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兔三窟”为的是遇到危险时能够成功逃跑，兔子之所以狡猾是因为它懂得逃跑的招数。人亦如此，面对困境与败局时，不妨以走对之，保存实力，另图东山再起。
1.敢于放弃，等待机遇
“走”也是一种回避和放弃。当权力、功名、利益成为心灵和生命的负担时，就应该果断地选择放弃，给自己一段休息时间，等待新的机遇来临，这种敢于放弃的精神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做事手法。
李嘉诚投资债券，既符合他一贯的“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的发展方针，同时也符合分散风险的投资原理。
不过，最能体现李超人投资风格的事例，也许是与华资财团欲再次联手合作，吞并垂暮狮子置地。
当时，各种收购的传闻纷纷扰扰，众多财大气粗的华商大豪，均被认为可能染指置地：长江实业的李嘉诚，环球集团的包玉刚，新世界发展的郑裕彤，新鸿基地产的郭得胜，恒基兆业的李兆基，信和置业的黄廷芳，香格里拉的郭鹤年等等，皆在此列。另外，股市狙击手刘蛮雄，亦可能趁虚而入，狙击置地这个庞然大物。
据说刘蛮雄登门拜访怡置大班，提出要以每股16港元的价格，收购怡和所控25％的置地股权。西门·凯瑟克愤然拒绝，一来嫌刘氏太过贪心，出价如此之低；二则刘氏在股市名声欠佳，怡和不愿意把多年苦心经营的置地交付于此等人手中。
头脑甚为精明的刘氏只得告退。其后又有多位大老板纷纷前往拜访西门。西门既不彻底断绝众猎手的念头，又高悬香饵，惹得众人欲罢难休，欲得不能。
不过，这些都是传闻，是真是假，难以他辨。其中流传最广的要数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了。
据说，李嘉诚也曾拜访西门·凯瑟克，表示愿意以每股17港元的价格收购25％置地股权，这比置地10港元多的市价，溢价6元多。但西门·凯瑟克对这个出价仍不满意，但他也未把门彻底堵死。他说：
“谈判的大门永远向诚心收购者敞开——关键是有双方都可接受的价格。”
于是李嘉诚等人与凯瑟克继续谈判，双方一直很难达成一致。
李嘉诚在谈判中不想表现得太积极，同收购港灯时一样，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有利的时机。此时，香港股市一派兴旺，很快便攀上历史最高峰，并非低价吸纳的最好时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挟摇直上的香港恒指，受华尔街大股灾的影响，突然狂泻。1987年10月19日，恒指暴跌420多点，被迫停市后于26日重新开市，再泻1120多点。股市愁云笼罩，令投资者捶胸顿足，痛苦不堪。
香港商界惊恐万状，大家自身尚且难保，再也没有余勇卷入收购大战了。此时自救乃当务之急。置地股票跌幅约四成，令凯瑟克寝食难安。
李嘉诚的“百亿救市”，成为当时黑色熊市的一块亮色。证券界揣测，其资金用途，将首先用做置地收购战的银弹。
正如一场暴风雨一样，这次股灾来得猛，去得也快。等到1988年3月底，沉入谷底的恒指开始回攀。银行调低贷款利率，地产市况渐旺，股市也逐渐开始转旺。
农历大年刚过，收购置地的传言再次盛行，华南虎再度出山。
事后，报章披露，1988年2、3月间，李嘉诚等华商大亨，曾多次会晤西门·凯瑟克及其高参包伟士。
一直善于等待时机、捕捉机会的李嘉诚，这次为什么没有借大股灾中怡置地扑火自救、焦头烂额之际趁火打劫呢？须知股灾中置地股价跌到6.65港元的最低点，即使以双倍的价格收购，也不过13港元多，仍远低于李嘉诚在股灾前提出的17港元的开价。
原来，收购及合并条例中有规定，收购方重提收购价时，不能低于收购方在6个月内购入被收购方公司股票的价值。10月份的股灾前，华资大户所吸纳的置地股票，部分是超过10港元的。这就是说，假设以往的平均收购价是10港元，现在重提的收购价，就不得低于10港元的水平，而6个月后，将不再受这一限制。
4月中旬，股灾发生后已过了整6个月。此时，置地股从最低点回升后，仍在8港元的水平上徘徊，仍低于股灾前的水平，依然对收购方有利。
最后，由于置地强力进行反收购，使李嘉诚的收购成为不合算行为，于是李嘉诚毅然放弃了已经花费了大量心血、做好了充分准备的收购。
这次收购虽然最终没能成功，但是李嘉诚的做法却值得称道。因为投资不可以意气用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两败俱伤中夺取微弱的胜利，在一般情况下不是真正的投资家的应有做法。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李嘉诚退出收购反而是一个胜利。
世界上任何角色都很难做得纯粹，做生意，尤其是像李嘉诚那样做大生意就更难。因为他的投资是一种动辄千百万元的事，一旦失利，就会造成重大损失。然而李嘉诚做到了这一点。也许，这是他在商场征战中屡战屡胜、被誉为“超人”的根本原因。
看来要做一个“纯粹的投资家”，首要的是要修炼自己的心性，做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为杂念所动，而保持心性空明，气息平和。
显然，这是一个难以企及而又必须努力达到的目标，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纯粹的投资家的话。
商场如战场，胜负乃兵家常事，所以说，如果在竞争中失利或者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时候，要学着放弃一些东西，给自己一段“养精蓄锐”的时间，再用充沛、旺盛的精力去面对将来发生的各种事情。
2.以退为进，化险为夷
“走为上”其实是一种权宜之计，最终目的还是要寻找战机，伺机破敌。所以，人们在做事时运用这种策略时，一定要掌握好进退的尺度，为了取得主动和利益，在不得以的时候采取走为上之计，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再做出行动，慢慢地达到自己的终极目标。
宋朝抗金名将宗泽，曾在滑州保卫战中采取“联合抗金”的策略，同许多地方的义军共同打退了金兵的南犯，在滑州保卫战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战争结束后，老将宗泽为了再次迎战金军，在开封修建了许多防御工事，并且招募了大批兵马，然后准备从扬州回东京，他多次上奏请求回东京，高宗却害怕宗泽的兵力日趋强盛，身为前朝重臣的他一旦迎回徽、钦两位皇帝，自己的皇位很难保住，因此，他派郭仲苟名义上做东京副留守，实则为监视宗泽。老将军满腔报国热忱，没想到会被高宗猜忌，心中难免愤愤不平，失望和气氛取代了报国热情，但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一口怨气无处发泄，刚直不阿的老将每天吃不下睡不安，不久，便病倒在床，后因背上毒疮发作身亡。
高宗丝毫没有因为失去一员大将而遗憾，宗泽一死，他继而派杜充为东京留守。杜充上任不久，便将宗泽采取的一切抗敌措施废除，他不但拆除宗泽主持修建的防御工事，还刻意打击义军将领。就这样，把老将宗泽费尽心血组织的百万武装力量，在一月之间就销毁的无影无踪。
在东京一切抗金力量土崩瓦解之时，金国再次南犯，统军大将粘罕，英勇无比，率金兵连克开封、大名、相州、沧州等地，宋军节节败退，很快粘罕率金军主力攻打到扬州，高宗赵构仓惶而逃，辗转多处，最终落足杭州。
昏庸的高宗皇帝，不但没有因为这次事件而清醒，反而变本加厉的宠信腐败无能的王渊、康履等人。而护送他到杭州的苗傅、刘正彦等人要求收复河北，他却不加理睬。
于是，苗傅、刘正彦等人一气之下，带领手下将士，举行了武装暴动。趁机杀死了无能的王渊，而后，带兵直闯宫中，杀了百余名宦官，见高宗说：“陛下赏罚不明，战士们为国流血流汗，不见奖赏，而宦官逆臣不见为国做事，却得以厚赏；宦官王渊遇敌不战，抢先逃走，其同党内侍康履，更始贪生怕死之徒，这样的人居然得到重用，如何服众将士？现我二人以将王渊斩首，唯有康履仍在陛下身边，为谢三军，请陛下将其立斩。”
高宗见行事不妙，只得斩康履而求自保。哪知苗傅等人并不罢休，对高宗说：“陛下，徽、钦两位皇帝尚在，您便登做皇位，不知二位皇帝如果回朝您将如何？”
高宗当然无言达对，只得许苗傅、刘正彦二人高官职，但两人坚持请太后听政，高宗禅位皇太子。
这时，宰相朱胜非出来劝阻，结果仍然没有变化，高宗很难做出决断，但害怕苗、刘二人带人杀入宫中，更无回天之力，于是痛下决断，先解燃眉之急，高宗对对朱胜非说：“我应当退避，不过须有太后手诏，方可禅位。”宰相朱胜非因此将计就计，同高宗说：“我曾听苗傅的一心腹说过，他二人虽有赤胆忠心，但书读的不多且生来固执，此时一定无法劝说，所以，陛下暂且禅位，日后再寻找机会铲除二人，方为上策。”
这样，高宗便借太后手诏，禅位皇子，隧太后垂帘听政。此后，国家大事都由宰相朱胜非处理。朱胜非怕引苗、刘两人怀疑，于是，每日都让他二人上殿议事。苗发现高宗仍然在暗中处决国事，便与刘正彦共同提出让高宗迁出宫中。
高宗气氛至极道：“他们也太过分了，居然敢来干涉我的起居……”朱胜非则加以劝阻：“暂时暂时去显宁寺居住也好，这样就不会再遭怀疑，对以后复辟成功来说是件好事。”高宗此时也很无奈，只有听从朱胜非的建议了。
高宗出宫不久，平江留守张浚等便联络众将发兵讨逆，大举进发杭州，苗、刘两人见大兵压境，没有太多战略经验的他们慌了手脚，于是和宰相朱胜非商议对策，胜非说：“此时兵临城下，要打，没有足够的兵力，我认为迅速改正，方为上策！”二两虽然最不愿走这条路，可是再三思考，仍然毫无办法，只有听从朱胜非的建议，请高宗复位，可想而知，高宗复位，苗、刘二人性命不保，果不其然，不久后二人被杀。
在形势十分险恶的情况下，朱胜非劝高宗采取适当的退却，禅位于太子，不但保住了性命，还为以后的复辟做了铺路石，在时机戊熟时，又重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不难看出，这种退却的把握是相当有度的，虽然失去了暂时的身份地位，却为赢得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做事上，有时局势很难掌控在自己的手中，那么，就来个将计就计，巧妙的采取走为上之计，保存最后的实力，等待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