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麓的大姓
我国东北地区一直居住着一个古老的民族满族，其先祖可以追溯到世代活动在这一带的女真人。发展到明朝初期，女真人分为建州、野人、海西三大部。建州女真主要分布在长白山北部至牡丹江、绥芬河一带，是三部中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一部，同时也受汉文化影响最深。明朝中叶，由于不堪其他落后女真部落的侵扰，建州女真开始不断南迁。到了明英宗统治时期，迁居到浑河、苏子河上游一带，并逐渐在以“费阿拉”（亦称“费雅郎阿”，即所谓“旧老城”）与“赫图阿拉”（均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内）为中心的地区定居下来。
明朝政府主要是采取“分而治之”政策对待“女真三部”。常常是打一部，拉一部，使其此消彼长，在他们之间制造各种矛盾，使其相互掣肘，不相一统。后来，明政府看到建州女真逐渐强大起来，为了防止其过于强大而威胁中央政府，将其一分为三，设立了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因此，直到明朝后期，明朝政府对女真各部还实行着有效的统治。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就出身于建州左卫的头领（都指挥使）之家，他是后金的创始人。据说仙女佛库仑在长白山天池沐浴后，吃了放在她衣服上的灵鹊衔来的（红）果子后生下一子，就是他的先祖布库里雍顺。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也反映出他身世的不平凡，要不然也不会有人加以附会。他的六世祖猛哥铁木耳（又称孟特穆）就做过建州左卫的都指挥使；其家族一直沿袭此职位。当然，他的父亲塔克世（又称塔失、他失）后来也顺理成章地承袭了这一职位。
努尔哈赤10岁时，其生母去世，后母待其不好。长大后为了不再受后母欺辱，19岁时与其父分家单过。此后他尝试过多种讨生活的方式：他曾带着当地的土特产到抚顺与汉族商人进行贸易，也曾在明朝名将李成梁部下当过差。这些经历使他深刻了解了汉族文化、习俗（他本人深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并初步掌握了明朝在辽东的实际情况。万历十年（1582年），李成梁奉命帮助建州卫苏克素护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攻打建州右卫酋长阿台时，误杀了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事后明政府立刻任命努尔哈赤承袭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都督佥事，并加封龙虎将军头衔，同时还赐他30余封敕书和30匹马，以表示对这一行为的歉意。但努尔哈赤心中已经种下了仇恨的种子，这一事件也成了他日后反明朝的正当理由。
努尔哈赤打着为父、祖报仇的名号，以其父留下的13副盔甲起兵，率众讨伐尼堪外兰，从此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征伐。经过20余年的不断杀伐，最后统一了女真各部，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八旗制度”。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又建立了后金国，公开与明政府决裂，并最终推翻了明朝统治，开创了一个新朝代。
“八旗制度”一种兵民合一的制度，原来女真人进行狩猎、生产和军事行动时，每10人为一基本单位，名为“牛录”（满语，汉 译为“箭”），其头目称“额真”（汉译为“主”），即所谓汉译“佐领”。实力壮大后，改为每300人为一“牛录”，５个“牛录”为一“甲喇”（满语，亦称 “札兰”，汉译“世”、“代”、“辈”等意），总共1500人，其头目为“甲喇额真”，汉译为“参领”。５个甲喇为一“固山”（满语，汉译为“旗”），共 7500人，其头目为“固山额真”（即旗主），汉译为“都统”。
钮祜禄氏是满洲八旗氏族中的一个望族。钮祜禄氏在清朝是大姓，见于《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钮祜禄，满语“狼”。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主要分布在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流域、长白山区。狼是 满族先世女真的图腾之一，女真人出于对狼的崇拜，而以其为姓氏。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钮祜禄”这个姓氏的称谓曾几度变化：辽代称“敌烈氏”，金代称“女奚列氏”，元代称“亦气烈氏”，明代称“钮祜禄氏”。满洲氏族“钮祜禄”氏，冠以汉字姓称“钮”姓，也有的冠以汉字姓称“郎”姓。“钮祜禄”氏是典型的“一氏冠两姓”的满洲氏族。钮祜禄氏家族人丁兴旺，在清代属于满洲八旗中的各旗下，不单隶属一旗。
清代的许多名人与文臣武将都姓此姓，甚至连皇后、皇妃亦有不少人出自此姓。例如，康熙帝的孝昭仁皇后、雍正帝的孝圣宪皇后（乾隆帝的生母，额亦都的后裔）等等。和珅家族属于英额地方钮祜禄氏。英额系指辽宁省东部的“英崿（额）峪”地方。“英额峪”地方，现在叫“英额门”，是今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境内的一个乡镇。此地有一条小河名“英额河”，从这里流向西南兴京（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界，最后注入浑河。此地原是一个小小的军事、交通要地，设有“柳条边门”（即明朝所修“柳条边墙”的“边门”即“英额门”）。此地离后金国的都城“费阿拉”与“赫图阿拉”不远，因此军事地位比较重要。
英额地方钮祜禄氏原来都生活在长白山地区，后来也是跟随建州女真部迁移至此的。例如清朝开国元勋、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就是“世居长白山”，后来他祖父阿陵阿跟随建州左卫一起，“移居英额峪”。 额亦都家族是满族的一大名门望族，家资丰厚、殷实富裕，一直很兴旺。阿陵阿本人在部族中也很有声望，被人们称为“拜颜”（满语，亦称“巴延”、“巴颜”，意为“富翁”）。额亦都童年时父母被仇家所杀，他本人因友人相助才躲过一劫。从此他对仇人有了刻骨的仇恨，发誓一定要替父母报仇雪恨。当他刚刚13岁时，就只身找到仇家，手刃了杀父母的仇人，可见其报仇的决心和勇气。为了避难，投靠到嘉木湖寨长、姑父木通阿家，恰巧努尔哈赤是他姑夫的朋友。明万历八年（1580年），努尔哈赤留宿嘉木湖，两人相见。额亦都认为努尔哈赤见识广阔，非同凡人，引为知己，决定追随他闯天下。从此他一直跟随努尔哈赤驰骋疆场，成为努尔哈赤的左膀右臂，为后金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和珅家族虽然和额亦都不是直系亲属的关系，但他们同属一个地方的同一姓氏，在讲究同乡关系的清代官场，毕竟对和珅家族是有裨益的。
和珅家族的出身
根据《御制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一书记载，和珅的直系先祖叫噶哈察鸾，其旗籍属于满洲“正红旗”。噶哈察鸾的后代中有个叫尼雅哈纳的，由闲散兵丁随清军入关并征伐山东。由于攻打河间府时首先登上城墙，因而被赐“巴图鲁”（勇士）称号，并被授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正三品）。后经世代沿袭，尼雅哈纳的四世孙常保袭此职；由于常保堂叔啊哈顿色在跟随康熙皇帝出征准噶尔时英勇阵亡，所以常保被特赐为一等云骑尉。到乾隆之时，常保出任福建都统。他死后由其长子善保（即和珅）承袭其职。
和珅是其满语名字的音译，汉语意思是“三纲之纲”。和珅的乳名叫善保，字致斋，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他们的家族在顺治元年（1644年）与其他八旗军民一起入关，进入京师（今北京）后，便按着当时的规制：汉人全部迁出内城，其房屋由八旗军民居住；又按“旗分制”规定八旗军民严格按照旗分不同划分住处。特别是在清朝前期，京师的内城设有按满洲、蒙古、汉军等旗籍划分的24都统衙门，各旗分别有自己的驻防领地和固定教场、学校等设施。至于各旗人员的家居住处，也是按旗分不同，分别住在不同的区域。一般说来，这一规定从清初至清末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化。当时的具体规定如下：
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清皇族属于此旗）；正黄旗居德胜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以上三旗为“上三旗”，由皇帝亲自统领）。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以上五旗为“下五旗”）。
据清史档案与和珅的《嘉乐堂诗集》的“诗注”记载，他家隶属于满洲正红旗二甲喇，其原来的宅第坐落在西直门内驴肉 胡同（民国后改为“礼路胡同”，即今“西四头条”）的东头；坐落在著名古刹“广济寺”（今中国佛教协会驻地）后面，离该寺不到一箭射程的地方。和珅与其弟和琳都出生在这里；一直共同居住到他家的旗籍被抬入正黄旗，和珅家才迁至到正黄旗领地德胜门内什刹海畔的大宅第，也就是现在北京西城区前海西街的恭王府。
关于和珅的出身，很多人认为他出身“低微”、“贫贱”；甚至有人说他家出身“包衣”（满语，汉语意思为：家里供使用的“奴仆”、“用人”等）。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国际上对和珅的认识。例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来华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他的回忆录《乾隆英使觐见记》中就写道：“皇帝之首相，即和中堂，其人乃一鞑靼，出身颇微，然很具有才具。”其实，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常保去世，20岁的和珅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此时，这一职位已经在他家承袭了五代了。虽然这是一个世袭的功名，但是国家承平日久，官职不像当年那么难以获得，所以，三等轻车都尉的官职到乾隆时期已是一个一般的职位。但常保所任的福建副都统一衔，却是有职有权的高级武官；这个官职在清朝属于正三品，和现在的“中将”职位相当；并且后来皇帝又赏给了他家一个一等云骑尉的官职，这在当时众多的八旗军民中，并不是人人都可得到的。另外，和珅的生母是河道总督嘉谟的女儿，继母系吏部尚书伍弥泰之女，这些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在讲究门当户对的封建时代，哪家达官贵人肯把自己心爱的女儿嫁给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呢？如此和珅的“出身低微”又从何说起？
另外，和珅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被“授予三等侍卫，挑补黏竿处”。黏竿处是大众的通用称呼，它的官称是“上（尚）虞备用处”。 这个部门通常由侍卫10人组成；主要负责皇帝的日常出行的事宜。每当皇帝出行时，服侍在皇帝的乘舆（轿）左右，负责扶轿、打灯笼等工作，俗称叫“打执事”的。另外有“司库一员（由内务府委派），掌黏竿、钓竿及一切用具。”
人们通常说，和珅曾在銮仪卫当差，做过“拜唐阿”（满语，亦称“柏唐阿”；汉译为“听差的”、“执事人”），是给皇帝抬轿子的，言外之意认为他的社会地位很“低微”，但由此便得出和珅的“低微”，未免有些轻率。其实“拜唐阿”一职就是“上虞备用处”辖下的属官，是清朝一个低级别的武官官职。清礼亲王昭连在《啸亭杂录》中对此做了细致的描述：“定制，选八旗大员子弟中的捐捷者为执事人，司上巡狩时扶舆、擎盖、捕鱼、罟雀之事，名曰‘上虞备用处’。盖以少年血气偾张，故令习劳勚，以备他日干城侍卫之选。实有类汉代羽林制也，而精锐过之，盖善于宠驭近侍之制也。”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能够当上“上虞备用处”的“拜唐阿”，不仅并不意味着和珅的社会地位“卑贱”、“低微”，反而证明了他是“八旗大员”的优秀子弟，是皇帝经过千挑万选、从众多旗人青少年中挑选出来的佼佼者。负责在自己身边听差，借以对他们经常进行各种熏陶和锤炼，日后定会有大用。俗话说，皇帝身边无小官。所以，和珅虽然不是出身显贵之家，但毕竟也是生在满洲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中上层武官家庭，并非出身贫寒之家。
少年和珅砺心志
一个人成功与否，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是看他是否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以及对待环境，尤其是逆境的态度。顺风顺水是难以体现一个人的能力水平的，只有在逆境中的表现，才最能说明他的能力。
和珅无论遇到什么逆境，都能理智地控制自己，不放弃自己的目标和梦想，从不随波逐流，这才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他把困境变成砥砺心志的磨刀石，把困境当做自己发展的训练场，这是何等的豁达。
古语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有一句歌词也唱到：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许多人经受不起厄境的洗礼，在凄风苦雨中消沉，在大浪淘沙中迷失。幸而和珅家道中落而未能夺其志，没有向命运低头。
和珅的幼年，懵懂之年就不得不面对生命中的第一次巨大的考验。还在和珅年少之时，家中就陡发变故，将他一下推到了人生的危境之中。
和珅虽不是生在大富大贵之家，但也是将门之后，原本有稳定的生活来源，不必为日常生活所累，可以令他过上悠闲、舒适的生活。若一直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就难以在史料中寻见乾隆帝的最大宠臣和宰相的和珅了。
和珅三岁丧母，幼年时期就遭遇了人生的第一大不幸。和珅的父亲常保为人中正平和，做官清正廉明，要不是有世袭的荫职和“著名的儿子和珅”，恐怕这些我们也难以知晓。他身为福建都统，很少在京城，也少有接近核心权力层的机会，所以也无法调回京师。他多年戌守在外，无暇照顾和珅及其弟弟和琳以及家庭。继母对待他们兄弟也是少有笑脸，难见温情。和珅兄弟每日在继母的白眼中度日，甚是凄凉悲苦。所以，和珅是在难觅父爱，也无母爱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和珅家中基本没有额外收入，除了官封地之外也没有置办什么产业，全凭父亲一人薪俸过活。虽然衣食无忧，但差不多也是“月光族”。
也许正是这样的家庭环境，使得和珅、和琳小小年纪就尝尽了人间的疾苦，知道了读书的重要性。兄弟二人都非常争气、发奋攻读，和珅九岁时（乾隆二十四年）与和琳一起被选入咸安宫官学。
咸安宫官学是当时京城最好的学校，要进入该所学校，必须是八旗子弟中长相俊秀者及内务府子弟，同时学业要十分优异，每年只选八十名左右的学生人学（八旗中每旗选十名），而且坚持宁缺毋滥。学校设管理大臣、协理事务大臣，另有满汉总裁。总裁须是翰林，教师也多是翰林，极少数不是翰林的，也必是享有盛名的饱学之士通过考核后方可担任。学校不仅开设一般的经、史、子、集课，而且还开设满、汉、蒙、藏等多种语言课，同时教授骑射、习用火器。可以说，咸安宫官学是培养文武全才的贵族学校。
咸安宫官学不收学费，但日常生活费用需要自己打理。凭着父亲常保的薪俸，和珅与和琳到也不必为读书之外的事情操心。
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看来天将降大任于和珅，必先苦其心志。和珅十岁时，苦难再次向他袭来，父亲常保在福建任上突然病逝。全家人唯一的生活来源也突然中断了，家中的生活立刻拮据起来。
常保并未为子孙后世留下多少家产，因此，少年和珅虽身处累世为官之家，却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保证。加上丧母失怙，心理上遭受沉重的打击，真正处于人生的低谷。
没了父亲，和珅与弟弟和琳在京城咸安宫读书的吃穿用度更加紧张，学习、生活费用没有稳定的来源，不得不借钱度日。向周围的亲戚朋友借钱，刚开始还有人借，次数多了，别人也就不再与他来往。这些人有的是怕借钱以后有去无回，和珅还不起钱；有的是看不起和珅这样的“穷亲戚”，失了他们的身份。就连他的外祖父嘉谟也对他误会重重，以为他只是一个借钱维持“高消费”的纨绔子弟，和珅心中无比烦恼。所谓“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和珅心中又一次感受到了世态炎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