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软实力理论与现实主义实力论之比较
作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软实力理论是对传统实力思想的补充和延伸，为重新全面考察分析国际舞台上实力定位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克服了新现实主义过于关注依赖硬实力的弊端，使得实力思想更为全面与完善。这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另外，奈把国际规则视为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源泉的思想，实际上是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来认识实力源泉的，这无疑具有创新意义。
事实上，软实力理论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经典的现实主义实力理论的回归，后者虽然没有如奈明确将国家的“实力”分为软、硬两种，但是他们所说的实力既有物质层面的内容，也有非物质层面的内容。或者说，传统意义的“国家实力”是融软、硬实力因素于一炉的。58
美国现实主义理论主要创始人之一的莱因霍尔德·尼伯尔(Reinhold Niebuhr)明确指出，实力是“一种复合体，其中物质力量，无论是经济力量还是军事力量，只是组成部分之一”。他进一步写道，许多美国学者和政治家“完全不理解适当地尊重道德力量可以带来政治威望；而政治威望本身就是不可缺少的实力源泉。”59美国经典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认为的国力要素包括：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备状况、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能力及政府质量。显然，他把国家实力分为了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种。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拜克曼(Nicholas Spykman)将国家实力要素归纳为十条：领土状况、边界特征、人口规模、原料多寡、经济与技术发展、财力、民族同质性、社会结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在上述列举的国家实力因素中，既有物质的要素，也有非物质的或精神的要素。60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现实主义者的摩根索把无形的实力看得很重。他特别强调外交质量、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对国家实力的影响。比如，在谈到外交质量的时候，摩根索指出：“在构成国家实力的所有因素中，外交的质量是最重要的因素，尽管它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因素。决定国家实力的所有其他因素都好像是制造国家实力的原料。一个国家外交的质量将这些不同因素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给予它们方向和重量，并通过给予它们一些实际实力而使它们沉睡的潜力苏醒。”61在谈到民族性格和国家士气时，他指出：“在影响国家实力的具有决定性性质的三项人的因素中，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是突出的因素，因为我们难以对它们进行合理的预测，也因为它们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的天平上的重量有着持久、决定性的影响。这里，我们不考虑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民族性格的发展这一问题。我们只对这一事实感兴趣，即某一国家比另一国家更经常地显示出某种文化的和性格的因素，并得到较高的评价。”他还说，“民族性格不能不影响国家实力， ……俄国人的‘基本力量和坚韧性’，美国人的个人主动和创造性，英国人的不拘于教条的常识观念，德国人的纪律性和彻底性，是这些品质中的一部分，它们无论是起好作用还是坏作用，都要在国家成员可能参与的所有个人的或集体的行动中表现出来。”62在分析国家实力时，摩根索把意识形态对一个国家力量的影响看得和军事力量同等重要，反对把国家实力简单地理解为武力，“有一种倾向，试图将政治实力贬低为武力的实际运用，或至少将它等同于成功的武力威胁和诱迫，而忽略了魅力的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包括经典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实力实际上是包含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的，用奈的话来说，是包含硬实力和软实力这两个方面的。但是，后来不少国际关系理论家们（特别是新现实主义者）在分析实力的时候，过于追求简约的目标，过于关注物质层面的实力资源，特别是军事力量，或者强调武力优先、武力第一、武力是政治实力的最终形式，从而具有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这种注重那些容易进行定量分析的物质实力的做法，无疑忽视了实力的其他方面，比如社会凝聚力、政治领导力、意识形态吸引力、文化的吸引力等等。从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国家除了行使物质实力外，从来就没有放弃对非物质实力的行使。如在冷战时期，美国专门成立了负责对外宣传的新闻署，通过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对东欧及前苏联地区进行广播，宣扬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为最终不费一枪一弹地赢得冷战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这意义上说非物质软实力的威力胜过了美元和导弹。
奈虽然突出强调了软实力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也没有忽视硬实力的重要性，强调软硬实力并重，因为“作为‘山上之城’的软实力并不能提供硬实力所提供的强制性的能力。它并不能单独支持一个非常冒险的外交行动。”63因此，软实力理论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那种过于关注物质性实力的简单化和物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回击，也是对传统、经典的现实主义实力思想的回归。
二、软实力理论与结构性实力论之比较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的建立是对传统国际政治实力观的补充和完善。在国际政治理论界，另一位学者苏姗·斯特兰奇也将对实力的研究建立在两组核心的概念之上，提出了联系性实力与结构性实力的概念，与奈的软实力论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差异，为人们研究国家实力的构成和运用提供了新的框架和视野。
苏姗·斯特兰奇指出，除了重视传统实力以外，还应该关注常常被忽视的结构性实力。她认为，在国际经济中使用的实力有两种，结构性实力和联系性实力。所谓联系性实力，按照现实主义的说法是指一方以实力迫使另一方去做本来不愿意的事情；而结构性实力则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实力”，“各国及其政治机构、经济企业，科学家和专业人员都不得不在这个结构里活动”，“是决定办事方法的实力，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实力。”64也就是说，结构性实力更为抽象和隐性，拥有者能够改变其他人面临的选择范围，并具有间接施加压力的特点。与必须通过运用强制力才可以体现的联系性实力相比，结构性实力要求对方选择的范围，从而使他们做出某个决定或选择，而不做出别的决定或选择。
对于这两种实力，斯特兰奇认为结构性实力比联系性实力更为重要，原因是：第一，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越来越难以区分。尽管因为某人拥有财富或者垄断某种商品或者控制了信贷，可以说他拥有经济实力，政府因为拥有强制别人的能力称之拥有政治实力，但是事实上，这两种实力都不能单独存在，“没有采购商品、控制生产和调动资金的实力，就不可能有政治实力。没有政治权威结构的制裁，没有政治机构提供唯一的法律保护和社会安全保障，经济实力也不可能得到。”65第二，结构性实力不是存在于单一的结构中，而是存在于四个各不相同但互有联系的结构中，即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实力就是这四种结构对特定关系产生影响，因此，实力可能存在于提供安全的人那里，可能存在于控制信贷和生产的人那里，也可能存在于掌握知识的人那里，也就是说，结构性实力是分散的。
如果我们对这两种实力观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既有共性，也各具特点，尤其是在分析框架、侧重点和分析的角度差异性很大。
（一）两种实力论的共性
1.作用方式的非强制性。软实力主要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国际机制发挥作用，而不是军事威慑和经济制裁在起作用。约瑟夫·奈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体试图传递的免费信息有多少说服力”，是一种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并且建立在同化与制度的基础上，“同化式实力的获得靠的是一个国家的吸引力或者是确立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力……这种左右他人意愿的能力和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等无形力量资源，可以认为是实力，它与军事和经济实力这类资源力量相关的硬性命令式力量形成鲜明对照。”66其作用方式包括：影响、引诱而导致默许和模仿，这些都是非强制性的。斯特兰奇的结构性实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实力，实力拥有者通过为他人设置选择范围，从而迫使他人无意识地做出有利于实力拥有者所期望的结果。
2.实力来源交叉一致性。正如上面所提到的，软实力主要来源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国际机制作用的发挥。约瑟夫认为，软实力来源于具有全球性的文化以及一个国家具有建立一套良好的规则和机制以约束国际行为的能力。同时，一个国家在内政、国际机构以及对外政策中所体现的价值观也是软实力的重要来源。67这些观点与斯特兰奇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斯特兰奇认为，结构性实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知识结构，知识结构就是“决定什么是知识，怎样储存知识和由什么人，采用什么手段、根据什么条件、向什么人传输知识”。它并非采用强制性手段获得，它的权威授予是自愿的，“其基础是共同的信仰和一致承认知识所采取的独特形式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因此也承认具有知识而又能使用或操纵那些储存和传播知识手段的人的重要性。”68。
3.关于美国霸权衰落与否回答的相似性。两种实力观都是基于对美国霸权是否衰落这一争论而提出的，奈和斯特兰奇基于各自的研究，在回答这一问题时，结论都是美国霸权并没有衰落。斯特兰奇认为“美国在世界市场经济中实际上并没有失去实力。由于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扩大，美国的实力来源已从土地和人民变成对世界体系的结构性控制。……在短期内，这种实力的滥用保护了美国的纳税人和消费者(其次也保护了工人) ，从长远看，它却冒着削弱国际体系和美国在结构上的霸主地位。”但是由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美国的实力在实际上增强了，“美国政府已经获得了控制许许多多在美国经营的外国公司的新实力，所有外国公司都清醒的认识到，美国市场是他们竞争中的最大目标……总的来说，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实力实际上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在对基本结构施加影响时，美国的实力与竞争对手国的实力之间的差距仍然十分显著。69奈对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看法已在前文谈及，此处不再赘述。
(二) 存在的差异
对于实力的理解，斯特兰奇和奈有不同实力观，主要体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