，他们期待着知情者处变而惊、忙中出乱，从而获取一条“抓住马脚”的捷径。
第三，绑架能够诱杀目标。在绑架中被形象地称为“撕票”的先绑后杀行为，带有浓厚的恐怖色彩。或许是目的已经达成又恐留下活口，或许是目的无法达成而“破罐子破摔”，或许“绑”就是为了“杀”，无论是出于何种理由，人质的命运终将成为一段悲剧。
最后，绑架在谍战中能够起到反间的作用。有些间谍组织抓了人质之后表现得“一团和气”，不仅不会对被绑架者动手动脚，而且过不了多久这位人质就能安然被释，原来他们只是想让被绑架者看一场表演，演出的剧本纯属虚构，信以为真的人质把这些假信息带回去之后，间谍组织在反间的赌局中就可以轻松胜出了。
绑架是军统特务的必备技能之一，其绑架方法多种多样。军统特务的绑架技术都是受过特殊训练的，特务绑架的时候，有其独到的办法。有时候，特工会用枪抵住受害者的背部，强行威胁到汽车里；有时候，会派一个穿黑色衣服的特工伪装成强盗把受害者击晕，然后另一个隐蔽在暗处的特工就会冲到人群中，装成受害者的亲属，将受害者接走。但是，这些方法遭到多次的失败。军统头子戴笠总结之后发明一种新的方法，它成为军统特工绑架的标准方法：先对目标进行跟踪，掌握其日常的行为规律。开始行动时，特工把车子停在目标附近。一个特工开始正面走向目标，另一个特工从后面走向目标。当两个特工快相遇时，车里的特工把车开到目标旁边转弯。此时走在目标后面的特工用枪抵住目标的背部，前面的特工猛击目标的小腹，后面的特工随即用手压住目标的后背，不让目标直起身来。与此同时，车里的特工协助把目标拖上车。一会，这辆车就安稳地行使在大街上，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一样。
此外，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行人的注意，戴笠的特工还自创了一种“捏穴位”的绑架方法：一个特工伪装成熟悉的人从后面蒙住目标的双眼，接着用力掐目标耳朵下面的命门穴，使其无力呼喊，另一个特工上来嘻嘻哈哈地把受害人拖上车，给人造成是熟人之间开玩笑的错觉。对于绑架经常出入风月场合的目标，戴笠的特工们还经常使用“美人计”进行绑架：一个女子伪装成目标的情人，冲向目标，哭闹着说自己被抛弃了，此时目标一定会说对方认错人了。这时，另一个女特工装成受害者的女朋友，劝解说一起好好谈谈，另外两个男特工就伪装成她们的家人呼喊着：“还是回家说吧。”就这样，目标就被推搡着拖上车。
当然，很多时候事情不会按照预想的发生，更多的时候需要军统特工随机应变。沈醉绑架桂系的陈六安就是临时决定的。事先，沈醉等特工对陈六安的行踪一直进行监视，还没有行动的计划，所以当陈六安提个大箱子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沈醉立即意识到，陈六安是要去火车站，这是绑架他的最好时机。于是沈醉当机立断，伪装成陈家的用人，帮忙叫车，陈来了之后，又伪装成司机的助理，一离开陈家，就让司机将车开到其他特工的潜伏点，等其他特工上车后，将车和陈六安挟持到目的地。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绑架手段在谍战中成本较小、收效巨大，因此备受间谍组织青睐。在当今世界关于尊重人权和打击恐怖势力的声讨声中，绑架固然不受推崇，但对于间谍组织而言利用绑架来实现间谍目的却依然不可或缺。
暗杀与明杀：命悬一线的搏杀
苏联克格勃的追杀行动分为“直接清除”和“间接暗杀”两种途径。为了不暴露身份，间谍多数采取“间接暗杀”方式，如借助可靠情报，收买内线除掉目标。由于毒药发作特别快、安全经济，往往成为暗杀行动的首选。间谍一般将毒针或者毒剂藏在日常用品或食物当中，利用内线接近目标，然后伺机下手。苏联克格勃有一种“气雾杀人针”。只要轻轻扣动扳机，一支带有发射栓的玻璃针便会撞破玻璃针管，一团气雾过处，所有生命便会停止呼吸，几乎毫无声息……
在苏联克格勃的间谍杀手中，斯塔申斯基一枝独秀，曾利用“气雾杀人针”成功暗杀里贝特和乌克兰抵抗运动领导人之一斯捷藩·班德拉。斯塔申斯基是乌克兰人，受雇于苏联情报部门，奉命监视流亡在联邦德国的那些被认为是敌视苏联的乌克兰人。
1957年10月9日，斯塔申斯基从柏林飞抵慕尼黑，化名“西格弗里德·德雷杰”。此次他的任务是暗杀流亡的乌克兰政治家——列夫·里贝特。斯塔申斯基按照上司指示，在以后的3天每天清晨吞服一粒解毒药丸，定时到卡尔斯普勒茨大街等候里贝特的出现。10月12日上午10点多，守候多时的斯塔申斯基看到里贝特下了电车走向了他的寓所，听到里贝特进入那所房子的声音，斯塔申斯基立即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气雾杀人针”，当他走到里贝特身边时，斯塔申斯基将那武器对准里贝特的脸开了火。毫无戒心的里贝特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也没有流血，只是静悄悄地倒了下去。
看到里贝特无声倒下，斯塔申斯基立即冲下楼梯，并弄破解毒针管，吸了里面的气雾。随后，斯塔申斯基跑出那所房子，将“气雾杀人针”扔进小河里。随后乘坐火车离开，前往法兰克福。在暗杀里贝特期间，斯塔申斯基与一个普通的德国姑娘，英格·波尔小姐热恋了。英格·波尔和她全家都是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杀了里贝特之后，斯塔申斯基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令人担忧。
1958年5月，斯塔申斯基被派往荷兰鹿特丹，奉命监视为1938年被谋杀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缔造者康诺瓦尔克上校所举行的墓前追思礼拜。斯塔申斯基将出席这一仪式的所有人都拍了照，而且他特别注意到停在墓地外的一辆慕尼黑车牌汽车。随后，斯塔申斯基发现这是礼拜仪式的主要演讲人斯捷藩·班德拉的车子。班德拉不仅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慕尼黑分部的领导人，而且是乌克兰抵抗运动领导人中干劲最大、最杰出的一个，与西方的联系也最密切。在克格勃拼命想干掉的乌克兰人黑名单中，班德拉名列前茅。暗杀的关键问题是：必须干得不露形迹，像干掉里贝特那样，被看成是意外死亡。
1958年底，克格勃头目向斯塔申斯基下达干掉班德拉的指令。班德拉使用的是假身份，行踪不定，甚至连他的手下都不能确切地知道他的行踪。斯塔申斯基一直耐心地等待机会。终于有一天，斯塔申斯基找到了班德拉的住所——慕尼黑克雷特梅厄街7号。为了搞清楚班德拉房内的一切，斯塔申斯基弄了一把万能钥匙，趁班德拉不在的时候，很快地打开了房门，查清了房中的一切。斯塔申斯基把得到的所有情报和有关班德拉的情况汇报给了他的上司。
经过斯塔申斯基的调查得知，班德拉身边一直有一个保镖，谋杀他很有难度，而且班德拉肯定随时都处于戒备状态，因为他的生命一直受到威胁。1959年5月的一天，机会来临了。斯塔申斯基发现班德拉独自驾车进了车房，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斯塔申斯基却没有发射“气雾杀人针”，失去了一次宝贵的暗杀机会。时隔不久，斯塔申斯基再一次等到了暗杀机会，这天班德拉的车驶进了院子，从车上下来的只有班德拉一人。斯塔申斯基暗自惊喜，于是他向那所房子走去。当斯塔申斯基上楼梯时，忽然传来了一个妇女的说话声，脚步声也越来越近。斯塔申斯基立刻意识到，不能让这个女人看到自己的脸。于是，斯塔申斯基迅即转变方向朝电梯的方向走去。在躲过这个女人之后，斯塔申斯基慌忙地爬上楼梯。
听到大门被打开的声音，斯塔申斯基知道班德拉已经进来，于是他立即走下楼梯。他看到班德拉挎着一只小菜篮，并在认真地拿着钥匙开锁。“不上班吗？”斯塔申斯基向班德拉问道。可怜的班德拉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便觉得眼前一片黑暗，片刻便失去了知觉。此时，斯塔申斯基迅速拿出纱布包着的另一种解毒药，急速地将它敲碎，吸入解毒气雾。斯塔申斯基环视四周，发现楼梯上仍然没有其他人存在，便头也不回地快速离开了这所房子，将纱布和玻璃碎片丢进一条阴沟里。第二天，斯塔申斯基乘头班飞机飞往柏林，接着来到设在那里的苏联司令部，报告他已完成任务。
克格勃头子谢列平派人召见了斯塔申斯基，并亲手授予他红旗勋章。之后，克格勃要求斯塔申斯基暂留莫斯科，等待时机。此时的斯塔申斯基已厌倦了杀人间谍的工作，他坚定地要离开克格勃，后来成功逃离。
1962年10月19日，联邦德国司法当局以间谍罪和杀人罪判处斯塔申斯基监禁8年。1968年新年前夕，斯塔申斯基提前被释放。为了防止克格勃加害斯塔申斯基，他被美国用一架军用飞机秘密带出德国，定居在美国。
在和平与发展为世界主题的今天，暗杀行动却一直没有淡出人们的视线，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的暗杀事件把人类带入了恐怖主义的迷茫之中。暗杀是间谍手段中最为极端的一种，而且常常以暗杀者自戕为代价。可以说，今天的暗杀站在了理性和非理性的边缘，一旦这个界限被混淆，那么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