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威尔逊用心力最多的国联真正建立起来了。国联设有一个代表全体会员国的大会，一个行政院和一个秘书处，职能与美国的议会、法院和内阁颇为相似。行政院由五个大国和四个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在大会的论坛上，小国可以毫无顾忌的批评大国，大国也不拒绝在世界各国面前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说明和进行辩解。国联在做出决定时，须全体一致通过，但是国联的行动对会员国并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这样，国联在制度上属于一种使会员国更容易取得一致和和谐行动的机构，而不是一个具有法律性质的联合组织。国联在意识上集中体现了威尔逊的集体安全观念，例如国联盟约第10条规定，它的主旨是实现世界和平和安全，会员国保证“尊重并维护所有国联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及现有的政治独立，以防御外来的侵犯”。盟约还规定任何国家违反这条条款又不接受公断或行政院的裁决时，其他会员国保证同该国断绝商业关系，并在必要时实施商业制裁。但是这个表面上似乎相互做出保证的体系，并不能约束任何会员国为援助任何其他会员国而采取任何具体的行动，因为一旦出现侵略，行政院就要“为履行这一义务所要采取的手段提出意见”。因此这是一个美国式的国联，它反映了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和道德倾向，为美国的自由行动留下了很大的选择余地。
1919年7月10日，威尔逊带着和约来到了美国参议院，等待批准。最初，威尔逊受到了国内外的热烈欢迎，美国的宗教界、学术界、新闻界的多数人和多数州长，都表示赞同和约。但是美国的孤立派势力展开了积极有效的反对活动。威尔逊对民族自决的妥协和对美国孤立传统的挑战，和约对战败国的严厉惩罚都成了被攻击的借口。反对派提出口号：“盟约要求遵照国联命令送我们的孩子到世界各地去打仗！”，“盟约要求我们卷入欧洲和亚洲的阴谋！”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洛奇声称：“门罗主义是我国围绕西半球划定的一条无形的防线，我们设置这条防线是为了排除外部对美洲事物的干涉，我认为靠拆除它来维护他所捍卫的西半球是永远办不到的。”240孤立派的首领波拉更是断言：“你的条约不会带来和平，它离和平很远，如果根据过去判断未来，它将带来战争。”241这样，威尔逊的计划因为冲破外交传统而触怒了孤立派，又因为实施时的妥协和不够激进违背了国内许多民族团体的愿望。这与威尔逊在国际上得到的反映如出一辙。威尔逊为了和约得到通过，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他拖着孱弱疲惫之躯，在美国行程8000英里，进行巡回演说。但是这次“诉诸人民”的努力并没有获得以前的声势，参议院最终也没有通过《凡尔赛和约》。
后来的美国现实主义的学者们对威尔逊时期的外交进行了多次反思，他们发现，他们可以对威尔逊的外交思想和行为提出种种批评，但是他们却无法否定，威尔逊的思想对后来的美国外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基辛格所评价的，威尔逊重写了游戏规则，其中包含三个基本主题：“首先，和谐是国际事务的自然秩序，历史上扰乱了这一秩序的事务既不值得赞扬，也不重要”；“第二，用武力实现变革的方式是不能接受的，一切变革都必须以法律或类似法律的或法律程序基础的过程，国家应建立在天赋权利、民族自决、民族的基础上”；“最后，任何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国家，都是永远不会选择战争的，而不符合这些原则的国家迟早把世界拖入战争中。”242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虽然遭遇了现实的挫折，但是他为实力崛起的美国开拓了施展国际影响力的新舞台。威尔逊的后续者正是在这个舞台上一步步确立了美国的全球霸权位置，也正是在这个舞台上，美国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软实力不断提升。
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在拒绝威尔逊的和约后，哈定与柯立芝两位共和党总统基于经济利益的关注，不得不设法去解决美国在全世界的利益问题，特别是欧洲和东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威尔逊的外交路线，客观上增强着美国在外交领域的软实力。
第一，美国政府促进了德法的和解。在欧洲，战胜国对德国要偿付的赔款总额一直没有决定下来，并成为一个难以打开的死结。美国帮助欧洲人松开了这个结，为二十年代欧洲乃至世界的繁荣立下了大功。
美国政府开始插手德国的赔款问题有以下几个原因。从经济上看，德国在战前和战时都是美国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此时的德国民族情绪亢奋，经济凋敝。德国政府为了反抗协约国的赔款要求，还在1922年制造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其次，一直处于不安和恐惧中的法国，因为美国拒绝保证其安全，以赔款为名，对待德国越发的苛刻。这些因素使德国和欧洲都处在动荡不安中，对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往来十分不利。再次，美国人对德国的同情逐渐增加，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撰写的《和平的经济后果》在英美新闻界、学术界广泛传播，社会舆论和政府都倾向于改变对德政策。最后，1923年初法国兵占领了德国工业和能源重镇鲁尔，在德国政府和民众的反抗下，两败俱伤，在世界上产生剧烈反响，也为美国插手德国问题提供了良机。
1923年10月，美国主动提出召开国际专家会议研究德国赔偿问题，获得了英国、比利时、意大利和法国同意，决定以赔偿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会议。1924年8月，根据美国银行家道威斯的建议，制定了以道威斯命名的计划。计划规定了德国等战败国应赔偿的总额、每年应赔偿的数额，美国答应给德国以巨额贷款，又以经济补偿为代价，使法国同意从鲁尔撤军。从此，美国人掌握了负责德国赔款事务的委员会，德国赔款问题也逐渐与法国对德国占领问题联系在了一起。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紧张状态得到缓解后，两国开始进行一些善意的沟通，经济也逐渐恢复，并为洛迦诺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1925年，由于法国从鲁尔撤军，以及德国经济恢复，以及英国、法国和美国对和平稳定的欧洲环境的共同需要，欧洲四国最后达成了《洛迦诺公约》。在此基础上，德国承诺不更改德国西部边界，但是条约并不保障德国东部边界。1926年，德国加入国联并成为常任理事国。法国军队至1930年撤出了德国。欧洲终于与德国实现了暂时的和解。
美国通过主导德法之间矛盾的解决，向德国及其他国家输出了大量剩余资本，不但自己获得了巨额资本收益，而且有利于欧洲经济恢复和发展美国的贸易。美国对欧洲尤其德国的资本输出，持续到1929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美国对20世纪20年代欧洲乃至世界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美国拒绝将协约国的债务和德国的赔款问题挂钩，又使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经济建立在不稳定的美国政府及民间资本的基础上，为欧洲和世界稳定埋下了巨大隐患。
第二，美国成功地主持召开了世界裁减海军军备条约，推动了世界裁军进程。国联规定，加入的会员国有不从事战争和进行军备限制的义务，裁军的限度以适应保卫国家安全为准。1920年5月，国联组织了陆、海、空军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调查各国军备现状，由于遭到英、法、意、日四大国抵制，12月便处于瘫痪状态。
与此同时，大国之间进行着激烈的军备竞赛。这种大国之间无限扩充海军力量的竞赛，实际上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世界上的反战和平运动，尤其是美国的扩军备战遭到国内的孤立主义和和平主义情绪阻碍。哈定政府认为应该使用外交手段调整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关系，限制海军军备竞赛，于是在1921年12月12日在华盛顿举行了由11个国家参加的会议。美国国务卿休斯提出减少和限制海军舰只吨位的议案，要求各大国缩减现有船只，并在十年内停止建造新舰，各国主力舰吨数保持在一个固定比例上。休斯的建议基本上被大会接受，最后达成了《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五国的主力舰吨位限制，比例为5：5：3：1.75：1.75。美国自建国以来就期望的自由航行并没有实现，但是现在却借助裁军争取到了与英国海军军备保持相同实力地位，并且这一结果还为世界主要大国所承认。这是美国通过主导国际机制软实力，实现本国战略利益的重要一例。
第三，美国参与缔结了普遍性的“非战公约”。在20世纪20年代，通过限制军备来确立国家间的和平，己逐渐成为国家之间的共识。1925年洛迦诺公约签订以后，废除战争的思想也在国联会员国中普及。1927年法国外长白里安向美国政府建议，在两国间签订非战公约。他的建议在美国的和平主义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雷称其有“划时代的意义”，美国无党派人士国际协会、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财团执委会也都表示赞同。因此美国政府在国情咨文中表示，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政府可签订《非战公约》，以其确立广泛的和平政策方针。
但是，美国把法国的双边协议改成了多边协议，1928年美国、法国、英国等十几个国家共同签订了《非战公约》，条约谴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缔约国同意用和平方法处理和解决它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争端和冲突，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先后有60个国家参加这个公约。《非战公约》虽然不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是它宣布侵略战争为非法，在现代国际法的发展中历程中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四，尽管美国不是国联成员，但还是积极参与国联的活动。在20年代，国联作为世界性的国际组织，组织了国际性的经济、社会合作活动，如1920年的布鲁塞尔财政会议、1923年援助匈牙利计划、安置希腊难民等活动，美国政府因为不是国联成员，参与有限，但即使如此，美国还是对国联的活动给予了资金、人才方面的支持。在1923年国联理事会援助匈牙利的计划中，美国人史密斯被任命为协助匈牙利执行此项计划的特派员，援匈计划很快成功，这里面自然也有美国人的贡献。国联的交通和运输委员会在1924年聘请美国前运输局长伊纳斯，前去考察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航运民政部的工作。美国联邦政府卫生局长担任国联卫生机构的委员，协助该机构展开工作。在社会救济方面，美国代表建议禁止贩卖妇女委员会进行有关贩卖妇女的社会调查，主张严格限制鸦片和大麻的种植和生产，以坚决不超过医药和科研为限，1926年，美国还提供一定的资金，资助国联派人去伊朗和印度调查种植鸦片的情况。美国的基金会也多次协助联合国展开防止疫病工作。
从威尔逊总统开始，美国虽然很大程度上依然保持传统的孤立主义政策，但是随着国家总体实力的提升，它开始从经济、政治、军事上广泛介入世界事务，积极推动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国际机制的创建和发展，显著地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
除外交领域的软实力之外，这一时期美国在文化交流领域的软实力开始向外拓展，其中尤其以教会和基金会为甚。在1810年，美国教会成立了海外宣讲团，到19世纪时美国教会宣教活动已走在世界前列。美国的宣教重点是亚非拉“异教徒”地区，而中国又是其中的重点。早在1830年，来华的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就认为，对于接受儒家教育不相信宗教奇迹的中国人来说，科学比宗教更有魅力，而西方文明比中国文明优越的地方在于它的科学。他发现，要在宗教上征服中国，教育所产生的效果比“迄今为止任何海陆军力量、或最兴旺的商业之刺激、或所有其他手段联合起来在特定时间里所产生的效果”243还大得多。19世纪晚期美国教会改变战略，重视在当地社会精英中培养基督教徒。因为中国人口多，文化抵抗力大，美国在中国的教育投入最大和收效亦最好。美国教会单独在华建立的大学有1901年的东吴大学，1905年的上海浸会大学，1916年美国长老会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准备，在广州开始了岭南大学；但是大多数是和其他国家教会一起建立的，如南京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在华中地区，美国圣公会、归正教会、英国伦敦会和卫理公会于1924年在武昌创办了华中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244从开办大学的基督教会来看，美国占了绝对的优势。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有美国传教士的参与，故中国的教会大学受美国教育制度的影响较大。美国基督教及教会学校在中国的文化输出，实际上是一种软实力的输出，让封闭状态下的中国民众对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文化、科技产生了巨大的兴趣，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带来了中国国内社会的变革。
传教士带来的不仅仅是宗教，还有西方的文化入侵
除了教会之外，美国的各种基金会也是那个时期传播文化，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渠道。美国基金会在资金、原则上、制度上完全独立的，不受政府干预，因此都是独立制订自己具体的工作目标和长远目标，基本上不受政府外交政策或目标的限制。只是一些有名的大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和主要负责人都来自美国上流社会，许多人还出入于政府部门，亦官亦民，不论倾向如何，都代表美国的主流思想，他们的思路不可能与政府的目标脱离太远。反过来，它们对政府的政策也能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的基金会大多都有一个宏伟的目标。洛克菲勒父子1913年设立非赢利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其宗旨只有简单的一句：“在全世界造福人类。”创立于1911年的纽约卡内基基金会的宗旨是“促进相互理解和知识的发展与传播”；最为概括的是1918年哈克尼斯的共同基金会，旨在“服务人类福利”。这些基金会表面上格外关注的是教育和医疗，但是更深层次的目的就是宣传和拓展美国的文化软实力，以此控制世界。洛克菲勒的秘书盖茨(E T. Gates)就曾直白地表示：“对全世界的和平征服，不是政治控制，而是在商业、制造业，在文学、科学、艺术、情操、道德和宗教各方面的控制。”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