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波维尔身材矮小，但长得很结实，比较新西兰的划船手保尔·卡芬来说，他的身体条件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而新西兰的那位划船手却不太知名，但同样勇敢，也是一个远距离航行者。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卡芬划自己17英尺长的皮船环绕了澳大利亚、日本、大不列颠和他自己的新西兰，而那里就是塔斯曼海低气压区。
卡芬有一本著作《海浪黑暗的一面》，在其中一个令人难忘的段落里面，他写到有一次在北岛附近与可怕的巨浪之间搏斗时，看到前面有一条渔船开过来。他有意从渔船方向划走，担心船上会有人看见他脆弱的小船，问他要到哪里去。“我知道他们会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干，而我却没有一个答案。”
到底该不该向达波维尔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我还在犹豫。我首先问他为那次旅行做了哪些准备工作。他是布列塔尼亚本地人，一生都在划船，他说：“我们从来不用舷外马达——我们用其他孩子踩自行车一样的方式划船。”远距离越洋划行也是他感兴趣的事情，因为他喜欢设计高度专业化的船只。他划越太平洋用的小船制成了流线型，船有皮船式的适于航海用的长长形状，还设计有一个高科技的坐舱，里面有可卷起式顶篷，在恶劣天气下可将划船的人密封起来。在出现倾覆的情况下，船上还有一个水泵系统，可以利用海水当作压舱物把船调正。那条船没有什么舒适用品，但具有所有的必需品：一只炉子、一个睡觉的地方、宽敞的开口、供食用脱水餐和饮水。达波维尔还有一台摄影机，在茫茫大海上一边划船一边自己摄影，一边哼着小调，是阿兰·杰克逊的乡村音乐和西部歌曲《就在这真实的世界里》。达波维尔会唱这首歌，也能一连几个月哼个不停，但他不知道里面的歌词是什么，就连歌名也不知道，直到我后来在他的摄影机里才分辨出来。
“这是相当难以回答的一个问题”，他说，这是对我问他为什么要进行如此冒险的一次活动的回答。那是可能发生的最长的一次远洋划船活动，而且是在一年最恶劣的时间里。他否认自己有任何求死欲望。“这跟蹲在木桶里跳瀑布不一样。”他为自己做好了各种准备。他的船适合海上航行。他是个极优秀的海上运动员。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觉得自己很勇敢。“是的，我觉得自己很有勇气。”
他说，这跟从山的北坡登峰是差不多的，那是最难上的一面。但是，这样孤独的、长达四个半月的严峻考验差不多让他淹死了，达波维尔接近俄勒岗的海岸时，好几次严重的风暴袭击了他。他的船倒过来飘在狂暴的海上。有一条救生船在海上拍摄了他最后几天的实情，那情景着实可怕，跟我一起看录像带的时候，达波维尔都不停地抹着眼泪。“去年这个时候，我正好就在大海的中央。”我问他一些关于四十英尺海浪的问题，他不再出声，一言不发。很明显，他因为那样的回忆而难过，因此说：“我不想谈了。”
“只有动物才会去做有用的事情，”他最后说，那是经过了长久的沉默后说出来的。“动物要找食物，要找睡觉的地方，要想办法保持舒服。但我想做的事情不是有用的，不是跟动物一样的。那是只有人类才想着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他说，这里面的艺术，这次努力的意义，即有美学上的意义，也有体育上的意义。最伟大的旅行里面总包含有一种精神追求的种子，否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英国探险家阿普斯莱·切利一杰拉德一定会同意他的说法。他跟罗伯特·法尔康·斯哥特一起上了新土地号，1912年围绕南极洲的某一段进行了六个星期的步行，而且是在冬季，当时，极地地区整天整夜都是黑的，风跟鞭子似的抽打，气温只有零下80华氏度。
切利一杰拉德就那次步行活动写了一本书，叫《世界上最糟糕的旅行》，他写道：“一些人类为什么带着如此紧迫的心情去做那样的一些事情呢？没有人知道。有强烈的征服自然的可能力量的愿望，也许还要认识到我们自身到底是什么，生命是什么，也要看看我们人类的思想到底是在怎样起作用的。生理能力是惟一的极限。我努力想告诉大家为什么，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但是，为什么呢？那是一个神秘。”
无论怎么说，根本不存在征服的事情。经过了重重生死考验之后，达波维尔说：“我没有征服太平洋，是太平洋放我过去了。”
活动靶子
有位很勇敢但又不为人所知的旅行者叫内桑尼尔·比肖普，是我的家乡马萨诸塞州梅德菲尔德县人，他划着一条小船划了2，600英里，从纽约州北部划到了新奥尔良，时在1877年。到达新奥尔良之后，他累得精疲力竭，因此把船系在防波堤上。此时，一群喝醉酒的年轻人聚在他的船边上嘲笑他，还威胁他，谩骂他。我后来才明白，这是典型的美国人的反应，他们以嘲笑和暴力来回应古怪的行为。
二十年代，远距离骑马人A．F．奇弗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上马，然后向北骑了一万英里，直奔纽约市。他跨过了沙漠、高山、丛林、沼泽，他翻过了安第斯山脉，闯过了中美洲，骑马越过墨西哥。但是，后来的事情才是最可怕的。在长达两年半的旅途当中，他最难受的日子是在跨越美国各地州际线的时候。“我跟公路上的‘路猪’有很大的麻烦”，他在《从南极到北极》一书中写道，他还讲美国的摩托车手如何有意突然转向，好吓唬他。
“一路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朝我们砸过来，有时候甚至还有一只空瓶子，同时还有人在喊‘骑吧，牛仔！’”在蓝脊山的一条小路上，有个人故意擦边撞他，把他的马腿弄伤了（之后，开车的人就发出怪叫声，心满意足地招手离开）。又经过两次严重事件之后，奇弗雷在华盛顿特区放弃了自己的远行，然后搭火车回到纽约。
此时，喜欢慢跑或类似户外运动的读者听后一定会发抖，因为他们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我认识的差不多所有慢跑者都遇到过这样的麻烦或者威胁。看起来，任何在路边跑步的人，都有可能受到嘘声、怪叫声、口头辱骂和驱赶声的虐待，还有人们的狂笑。汽车上会扔出各种东西来——硬币、食物、豌豆壳。人们会吐口水。如果有人可以让自己留下深刻印象，或者威胁一下，人们吐起口水来可以送到很远的地方。女慢跑者还是特别的一类潜在受害人，不管她们在哪里进行锻炼，都可以被准确地描述为接受交叉攻击。
在伦敦，这样的行为在我看来是极少见的，路人对怪诞的行为一般很习惯。他们必须如此，因为人们生活在彼此很近的地方。亨利·詹姆斯一百多年前在“英语时光”中说：“跟英国人比较起来，我们好像在家里比较松散地联系在一起，不象英国人那样，每个人都嵌在各自的位置上。”他继续说：“英格兰是一个拥挤的国家，这不是推论出来的，而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美国人一向以生活在人人都有一个空间的地方而自豪，他们往往会反对任何程度的亲密接近，一有活动空间丧失的哪怕最轻微的暗示，他们都会说：“你挤到我了”，或“从我的脸上走开吧”。同时，群体的压力和等级的不确定性使不列颠成为更有宽容心和更有绅士风度的一个地方。钓鱼的人在划船的人看来可能不堪入目，但是，在一个乡村河流钓鱼地的垂钓以码作价的国家，那是非常严格的领土问题。很少有人会对慢跑者、骑马者或穿着极怪的衣服的运动员产生反感的。英国骑车人最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任何人都可以骑，警察，上学的孩子，两地跑车上班的人，自行车竞赛者，或你年长的岳父。英国慢跑者拥有自己跑步的线路。
美国慢跑者经常受到汽车里的人攻击，那些攻击者就是他们最大的风险，那是比骨刺、内脏疼痛、腿脚无力或潮热大得多的风险。我还没有看到有文献研究这些人的反社会行为，他们反对那些仅仅通过从事孤身体育锻炼来表现自己的人。看来只不过是无害的诘问的一种行为，在我看来是在表达一种意图，这样的意图跟攻击、阻挡甚至强奸和谋杀有关。
我本人不跑步，跑步对我的肌肉和骨头来说受不了，会让我感觉身体欠佳。但是，我喜欢其他种类的单身健身锻炼，比如骑自行车，划皮船，划小艇。有天我正巧在骑自行车，突然意识到我的到场引起路人或开车经过人的歇斯底里。他们骂出脏话，他们大笑。有什么好笑的呢？他们扔东西过来。在恶劣的天气里，那实际是更糟糕的事情，就好像恶劣的天气使人们的情绪更坏了，骂出来的话也更难听，因为我很容易受到伤害。雨或寒冷的天气使他们露出残酷的一面。我忍受了一阵子，然后就问他们。并非我一个人如此。大多数骑车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跑步的人还有更糟糕的体会，女跑步者讲出来的迫害故事更惊人。
逃往大海之上也没有太大帮助。我时常在科得角一带划船，经常受到快艇的不断袭击。娱乐性的摩托艇驾驶者当中（与摩托艇中的钓鱼人相对）有什么东西产生出这么一批爱攻击别人的毛头小伙子？也许是必须有点什么事情好做吧，而事实上狂饮跟开快艇经常是一起来的，因此，许多玩摩托艇的人都是十几岁的小伙子，他们还没有长大到开汽车的年龄。对于这些口吐白沫的怪兽飞速驶过的摩托快艇来说，一条小船根本就不是对手。我记不清有多少次，自己的小船差不多就要翻掉了。我只能相信那都是故意的行为。那些摩托艇手有没有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尾浪掀起了5英尺高的浪头？
船掀起的浪看上去越是小，越是弱，威胁就越是大。我在皮船里经常会被人喊叫，会有人嘲笑，会有人威吓，还会有人辱骂。喷气艇上的小伙子们都是无法言说。他们从旁擦过，他们会跑来捣乱，他们让你怀疑，这些机器（“个人用水上器具”）在日本制造商对一个宁静的世界发动的技术暴行漫长的产品线当中是不是最新的一种。
传闻的大量证据指明，在一个自由国家的公开场合慢跑，或骑车，实际是在自找麻烦。跟我说过的一样，这样的麻烦从一个猥亵的姿势到企图弄死你不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这是值得仔细研究的，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理所当然地觉得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但也因为那是美国特别容易发生的事情。我在别的国家划过船，也骑过车，有人盯着我看，但没有人侵犯我。美国式的反应当中包含的攻击成分经常带有滑稽的外表，有仗势欺人的意思，那是我们的幽默当中某些类型的典型特征，因此与施虐狂并无太大差别。这种羞辱行为的起源也许可以用过去的一句话总结起来：“找匹马来！”但是，事情实际比表面上看起来的严重得多，我相信那是实际上的威胁行为。
在最常见的情形当中，威胁来自不止一个人——事情很少是一对一的情形。汽车里有一群人，摩托艇上也有好几个人，喷气滑水橇上也是一群人，他们几乎都是男子。他们的反应看上去是针对一个容易受到攻击的单个人而作出的暴力型嫉妒——这样的单个人就是衣服穿得很少的跑步者、费力保持平衡的划船手和上气不接下气的自行车手。有点像是反对这些消遣活动当中所隐含的自信、自由和健康的意思，也许还可以用这样一种怀疑总结起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一个怀疑——以这样一种公开的方式锻炼的人一定是在自我炫耀。
可是，这样的反应缺乏耐心和宽容，我禁不住要觉得，就其根源来说，那是一种深深的愤怒，一种担心和挫折感，因为他们面对一个自由的灵魂，一个自己无法控制他的人。就在那几个愚蠢的用快艇在水面犁出大浪来的年轻人的例子当中，他们发出放荡的大笑，说出一些愚蠢的话来，那也许可以解释为他突然间的一个意识，即：至少他一辈子第一次觉得自己强壮一些，速度更快一些，明显优越一些。这样一个人会否认他自己是一个犯罪分子，但是，他的反应就是大多数犯罪分子背后的冲动：急于做出暴力的行为，因为受害人看上去很弱小，很可笑，无力自助，而且光着身体——受害人几乎总是这个样子的。犯罪是不公平当中最邪恶的一种，因此，罪犯总有兴趣挑出特别弱软或仰卧着的目标。
就我所知，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发生最为频繁？是什么东西唤起我们、刺激我们去跟追求无辜和健康目标的人过不去的？也许这就是答案的一部分：包含在跑步或骑车活动中的无辜和健康本身就是一种挑衅。至于说喊叫，嗯，美国人往往会把自己的想法表现出来——让彼此完全不相识的陌生人彼此责备。在我们紧张的口头和竞争性的文化当中，更大的压力是在自我强调上面。可笑的在于，人们跑步、划船或骑车是在以一种非侵略性的方式展示同样的演示性特征。如我提到的一样，也可以肯定地说，跑步者和其他爱好新鲜空气的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一种不纯净的热情的影响。有很多人可以被描述为特别自信的人，他们的行为看来就是想让别人对自己评头品足的。很难看出那个骑在马上的人没有私下里在想：我在马上，你不在。
哪怕如此，这个人也没有理由受到别人的侵害。我们这个国家标榜自己尊重每个人的个人权利，但是，我很少发现事情总是这个样子的。怪诞行为——哪怕是在这样一些由单个人进行的娱乐活动当中进行的有利健康的怪诞行为——一般会被人看做具有某种威胁性。我怀疑，我们比自己想像的更保守，更觉得自己受到新鲜事物的威胁。一般而言，我们不想相信自己是这样一种人，我们愿意觉得自己是一个宽容和思想自由的民族，这个神秘的概念是我们不愿放弃的。我觉得，我们的宽容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摆姿势。说起来叫人不快，但是，人们很容易对跑步者说三道四，或者让小小的划船者难堪一下，这看起来是典型的美国特性，是我们最差的一个特征，它来自我们极强的群体竞争心态，来自我们口头上的阳刚表露，来自我们对怪诞事物的轻视，也来自我们自圆其说的幽默感，因为在这样的幽默当中，取笑的对象总是一个软弱的受害人。
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把这样的论点扩大一些，使其成为政治层面上的一个理论。美国对外政策当中有那么多的内容跟潜在的威胁相关，或者跟控制别人的欲望相关。我觉得我们对于任何一些国家的不理性的反应就是这种心怀嫉妒的欺侮行为的例子，因为一些国家选择了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的非传统的方式。我们一直在谈论自由，就好像我们一直很尊重自由的价值一样。如果我们真正看重自由，并实践自由的原则，我们也许就不应该大谈特谈自由，就应该像对待咒语一样对待它，以期克服我们更低俗的本能。
南塔基途中的航位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