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尊者讳”，这是官场的一条潜规则。一个人，无论他原来的出身多么低贱，有过多么不光彩的经历，一旦当上了大官，爬上了高位，他身上便罩上了灵光，变得神圣起来。往昔那见不得人的一切，要么一笔勾销，永不许再提；要么重新改造、重新解释，赋予新的含义。这位穷哥们儿哪懂得这一点，自以为与朱元璋有旧交，居然当众揭了皇帝的老底，触犯了“逆鳞”，岂不是自找倒霉吗？
朱元璋原本是泥腿子出身，早年当过和尚，后来又参加过推翻元朝统治的红巾军起义。这些经历在朱元璋看来都是卑微的。因此，朱元璋对“光”、“秃”一类的字眼也十分忌讳，对“贼”、“寇”之类的组织更是极为反感。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杭州徐一在《贺表》里写了“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几个字。朱元璋读了勃然大怒，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削发，说我是秃子。则者近贼，骂我做过贼。”于是，立即下令把徐一处死了。
而后，在洪武年间，汉朝上下又大兴文字狱，其中唯一幸免的文人只有翰林院的编修张某。当然，他在作贺表文里也有“天下有道”、“万寿无疆”两句话，朱元璋看了发怒说：“这老儿竟骂我是强盗呢！”差人逮来当面审讯。张某说：“天下有道是孔子说的，万寿无疆出自诗经，说臣诽谤不过如此。”朱元璋被顶住了，无话可说，想了半天才说：“这老儿还这般嘴硬，放掉罢。”左右侍臣私下议论：“几年来才见饶了这一个人。”
其实，“为尊者讳”只是一种避免尊者当众难堪的处世策略，它并非是为尊者隐瞒、和尊者共同作弊一类意思。“为尊者讳”也不是一种认识方法，它恰恰是反“实事求是”原则的。对此，我们如果不能正确认识，那是有害无益的。中国人可以吃闷亏，也可以吃明亏，但就是不能吃“没有面子”的亏。俗话说：打人莫打脸，骂人莫揭短。在中国，“面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为了“面子”，小则翻脸，大则会闹出人命。如果你不顾及别人的面子，总有一天会吃苦头。
以史为鉴：
古人云：“言语伤人，胜于刀枪。”许多人常以嘲笑他人为快事，动不动就戏称别人“笨”、“丑”。被击中痛处，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件愉快的事。尤其是他人身上的缺陷，千万不能用侮辱性的语言加以攻击。不仅是皇帝的隐私和不光彩历史谈不得，自己上司和同事的过去也尽量不要提及，除非是“当年勇”的故事，以免触及其忌讳，给对方带来忌恨，给自己带来隐患。
★教训85：实话也不能照实说——莽汉丢命
朱元璋当上皇帝后不久，一天，他正召集文武百官在宫殿早朝议事，忽报有皇上故人求见。听说有故人求见，朱元璋的眉头顿时拧成了一个结。文武百官对皇上的这一举动大惑不解。只有洞察皇上心思的国师刘基心里明白：自从朱元璋当上皇帝，他原先的那帮穷朋友一个个找上门来，有向他要钱的，有向他要官当的，还时不时地兜漏出一点朱元璋发迹前的老底，弄得当今皇上骑虎难下。好不容易将他们一个个打发出去。本以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当年的穷朋友来麻烦自己了。想不到今天又冒出一个“故人”来。谁知道这位“故人”的葫芦里到底卖的又是什么药呢？
碍于文武百官的面子，朱元璋勉强从牙缝里挤出一个“请”字。不久，侍卫官引着一个五大三粗的长着一脸横肉的汉子步入宫殿，来到了皇上面前。那人见了皇上也不下跪，只是盯着朱元璋上上下下地看，口中喃喃地说着“没错，没错”。
在汉子打量朱元璋的时候，朱元璋也将对方看了个准：所谓的“故人”不过是当年一起放牛的牧童而已。自己发迹之前曾当过放牛娃，这一出身朱元璋从未跟人提起。文武百官只知道当今皇上乃真命天子，出身高贵自然不容置疑。
就在朱元璋心里核计如何堵住“故人”的嘴，不让他兜出老底的时候，那莽汉子那壶不开偏提那壶：“我说小獐子（朱元璋的小名），你该不会忘记当年我们一道放牛的事情吧？”
文武百官从未听说皇上当年还当过放牛娃，一个个立着耳朵听得出神。这一来，那莽汉子更来劲了，滔滔不绝地扯开了：“有一次，我们几个放牛的孩子一起在山下用沙煨罐煮红薯吃。两头牛在山上顶架，不小心把一块上百斤的石头蹬下了山。眼看那石块朝着我们和沙煨罐滚来，我们几个都吓呆了，根本不晓得赶紧跑开。突然，石块停止了滚动，原来是被一根拇指般粗细的老葛藤给拦住了。要不然，我们就和沙煨罐一起完蛋了……”，“那里冒出来的狂徒，竟是一派胡言！给我打入死牢。” 朱元璋龙颜大怒。
“你这小子当了皇帝就不认人了！我要……”没等那汉子说完，闻声冲进来的武士已将他架了出去。之后，为了彻底堵住那人的嘴，朱元璋又下了一道密令，送那汉子上了天。
本以为自己放牛娃出身的家世，可以石沉大海。殊不知几天过后，又有一位“故人”来访。此人长得短小精悍，神情甚是谦卑。朱元璋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他就是当年那场“石头之祸”中的一员。正考虑如何来处置他时，那人却挺有礼貌地向朱元璋拱手作了一个揖，口中说道：“朱将军当年出生入死，如今洪福齐天，位列九五之尊，可喜可贺。”“皇上当年如何出生入死，你不妨给大伙说说。”刘国师看到朱元璋的神情转忧为喜，马上顺水推舟说道。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就说说那一场与‘沙煨阵’有关的激烈战斗吧！当年，我们在山下摆下沙煨阵，敌方的牛将军前来破阵，我方的石将军败下阵来，阵脚顿时大乱。幸好葛将军半路杀出，救了石将军，也救了我们。没有葛将军的话，我们的沙煨阵早就被人家破了……”
“是啊，那个时刻可真是凶多吉少”，朱元璋一边点头，一边附和着说，“难得你还记得这么清楚。这样吧，你先到国史馆去，弄个编修先干上。你就负责当朝史志的编撰吧！”
“我大老粗一个，怎堪当此大任……”不容那人推辞，朱元璋大手一挥：“我说你行，你就行！”
从此，这位“故人”就在国史馆里吃起了闲饭。以后，朱元璋又几次下令，将他的职务由编修升为主编，再迁入翰林院，以大学士名义老死于宫廷。子孙后代享福不浅。
以史为鉴：
卤莽汉直言丢性命，精明人隐喻得荣华。言默得当话不在于是否能讲话或者讲多少话而在于合时机，场合和对象说妥当话，说话不恭敬再对在正确对方也不爱听，不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会得罪人，甚至给自己带来损失。
★教训86：居官守正也吃苦头——何栋如下诏狱
明神宗是一位历史上有名的浪费、贪财的皇帝。为了搜刮钱财，他派出了大批以宦官充任的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搜刮民脂民膏，形成了一场遍及全国的掠夺狂潮。在湖广(今湖北、湖南两省)地区，就有这样一位“居官守正”的地方官何栋如。
何栋如(1572—1637)字充符，一字子极，号天玉，无锡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何栋如考中进士，出任湖广襄阳府推官。
58-明神宗
次年七月，何栋如赴任，途次黄州府时，听到因遭湖广税务监丞陈奉的诬告，荆州府推官华珏、黄州府经历董任重逮解进京，襄阳知府李商澜、黄州知府赵文炜、荆门知州高则巽降调处分的消息。这使初涉宦海的何栋如感觉到前途的凶险。
万历二十八年(1600)，何栋如处理完长沙、宝庆两府及均州刑狱，回到了襄阳，正好遇上了“刘自强案”。刘自强系陕西木材商人，他与其它商人一起运货过境时被陈奉所设的税卡截住，税吏因未能勒索到孝敬钱物，便撺掇陈奉出面行文给新任襄阳知府卢学礼，要他以漏税的罪名将他们全部拘禁起来。陈奉是明神宗派往全国各地的矿监税使中最为暴横的，“每托巡历，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并且倚仗神宗的宠信，肆意诬陷打击任何敢触违他的官吏，不可一世。但何栋如了解到“刘自强案”真相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当即借职权之便，提审并释放了刘自强等众木商。由此结怨于陈奉，被指斥为“强项府佐，阳欺阴藐”。
七月末，陈奉自承天府(治所在今湖北钟祥县)抵达襄阳，开始了同何栋如短兵相接的较量。
一进府衙，陈奉就借巡按的名义传见全府官吏，并规定知府以下的佐贰杂职一律对他行单膝下跪的揖拜礼，想以此来折辱何栋如。但何栋如为匡护法规，毫不示弱地对巡按说：“理官系天子吏，中贵人安得檄？”仅向陈奉投递了自己的名帖，拒不进见。
第二天，陈奉又命何栋如将襄阳县各项钱粮登记造册，限于次日早晨面呈。一日之内多次遣人持票催促，票上还直书“推官何栋如”名讳。在回信时，何栋如针锋相对地写道：“推官之设，专为巡按御史理刑，其他钱粮，衙门不得一概公委。此高皇帝令甲也。今税监虽宠荣，不过朝廷一扫除职，安得以钱粮相委？且直呼本厅之吏，是何法纪！姑以听人指使，不深究。”陈奉阅后，恨得咬牙切齿，但急切间却奈何他不得。
十月十日，因卢学礼膺陕西按察副使新命，何栋如代理知府。他下令在襄阳全城实行戒严，使得陈奉等在襄阳无法存身，只得狼狈窜回武昌。事后，恼羞成怒的陈奉草就《楚臣上下朋谋，展舒甚难》一疏，参劾何栋如等，差心腹送往京师。
十二月二十二日，奉陈奉之命前往谷城的数名参随及荆州卫指挥王某，因开矿一无所获，带兵闯进县衙，殴打主薄，刀劈库门，抢走所存钱粮。这种野蛮的洗劫激起了全县士民的公愤，县民关上城门同他们拼斗。结果，除王某与两名参随觅船逃脱外，余众多葬身江底，擒获的二十五人则被押解襄阳府衙。经何栋如亲自审讯，拟按强盗劫库律判处斩决。但巡抚、巡案、提刑按察使等唯恐得罪陈奉，迟迟不予批复；甚至还劝说何栋如改写供状，从轻发落。陈奉也移文要求释放在押人犯，均遭到何栋如的严词拒绝。何栋如还具疏揭露陈奉在湖广横行不法的劣迹，分别递呈内阁、户部、都察院，以及东厂、司礼监等衙署。
但是，神宗听信陈奉的诬陷，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将何栋如逮捕入京。自此，何栋如身陷囹圄长达三年，但他对自己的坚持毫不后悔。在他所写的《楚事记略》中，何栋如豪迈地说：“好官，亦何不可做；狱，亦何负于人耶！”
获释后，何栋如回到南京饮虹桥家中，度过了十七年的优居林泉的恬淡生活。天启元年(1621)再度被起用后，尽心国事，力图收复被清兵攻陷的广宁，遭到阉党的掣肘，壮志未酬，反遭诬陷，再度下诏狱，被遣戍滁阳，直到明毅宗即位，魏忠贤伏诛后，方得以平反，归卧南京，直到谢世。
何栋如一生际遇坎坷，两下诏狱；晚年赋闲家居，犹以国事为念。青年时期的黄宗羲时相过从，并对他的“虽困苦之后，不忘用事”的执着的人生态度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黄宗羲在他风烛残年追忆众多昔日旧友，写下《思旧录》时，对这位守正不阿的东林党人依然拳拳眷念不已。
以史为鉴：
面对这些凭借钦差皇威，凌虐有司，欺凌百姓的阉宦，何栋如挺身而出，不怕打击报复，堪称威武不能屈。正如他所说：“好官，亦何不可做；狱，亦何负于人耶！”
★教训87：须谨开言而慢出口——歹毒的慈禧
只要一个人不是哑巴，就会说话。但是不同的人在同样情况下，说出来的话有的让人高兴，有的让人厌恶。如何把握好说话的分寸和技巧，在人际交往中有着莫大的作用。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韩愈曾说：“在官府中当众说人好坏，人们会认为你居心叵测；在闲谈时评说别人，别人会觉得你有敬慕之心。”韩愈的这番箴言，足以引起那些不顾场合随便说话之人的警戒了。
其实，说话也是一门艺术，有些话从某些人嘴里说出，亲切婉转，使人如沐春风；而同样的内容从另一些人嘴里说出，就暴戾生硬，让人难以接受。所以，要想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说话艺术不可不研究。尤其是劝说别人，更要注重分寸，讲究方式，要尽量做到和颜悦色、循循善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样才更容易达到劝说的目的。
清朝光绪帝载湉继位时年仅4岁，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慈禧常单独召见廷臣，有事不与慈安太后商量，慈安太后颇为不平。
年初，慈禧忽然得了重病，征集中外名医治疗都没有效果。后来用产后疏导补养的药治疗，竟“奏效如神”。于是慈安太后知道慈禧失德不检，便以庆贺慈禧康复为名，在钟粹宫摆下酒席，和慈禧共饮。酒过三巡，慈安太后让左右的人下去后，就谈起咸丰晚年的事。她说：“20多年来，两宫相处还算好，有一件事早想和妹妹说了，请妹妹看一件东西。”慈安说着起身从一个匣子里拿出一卷黄绫纸来，原来是咸丰帝临终写给慈安太后的手谕，大意说是若此后那拉氏不安分，可出示此诏命大臣把她除掉。慈禧听后，脸色大变。
慈安太后完全出于好心告知慈禧此事，想借此遗诏规劝慈禧今后处处须检点。为了不使慈禧猜忌，慈安当场索回遗诏，在蜡烛上烧了，说：“此纸已无用，焚之大吉。”慈禧表面感激涕零，暗中却心怀鬼胎。不久以后，慈安太后突患感冒，很快就死了，民间传说是被慈禧所毒死的。
像慈安一样因说话不慎招致杀身之祸的人还有很多，沈德潜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
清代著名诗人和诗评家沈德潜，做过礼部尚书，生前深得乾隆帝恩宠。乾隆帝南巡时喜欢到处题诗，每有所作，常常令沈氏润色，甚至由沈氏代为捉刀，也就是代乾隆写作。沈氏为了炫耀自己，常对诗友说某首御制诗是他改的，某首诗是他代写的，甚至把代乾隆所作的诗收入自己诗集。这一下便得罪了皇帝。后来，因为沈氏《咏黑牡丹诗》中有“奇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句子把他抓了起来，并且死后得到了剖棺碎尸的下场。
文字狱是中国帝王的一大法宝，对于那些清高的文人墨客，他们有办法整治你。这些都与传统文人一方面自视清高，一方面也离不开帝王的恩宠有关。牢骚满腹，昭示于言辞；或矫情夸耀，不知世情之险恶。
古人在对待因言获罪的问题时，提倡恶语善说，既要表达“志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又表明自己的立场，不伤害对方的自尊心。即“君子绝交，口不出恶言”。把这种保身哲学引申开来，就涉及到古人很重视的如何表达“察与不察”的处世之道。善于明察的人并不一定是明智的，能够明察也能够不察的人，才是明智的。因为自己洞察了某件事的本质，却偏偏有人不愿你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只好装作不知，才能使自己免遭不测。内精明而外浑厚，沉默是金，大智若愚，这才是真正的明智。
以史为鉴：
说话时要特别当心。美国前总统林肯曾经说过对暂时斗不过的小人要忍耐。与其和狗争道被咬伤，还不如让狗先走。因为即使你将狗杀死，也很难治好被咬的伤。所以，如果你要面对的是小人，就应当忍让为上，千万不要冲动。因言获罪在中国是有传统的，切不可忘记。古人说：“讷为君子，寡为小人”，“祸从口出”。这并不是不让人们说话，而是告诫人们讲话一定要谨慎。常言说：“言多必失，谨开言，慢开口”；“会说话的想着说，不会说话的抢着说”。开口说话要动脑筋，为什么要说话，要看讲话对象，应该怎样开口，都有一定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