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念遭受质疑。美国在“天定使命观”的驱使下，一直自诩为民主、人权和自由的“灯塔”。无论是卡特总统时期的“人权外交”，还是老布什任内的“超越遏制”，美国各届政府一直将推广美式的价值观念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不可否认，二战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美国的影响，美国的政治制度模式也成为不少国家推崇和效仿的样板。
但是，美国标榜的“民主自由”正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宣扬的一大重要目标就是解放伊拉克人民，并协助其建立“民主制度”。但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民主化”改造不过是新保守主义势力“新帝国”构想的一部分，其最终目标是改造世界上所有与美式民主价值观念相悖的国家。在此过程中，美国可以超越其他国家的主权，动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新保守主义的上述思想和行动不仅令伊斯兰世界的人们感到厌恶，而且让一些原本对美国深怀好感国家的民众也颇为不安。据2003年一项对20个国家1.6万人的调查，美国的声誉已经急剧下降：在8个穆斯林国家中，有7个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国家将遭到美国的攻击；美国在法国、德国、巴西、俄罗斯的支持率也下降了15%以上。266
“9·11”事件敲响了美国霸权的警钟
第二，美国频繁挑战公认的国际制度。正如前文所述，二战结束后，美国创建了众多的国际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还主导了许多重要国际条约、规范的签署和形成，如《核不扩散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毫无疑问，上述国际制度的建立，使美国得以按照其国内认可的、符合其利益的规则为其他国家制订行为规范，提供公共产品，并力求它们予以遵循。267由此形成的“制度霸权”正是一种软实力，它的运行机制、规则、赏罚等等都为“游戏规则”的制订者提供了一定的“特权”。正如约瑟夫·奈所说：“如果某一国家能够塑造与其利益和价值观一致的国际规则时，它的行为在别人看来会表现得更加合法。如果它运用国际制度并遵循规则，鼓励其他国家按照它的喜好来规范和限制行为，那么这个国家就不需要那么多昂贵的胡萝卜和大棒了。”268
然而布什总统上台后不久便以有损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为由，退出或废止了一系列国际条约：《京都议定书》、《反弹道导弹条约》、《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等。而此后美国更是抛开联合国擅自发动伊拉克战争，损害和挑战了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权威和作用。美国对国际制度的种种背离和破坏，极大地消耗了其长久以来积累的外交资源，是对软实力的破坏性开采。2001年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改选中落选，使其第一次失去了利用国际组织推行美式人权标准的便利。同时，美国近年经济失调、美元贬值，在对外贸易中多次表现出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动辄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对他国施压或征收重税，这说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在国际制度中的“控制权”和“优先权”，对全球政治或经济的驾驭能力降低，成为全球化浪潮中的“淹没者”而非“游泳健将”。
第三，美国开展的文化交流受到削弱。美国拥有全球最为庞大和完整的信息制造与传播体系，它利用这一巨大优势把美国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传播到全世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他国家人们的思维、行动甚至民族特性。加拿大人委员会主席莫德·巴洛（Maude Barlow）曾悲哀地宣布：由于美国软实力的强大影响，“捍卫加拿大特性的斗争已经基本结束。”269同时，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每年接纳来自全球的上万名留学生，这些精英人士学成后无论是留在美国还是回国，都会将美国文化给他们带来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传递发散出去，无形地扩大了美国的吸引力并可能推动本国发生某些微妙的改变。约瑟夫·奈不无得意地指出：“一些早期来美国的苏联留学生最终成为执掌大权的官员，他们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70
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曾为美国赢得冷战发挥巨大作用的公共外交在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不若往昔。美国国会于1998年通过了取消新闻署（USIA）的议案。政府用于公共外交的经费也不断锐减，至2001年，美国对公共外交项目的拨款只有1.1亿美元，不及国际事务总预算的4%。271这一变化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美国对外宣传的覆盖范围不断缩小。“9·11”前夕，曾经覆盖50%苏联公众和80%东欧民众的美国之音，在中东地区的覆盖率只有2%，使美国丧失了与恐怖分子争夺支持者的重要渠道。272文化交流方面，每年前往美国留学的人员数量在逐年下降，从1995年时4.5万人减少到2001年的2.9万人。“9·11”事件后，美国为确保国土安全，实施了严格的入境签证制度，更迫使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转而选择其他国家。据统计，2004年美国大学招收的留学生比上一年减少了2.4%，2005年的降幅为1%，这是自1971年以来赴美留学生人数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273 留学生人数的减少不仅使一些国外的优秀人才流失，而且也严重影响到了美国软实力的一大重要来源。
上述分析表明，美国的软实力在冷战后受到了削弱。但必须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软实力优势不复存在。事实上，它的软实力在世界范围内依然首屈一指：每年的奥斯卡颁奖仪式吸引着全球数十亿观众的眼球；占全球500强半数的美国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进器；美国主导或积极参与的各种国际、区域组织在解决重大问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如此，美国软实力的下降已经对其国际形象的塑造、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以及国家安全的维护产生了消极且深远的影响：
首先，国际形象受损，公信度下降。美国在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对相关情报的编造、夸大及之后发生的美军虐囚丑闻、欧洲秘密监狱事件，使其国际形象和公信度下降到自越南战争以来的最低点。这就是为什么当前国务卿鲍威尔在2004年智利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极力说服与会各国相信伊朗正在寻求发展核武器时，人们会不禁联想起他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出示各种“确凿”情报证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的情景。国际形象和公信度的下降，导致了包括盟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对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动机和公正产生疑虑，损害了美国的联盟体系和全球主导地位。
其次，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难度加大。强大的软实力一直是美国推行其外交政策的有力工具，无论是“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实施，还是“遏制战略”的有效执行，无不得益于其他国家对美式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接纳和欢迎。但现在，软实力的下降迫使美国不得不耗费更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利诱甚至威逼相关国家服从它的政策安排。即便如此，预定的外交政策目标也未必能够顺利实现。以伊朗核问题为例，由于美伊关系的僵局和该地区反美情绪的高涨，美国外交斡旋的空间有限。相比之下，欧盟凭借良好的软实力却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承认。无怪乎有媒体评论认为：“欧洲人的软实力证明比美国的硬实力更能有效改变国际局势。”274
最后，国家安全的维护更为艰巨。“9·11”事件击碎了美国本土安全牢不可破的神话，迫使布什政府将保卫国土安全、打击恐怖主义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但上述目标的实现仅凭军事或经济的硬实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效发挥软实力的作用。但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软实力的大幅下降不仅导致原有的反恐联盟出现裂痕，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提升了恐怖主义势力的“吸引力”，正如拉姆斯菲尔德所疑惑的：“我们每天俘获、射杀或震慑的恐怖分子的数量比极端宗教分子针对我们招募、训练、部署的数量多吗？”275因此，美国民众所期待的绝对安全的目标不仅无法实现，相反软实力下降所引发的反美浪潮让他们面临着更大的安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