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7年(景帝中元三年)，窦太后要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王皇后为人十分乖觉，专会讨好窦太后，因而博得了窦太后的欢心，稳住了地位。至于封外戚为侯，并非没有先例，但景帝估计周亚夫不会同意，就先去找他做工作。果然，周亚夫断然否决，他说：“高祖皇帝曾经与诸大臣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之。”周亚夫搬出刘邦的话压人，倒还罢了，还直言不讳地说：“王信虽是皇后的哥哥，但却并无功劳，如果把他封了侯，那就是违犯了高祖的规约。”这自然使景帝十分恼怒，只是周亚夫持之有故，言辞确凿，无懈可击，景帝才不便发火，只能“默然而沮”。周亚夫阻止了王信封侯，但从此加深了与景帝之间的矛盾，更得罪透了王信。梁王与王信过从甚密，又都恨极周亚夫，于是，两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陷害周亚夫。
有一天，突然有使者到来，叫他人廷对簿。对簿就是当面质问，澄清事实，核实错误罪行。周亚夫一听，就知末日已到，但还不知犯了什么罪。
等周亚夫到了廷堂，问官交给他的一封信，周亚夫阅后，全无头绪。原来周亚夫年老，要准备葬器之类，就让儿子去操办。买了五百副甲盾，原是为护丧使用，又有许多宫廷使用的木料等，可能是周亚夫的儿子贪图便宜，买了下来，他使佣工拉回家去，又未给钱，使得佣工怀恨在心，上书诬陷。景帝见书十分恼怒，正好借机找茬，派人讯问。周亚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无从对答。问官还以为他倔强不服，就报告了景帝。景帝怒骂道：“我何必一定要他对答呢!”就把他交大理寺审讯。周亚夫人狱，其子惊问何故，等弄清了原委，才慌忙禀告父亲。周亚夫听了以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大理寺当堂审讯，问道：你为什么要谋反呢?”周亚夫说：“我的儿子所买的东西全系丧葬所用，怎能谈得上谋反呢?”
大理卿无话可说，但又知皇上欲置其于死地，必须找个借口，于是发出了石破天惊之判词：“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谋反!”
周亚夫一听，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再也无话可说。被关入狱中后，他五日不食，绝食而死。
以史为鉴：
常言道：自古伴君如伴虎。中国的封建官场好比是一个大染缸，进去的人难免会染成一身血红或是黑紫，但毕竟还是有“拒腐蚀，永不沾”的硬骨头在，如果不是这样，那中国的封建社会真是永远不见天日的“黑社会”了。只可惜，一代名将忠心为国竟落此下场!
★教训17：不论忠奸，格杀勿论——杨坚的阴狠
杨坚是在刘防、郑译等人拥戴下控制朝政并取周自代的，但这些人并不具备治理国家的才能，况且在杨坚称帝后，这些人大多恃功自傲，总想得到更多的财富和权力。杨坚要真正治理国家，就必须彻底摆脱这些人的干扰，以免他们以后再跟自己捣乱。在建立新的领导核心时，这些人逐步被疏远、罢免或杀头。
杨坚做皇帝，使用了阴谋诡计，由独揽朝政发展为取周自代。他的经验就是成功地利用了周静帝年龄幼小、宇文氏又没有有效地控制大权的机会。由此，杨坚也把它作为教训，在使宗亲、亲信把持大权的同时，极力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对朝廷百官，特别是功勋卓著的文武大臣，时时保持高度的警惕，对他们的言行密切注意，唯恐他们也走自己的道路，颠覆杨家的天下。
杨坚在建国初期成功地排除了曾为他做皇帝立下汗马功劳，但实际上没有治国能力的刘防、郑译等人，使用了高颖、苏威、李德林等一批真正能帮他治理国家的人才。在他巩固统治的同时，他所使用的文臣武将都获得了高官勋爵，但他们又引起了杨坚的猜疑。
至杨坚晚年，开国功臣、平定三方武装反抗的地方将领、南平北抚的文武大将、帮他在中央主持一系列改革的重臣，已所剩无几，或遭杀戮，或被废弃，大部分都没有明显的恶迹，只是充当了杨坚猜疑的牺牲品。
梁睿本是北周旧臣，在征讨王谦时有大功，出任益州总管。只因他在益州颇得人心，杨坚便怀疑他有发展地方割据之意。梁睿也深知杨坚怀疑自己，便主动辞去益州总管的职务，到长安去做京官，接受杨坚的直接监督。终因遭致非议，被免官。
王世积也是北周官僚，在平尉迟迥和灭陈时，数有大功，进位上柱国。王世积亲眼看到许多功臣被杀，从此嗜酒如命，不参与任何政事。
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杨坚征辽东，以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回师后被任命为凉州总管。这时，王世积的一个亲信皇甫孝谐犯罪，被官府缉捕，投奔王世积，王世积没有接受。皇甫孝谐被捕，判以发配，为报复王世积不肯包庇，便诬陷王世积谋反，杨坚明知并无任何根据，‘仍下令处死王世积。
虞庆则也是北周旧官，因在安抚突厥和灭齐中曾立大功，颇受杨坚赏识，位至尚书右仆射，成为除皇帝外的第二号实权人物。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李贤叛乱，杨坚指名要虞庆则为行军总管。在回师途中，虞庆则曾指着一个地方说：“若在这里有一个合适的人驻守，只要有足够的粮食，便难以攻破。”杨坚便以谋反罪杀死虞庆则。
22-隋文帝
（扫描三才图会563下左图隋文帝）
高颖是杨坚作为治国之才拉为心腹较早的一个。高颖原本是独孤信的部下，被赐姓独孤。杨坚的妻子是独孤信的女儿，故杨坚和高颖的关系一直很融洽。杨坚代周，高颖是高参；杨坚做皇帝，高颖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是掌实权协助杨坚治国的第一号人物。政治、经济改革的许多重大决策，杨坚都得之于高颖。
高颖是杨坚长期依赖的亲信，也是最得力的助手。杨坚对高颖也非常信任，常把高颖比作镜子，说他可以矫正自己的过失；有人说高颖的坏话，一律不听，甚至治告状者的罪；封官职、爵位都到极限，赏赐的财物更是无数。
至开皇末年，杨坚对长子杨勇越来越不满意，准备把帝位传给次子杨广。高颖并未领会杨坚的意图，反对废杨勇而立杨广。杨坚为削弱杨勇的力量，要从东宫挑选卫士，高颖不同意。因为杨勇的女儿是高颖的儿媳妇，若杨勇继位，高颖则是地位显赫的皇亲国戚。
杨坚是以外戚身份谋取帝位的，故对此非常敏感，认为高颖坚持让杨勇做皇帝并为其着想实是想步自己的后尘。后以王世积之事株连高颖，便罢免了他的左仆射职务和上柱国勋衔。
有人告高颖有谋反迹象，杨坚没做任何核实，就信以为真，只是不愿落个连续杀戮功臣的名声，才没有杀死高颖，而是剥夺了他的全部官职，贬为平民。
为树立自己的权威，杨坚在宫廷中长期放着杖棒，稍不如意，则当场施以杖刑，有时一天就要打好几个人。杨坚还常嫌持杖者下手过轻，怀疑他们手下留情，便要推出杀头。故宫廷中常有人死于杖下。
以史为鉴：
对于那些强权者来说，权势就意味着一切。在封建社会的权力斗争中，权欲与人性时时交锋，往往是权欲胜，人性败。当我们捡起失败者的头颅审视的时候，也许可以发现一点点的人性：当我们仰视胜利者的微笑时，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有权欲。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不做那个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一定要从中学会做人的心机。
★教训18：开唐第一功臣枉死刀下——长孙无忌丧命
唐高宗永徽六年，高宗李治宠幸武昭仪，想要废王皇后，让武昭仪正位中宫，却遭到以高宗的舅舅、太尉长孙无忌为首的一众老臣的坚决反对。无论高宗如何恳求，长孙无忌仍然不肯松口，既不同意外甥皇帝废后，更不允许选武昭仪为后。
事实上，长孙无忌反对册立武昭仪为后，理由是很充分的，谁也不能说他有错。只是在整个过程中，长孙无忌透过反对废后一事所表现出来的蔑视皇帝的态度，却是大错特错——多年独掌朝政的顺遂，使长孙无忌也犯了历代顾命大臣不善终的同一个毛病。长孙无忌对年轻皇帝的感觉，一厢情愿地停留在了先帝托孤无条件依从的那一刻。最终，一件宫闱之私的废后之事，转变成了皇帝对权臣疑忌惮讳、欲除之而后快的祸源。
24-武则天
（扫描三才图会565上左图）
首先，对于高宗几次三番表达“欲立武昭仪为后”的愿望，长孙无忌都“固言不可”。高宗冥思苦想之后，决定向舅舅给足诚意。遂从自己的私房内库里精选了宝器锦帛，足足装了十几车，悄没声儿地密送到了太尉府，并且随即亲自登门拜访。收下了重金之后，这一次拜访似乎君臣、舅甥、宾主尽欢。高宗觉得曙光在望，于是在宴席上又高高兴兴地送给舅父第二件大礼：平白无故地擢升长孙无忌的三个儿子做朝散大夫。两样大礼送出，高宗真正的意图也就浮出水面。当然，高宗身为皇帝，虽能当场提出交换要求，却不一定会将事情讲到透。担此重任的是武昭仪的母亲杨氏。高宗回宫之后，杨氏满怀希望地登场了。杨氏来到太尉府求见，希望长孙无忌能够应允高宗与武昭仪的“申请”。
23-长孙无忌
（扫描三才图会637下图长孙辅机像）
25-于志宁
（扫描三才图会639上图于仲谧像）
26-褚遂良
（扫描三才图会638下图褚登善像）
然而，杨氏失望了，高宗和武昭仪也失望了。长孙无忌安享皇帝的贿赂不说，还居然敢收了钱不办事，毫无回转余地地将废王立武的申请打回了。
这事虽然是私下进行的，但消息很快就被广泛传扬开去。士大夫阶层自然认为此事更进一步牢固了长孙无忌在他们中间的地位，却也有识时务的人当即看出了其中的危与机。许敬宗就是这些识时务者中的一员。
八月，长安令裴行俭与长孙无忌、禇遂良私议武昭仪立后之事，感慨国家之祸必由此始。结果不知是谁大嘴巴使内幕外泄，竟被中丞袁公瑜打听了个清楚。袁公瑜立即向武昭仪之母应国夫人杨氏报信。结果可想而知：裴行俭贬放西州都督府长史。长孙无忌的盟友开始了被拆散的第一步。
老臣帮开始被打散洗牌，完全听命于皇帝的人马却纷纷进入枢机。九月，许敬宗荣升礼部尚书。高宗打算正式出手了。
这天上朝已毕，高宗传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四相入内殿。进殿之后，李治果然开门见山：“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禇遂良立即上前陈词：“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这可是陛下你亲耳听见过的。再说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
这番话听在李治的耳中，非常不是滋味。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说，于是这场会谈草草收场。
第二天，李治做好了准备，再一次提出议案。岂料所有的准备都白搭，谁也不曾想到，禇遂良竟会将最见不得人的事情当众说出来：“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愿留三思！臣今忤陛下，罪当死！”说完，禇遂良将朝笏置于殿阶，解巾叩头流血道，“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
禇遂良此举，无疑事前曾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安排。褚遂良或者是认为如此一闹，武昭仪从此下不来台，皇帝也只能偃旗息鼓。当然还有一种可能：话儿是气赶出来的，气头上这位顾命大臣的嘴没了把关的。无论如何，这番激烈的表演起了反效果。更何况如此一来，高宗若对禇遂良有丝毫让步，都表示默认了他的指责内容。恼羞成怒的高宗不给这位顾命大臣任何面子，立即下令将褚遂良拖出去。
同样愤怒、甚至更愤怒的还有武昭仪，她这时就藏在高宗身后的帘中。听到禇遂良如此嚣张大胆的言论，她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竟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大声地尖叫了起来：“何不扑杀此獠！”
事件的整个过程如此迅速激烈，令观者不及掩耳。于志宁吓得连话都不敢说，长孙无忌也只能勉强出头：“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总算阻止了高宗颁下“扑杀”的旨意，但禇遂良不久即遭贬斥。武则天也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后。
李治当年能正位储君，长孙无忌之力最大。以至于太宗宣布立储之后竟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后来太宗去世，李治也首先抱着舅舅的脖子嚎啕大哭。此后整个永徽年间的政事，也基本都在长孙无忌的安排下进行。只是这原本非常和谐的画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变了味。
长大的李治不能忍受舅父的耳提面命，急不可耐地渴望当“真皇帝”。长孙无忌却始终掂记着自己的扶立之功，他的盟友们也不例外，只要逮着机会就要提醒李治“先帝顾命”之类的言辞。他们都忘记了一件事：“先帝”已经死了，眼前的这个青年才是他们的现实主宰。做为皇帝，李治只愿意承认自己是太宗嫡子，理所应当继位；而不是每天听人提醒“你的皇位是别人帮你弄来的”。
也是天佑武则天，恰从显庆元年（公元656年）起，高宗一贯患有的头痛病加重，“多苦风疾，头重，目不能视”。据今人考证，可能是高血压加耳前庭功能失调。这就给武则天提供了参与政务的更大空间。据史书载，高宗“凡百司奏事，皆委武后详决”，百分之百地信任武则天的政治判断力。
武则天初登后位，雄心勃勃，也乐于完成这个非凡的使命。按照高宗安排，她与亲信许敬宗每天在武德殿西门待诏，掌控朝政，了解动向，不知疲倦。
上朝时，夫君在前应答，武后在后决断，形成流水作业程序，纹丝不乱。以致到后来宰相们认为“天下无虑”，竟提出可以改变以前那种每日视事的制度，改为隔日视事了。
在这种高屋建瓴的态势下，武则天要实施的下一步、也是最重要的“定点清除”行动，当然是以长孙集团为目标。
对长孙无忌的打击，有一系列的前哨战。
按照武则天的计划，先实施的是外围行动。把长孙无忌的亲戚，一个个调离京城外放。太常寺卿、驸马都尉高履行被派到益州（今四川成都一带）大都督府任长史；工部尚书长孙祥被派到荆州大都督府为长史。从表面看，这两位部长级人物虽然外放，但所任的职务也非常重要。这两个州是天下显要州郡，都督是由亲王在京城遥领，不实际到任，那么副职长史就是实际上的州官，权力很大。
然而，这两个人不是别人，一个是长孙无忌的表兄弟，一个是他的堂兄弟。这一步棋，天下人都看明白了：是未演“定军山”先演“断臂山”，砍了你的左右手再说！
长孙此时倒还沉得住气，他自武则天封后以来，一肚子的怨恨，索性不去上朝了，在家编纂《武德贞观二朝史》，以静制动——反正我是皇帝的舅舅，还能吃了我不成？
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高宗和武后没有给长孙无忌太多思考的机会。永徽六年易后，显庆元年易太子，八月即以程知节出京征西突厥，短短几个月间要长孙无忌做好应变立即发难，也实在比较困难。彷徨顾望间，良机已逝，自己又处在武后情报网的严密监视之下，从他和裴行俭私下讨论立后之事便导致裴行俭被贬外放，即可看出武后情报网的高效。身处重重束缚下的长孙无忌，再没有任何资本可以依靠，注定只能于政治的漩涡中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