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开皇末年，由于晋王杨广骗取了独孤后的信任，又通过宇文述结交杨素兄弟，因此，独孤后和杨素（杨坚的另一宠臣）一个在内，一个在外，天天说太子杨勇的坏话，说晋王杨广的好话，朝臣也被杨广收买了不少，有人上书杨坚请改立晋王为太子。于是杨坚渐渐地认为太子杨勇不如晋王杨广贤明。再加上太子杨勇与武卫将军云定兴之女云昭训未婚先孕，世人对杨勇的评价并不高。杨坚为此多次下旨责备杨勇，杨勇不服，于元旦之日在东宫大会群臣，凡是依附他的官员全都去了，杨勇早早准备了酒宴、歌妓，从晨到晚喝酒狂欢。由于太子东宫的侍从官员姬威为杨广收买，因此杨勇的一举一动，都落在了杨广和杨坚的眼里。杨坚面对太子的示威，勃然大怒，为了抑制东宫的势力，下令从东宫卫队中抽调精壮卫士护卫皇宫，其余卫士受皇宫卫队指挥。
面对着杨坚的步步进逼，杨勇束手无策，求助于亲家高颍。而高颎作为封建专制的卫道士不能领会杨坚的意图，反对废太子立晋王，严守皇位继承制中的嫡长子继承制。杨坚当然不悦。
此前，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高颎和皇室的关系。杨坚某日趁独孤后病中临幸了后周大臣尉迟迥（反对杨坚，兵败被杀，子女入官）的孙女，被宫中太监告知了独孤后，独孤后在杨坚上朝时杀了尉迟迥的孙女，杨坚回宫得知后火冒三丈，离宫出走。高颎与杨素追劝杨坚，高颎叩马进谏说：“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独孤后闻听高颎竟称自己为一妇人，觉得有失体面，于是与高颎反目成仇。不久，高颎的正室夫人死了，杨坚劝他再娶，高颎以年纪已大回绝此事。后来，高颎的小妾又生了个儿子，独孤后就认为高颎所谓的年老其实是为恋爱妾而欺骗皇帝，杨坚听说了更为不快。以后，因为其他官员犯事，免了高颎的左仆射职务和上柱国勋衔。在以后的一次宴会上，杨坚对高颎说：“不是我有意亏待你，是你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转身对其他大臣说：“我把高颎当做自己的儿子看待，平常有时不见，还经常想起；自从免官后，就忘了他，好像就没有这个人。可见作为大臣的第一大义，就是不可以生控制皇帝之念。”没过几天，有人控告高颎有谋反迹象，杨坚不作任何调查，就信以为真，剥夺高颎的全部官职，贬为庶民。后果是很严重的。
因为高颎得罪了杨广，又主张立杨勇为储君，因此隋炀帝杨广一继位，就借故杀了高颎。高颎至死也没有能成立的罪名，主要原因就是他卷入了立太子的权利之争，杨勇失败了，他也就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开唐首谋刘文静：恕两死难免一死
刘文静是李渊、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兵的核心人物之一，有首谋之功，是李氏秦王府集团的重要成员，深为李渊所赏识。唐立，刘文静出任纳言，助修律令，并帮助李世民击灭薛仁杲，任民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封鲁国公。
然而，李氏建立政权后不久，刘文静正是年富力强且有可以免两死的铁券，但最终还是难逃杀身之祸。武德二年（619年）九月，李渊就举起杀人的快刀，迫不及待地把这位为建立大唐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功臣杀害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迫使充满理性的唐高祖甘愿冒惨杀功臣的骂名铤而走险，在基业建立之初，就把一个胸怀良谋的人中才俊毅然决然地送上断头台了呢？
史载，刘文静与裴寂共同参与了太原起兵，“定非常之谋”。大唐建立后，两人同获李渊的重用，刘文静自以为才能远远超过裴寂，又屡屡立有军功，而裴寂仅因是高祖李渊旧交，地位反而在他之上，因之心中不平。每次议论大事，故意和裴寂作对，由此与裴寂产生了隔阂。刘文静有一次与其弟通直散骑常侍刘文起宴饮时，酒后口出怨言，拔刀击柱，说：“一定要斩杀裴寂！”恰巧家中几次出现怪事，刘文起为此忧虑，便召巫师来家，夜间披发衔刀，作法驱除妖孽。偏偏刘文静有个爱妾失宠，便把此事告诉其兄，妾兄遂上告刘文静谋反。高祖将刘文静交付属吏，派遣尚书左仆射裴寂和民部尚书萧瑀审讯。刘文静说：“起义之初，我为司马，估计与长史地位相当。如今裴寂已官至仆射，居于甲第，赏赐无数。臣的官爵赏赐和众人无异。东征西讨，家口无托，确实有不满之心。”高祖对群臣说：“刘文静此言，反心甚明。”李纲、萧瑀都认为刘文静不是谋反，秦王也认为刘文静在义旗初举之时，先定非常之策，事成才告知裴寂，及至平定京师，二人地位和待遇悬殊，故只认为刘文静有不满情绪，并无谋反之心，极力想保全他。但高祖素来疏远猜忌刘文静，裴寂又乘机说：“刘文静的才能谋略确实在众人之上，但生性猜忌阴险，忿不顾难，其丑言怪节已经显露。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劲敌，今若赦他，必遗后患。”高祖竟听信其言，杀掉了刘文静及刘文起，并抄没了其家产。刘文静临刑之前，拍着胸口长叹道：“‘高鸟尽，良弓藏。’果非虚言！”死年52岁。
作为一个谋臣，刘文静该知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但是却不懂得收敛，这是其被杀的性格方面的原因，是其被杀的导火索。然而以李渊的理性和智慧，难道真的是因为刘文静与裴寂的意气之争才痛下杀刘文静之心的吗？刘文静被杀的背后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吗？
其实，李世民方面是刘文静被杀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刘文静与李世民关系密切。刘文静与裴寂因权力而不睦，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在刘文静被告后，李世民出面为刘文静辩护，但是从这辩护词中，可以看出这就是李世民自己的内心写照。在推翻隋朝的斗争中，李世民功劳比李建成大，但是李建成由于是长子的原因，当了太子，李世民成了秦王。李世民心中愤愤不平也是可想而知的。李世民与刘文静既有交情，又同病相怜。李渊显然也是看出了这问题，所以本来是可以放过刘文静的，但是最终决定杀鸡给猴看，通过杀刘文静告诫李世民。
刘文静为纳言时，高祖曾有诏书说，秦王及裴寂、刘文静三人为太原元谋功臣，“特恕二死（即可以赦免两次死罪）”。不料刘文静第一次犯死罪，就被杀死了。直到贞观三年（629年），太宗李世民才又恢复了刘文静的官爵，算是给他正了名。
长孙无忌：开唐功臣死不瞑目
长孙无忌，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其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颇涉文史”，很有才华和名望。在这样一个文化素养高的家庭中，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无忌“好学，博文史”，妹妹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高士廉识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发现李世民是个非常之人，把长孙无忌的妹妹聘与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做了皇帝，册封长孙氏为皇后。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么显赫之功。他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是在玄武门事变中。唐朝建立后，李渊集团发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显赫军功，不仅使其本人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开始是李建成想对李世民下毒手，但没成功。李世民问秦王府的僚属们：“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说：“吾怀此久矣，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于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
此时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也在加紧活动，用重金收买李世民部将尉迟敬德，遭拒绝后，又对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于是，向李渊谗毁二人，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仍在府中。长孙无忌坚决支持房玄龄政变的建议，与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李世民诛杀太子与齐王。李世民仍犹豫不决，与灵州都督李靖商议，征求行军总管李世民的意见，二人都表示不愿意干。正在此时，突厥南下侵犯，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荐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等同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借机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并计划在为李元吉饯行时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立即与长孙无忌等商量，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共同谋划了玄武门兵变。六月四日，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等十人，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建成、李元吉。
李世民即位后，马上封这位大舅子为吏部尚书，又因其谋划功劳大，进封齐国公。此时是长孙无忌人生最为得意之时，佐命元勋又兼贵戚，恩礼尤重，常常出入皇帝卧内议事，如家人兄弟一般。
任高官积年，有人密奏太宗说长孙无忌权宠过盛，不利于国。李世民亲自拿这封密疏给长孙无忌观瞧，表示自己对他实无疑虑。太宗又召集百官，宣布说：“无忌有大功于我李家，朕诸子皆弱，现在委托给无忌，朕内中非常放心。疏间亲，新间旧，是不顺之举，朕所不取也。”大庭广众之下，皇帝表露了对长孙无忌的信任。同年，李世民进行祭祀礼，下命功臣裴寂与长孙无忌两人和他一起同立于皇帝专用的巨大御车上，宠遇莫比。贞观七年（633年），朝廷册拜长孙无忌为司空，他固辞不受，表示自己以外戚任三公，会有私亲得官的物议。太宗表示：“朕受官必择才行。襄邑王李神符是我李家骨肉，德行轻薄，故朕不授其任何实官。魏徵从前是太子建成死党，朕照旧委以重任。如果真是以外戚之故，多赐无忌金银财帛也就足够，确实是因为无忌聪明鉴悟，武略不凡，朕因此授以台鼎之位。”言毕，赐《威凤赋》予长孙无忌，表彰他的贤德谦让。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又下令长孙无忌等功臣世袭大州刺史；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又亲自到长孙无忌家里，赏赐长孙亲族；贞观十六年（642年），册拜长孙无忌为司徒；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宗又命在凌烟阁挂长孙无忌等二十四功臣的画像，并下诏褒崇。
贞观十七年（643年）四月，太子李承乾被废。之后，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9岁，唐太宗对他思宠逾制，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学馆，听任其招揽贤人学士，赏赐甚至超过太子，还不时在言谈中暗示要立李泰为太子，待承乾被废之后，又“阴许立泰”。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父子感情看，均处于劣势，但舅父长孙无忌却大力支持，“固请立晋王治”。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太宗所宠，而要立李治呢？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统治后期，长孙无忌在朝臣中权重无比。为了在太宗之后仍维持这种局面，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应该由一个仁孝听话的外甥充当，这样，自己会得到尊重，权势会得到保障。因晋王李治生性懦弱，成为他极力支持的对象。而魏王李泰则不同，从小聪明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喜好经籍、舆地之学，从贞观十一年（637年）开始置文学馆收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投门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员不放在眼里不说，关键是不去争取舅父对自己的支持。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党羽，绝不是他这个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为太子。
两子争立，一边是才华出众的李泰，一边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说，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靠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世民、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绝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为此，他不得不舍爱立李治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挡了回去，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于是，唐太宗只好作罢，临终前，将辅佐李治的重任托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
唐高宗朝最大的政治事件，当属废立皇后之争，这不是单纯的妻妾之斗、后宫争宠，而是有着深刻政治背景的。长孙无忌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及其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高宗李治即位后，当年亲舅推举之景犹然在目，心中自然怀有万分感谢之情，马上进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扬州都督，仍知尚书及二省事。长孙无忌也竭尽忠忱，数进良谏，高宗无不优纳。
高宗为太子时，入侍太宗，看见时为太宗才人的武媚娘，心旌摇荡。虽然也好色，李治毕竟和杨广不一样，老爹还没咽气就扑过去搂着父皇的爱妃求欢。太宗崩后，按规矩武才人应落发为尼。高宗以上香为名，于寺庙见到武才人，两人泣下如雨（不知是睹佳人思亡父，还是大喜成悲）。当时高宗的王皇后没有孩子，萧淑妃有宠。王皇后听说此消息马上令武才人留起头发，劝高宗纳武才人入后宫，目的想夺萧妃专宠。没料到的是，武氏巧慧异常，不久就大受高宗宠幸，获封为昭仪，王后、萧妃一齐被冷落，此时二人连手再想扳倒武昭仪，却是永不能够的事情。虽然王皇后失宠，毕竟结发之妻，高宗并没有废后之意。不久武昭仪生下一个女儿，王皇后见了心中真的十分怜爱，抱在怀中逗弄，然后离开。武昭仪暗中潜入，活活掐死自己的亲生女儿，然后等高宗看视时大哭大闹，陷害说王皇后弄死了小公主。高宗勃然大怒，立马起了废掉王后的心。由于皇后母仪天下，高宗自己还真做不了主，便首先从巴结自己的亲舅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