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甲骨文外，商代的文字还有金文、陶文及玉石文字等多种形态。金文是刻在铜器上的铭文，古以铜为金，所以称这些文字为金文。商代的金文发现得很少。商代前期的铜器上至今没有发现铭文，晚期的铜器上出现了铭文，但是字数很少。一般只有一两个字，稍多者几个字，最多者也只有三四十字，且极罕见。另外，在商代的金文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族徽”。这些“族徽”，是商代社会内部各氏（族）的标志，其中主要包括代表这些氏（族）由来的祖先名、地名及职事名等等。陶文是在陶器烧制以前先行刻划上去的，位置多在陶器的口沿、肩部及底部等处。商代陶文在今河南、河北及江西等商代考古遗址中都有发现。很多商代陶文的字形与甲骨文都很相近，但其字义及字音是否与甲骨文一致，现在还很难断定。当然，一些陶器上的刻画可能还不是文字，而只是具有某种含义的符号。此外，商代的玉器上也刻有一些文字。这些玉石铭文虽然数量很少，但是对于研究商代文字的发展形态很有价值。殷墟的遗址中还曾发现墨书和朱书的文字，它们有的写在甲骨之上，有的写在陶器及玉器之上。从文字所展现出来的锋芒看，这些文字的书写工具应是毛笔。另外，甲骨文中的“聿字也正像以手握笔之形。显然，我国使用毛笔书写文字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3000年以前的商代。
诗经
《诗经》或《三百篇》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称《诗》或《三百篇》，收诗305首。孔子曾以它作教材，所以列于儒家“六经”，被称为“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就是风土人情，也就是民歌，来自当时的15个诸侯国家和地区，也叫“国风”，共160篇。“雅”是朝廷的正声雅乐，分为“大雅”、“小雅”。“大雅”用于诸侯朝会，“小雅”用于贵族宴享。“大雅”有诗31篇，“小雅”有诗74篇，共105篇。“颂”是宗庙祭礼的乐歌，连歌带舞用于娱神，分为“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其中“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周颂”、“大雅”、“小雅”的大部以及“国风”的少量是西周的诗歌。
从《诗经》看，西周史诗较为发达。《大雅·生民》描写周人的始祖后稷诞生和创造稼穑之法；《公刘》叙述周人的英雄祖先公刘率领族人由邰迁豳的过程及伟大功绩；《绵》写周文王的祖父古公直从豳迁至岐山之下，开荒聚众，建立国家；《皇矣》写古公直父传位给小儿子王季，王季又传位文王，文王伐崇伐密，开拓了疆土；《大明》写王季和太任、文王和太姒结婚以及武王伐纣。这些诗歌详尽而生动地展现了周部族从诞生到发展的历史、周人创业的传说、周人的迁徙、对劳动的歌唱、克商的胜利，既有叙事，也有抒情。此外，《江汉》写周宣王命令召虎带兵讨伐淮夷；《常武》写周宣王平定徐国叛乱，《仙、雅，书东》写周宣王时南仲平定四夷；《采芑》写周宣王时方叔南征荆蛮。《六月》写周宣王时尹吉甫北伐俨狁，都是歌颂周宣王的“中兴之业”，也都富有史诗性。
雅诗主要出于贵族之手，许多诗篇表现了西周上层社会的面貌和贵族文人的思想情趣。如《小雅·楚茨》、《甫田》、《大田》、《无羊》等赞美贵族庄园的富有、牧场上牛羊的繁盛；《鹿鸣》、《常棣》、《伐木》写朋友兄弟宴会之乐，《宾之初筵》写饮酒无度，失仪败德。这些诗结构严密，形象生动，主要产生于西周前期的社会较为安定的年代。
周幽王、周厉王时代，政治黑暗，产生了许多政治讽刺诗，它们集中在“大雅”、“小雅”里。如《小雅·节南山》大夫家父讽刺太师尹氏执政不平，任用小人；《何人斯》批评暴公用心险恶，反复无常；《十月之交》讽刺幽王无道，以致灾异频生，人民受害；《大雅·瞻印》讽刺幽王宠幸褒姒、驱逐贤良，以致乱政病民，国运濒危；《桑柔》批评厉王无道，国政昏乱，奸臣得宠，百姓受难。这些诗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在艺术上也有较高的价值。
西周盛世，也是颂歌涌现的时代。《周颂》31篇，除个别诗篇外，都是西周早期之作。其内容多为赞美文王、武王、成王等先祖的功德。也有一部分作品虽是春夏祈谷、秋冬报赛的祭歌，但作为农事诗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情况。
“国风”晚出，多为春秋时期之作，因此其文学成就在《诗经》中也最高。作为民歌，“国风”描写爱情婚姻的作品最多。如《邶风·静女》写恋人幽会的喜悦；《齐风·鸡鸣》写家庭生活的和谐；《王风·采葛》、《郑风·狡童》写相思的痛苦、失恋的愁怨；《郑风·出其东门》、《风·柏舟》表现对爱情的坚贞，对礼教的反抗；《邶风·谷风》、《卫风·氓》则描写主人公忠于爱情而被遗弃的命运。其欢乐、哀婉都很动人。“国风”作为民歌，广泛而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周南·苤苡》、《魏风·十亩之间》描与妇女采摘车前子和桑叶的愉快劳动；《召南·驺虞》、《郑风·太叔于田》刻画猎手捕猎的神勇；《豳风·七月》、《魏风·伐檀》、《硕鼠》再现了当时严重的阶级对立，发出了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唐风·鸨羽》、《邶风·式微》、《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控诉了战争和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而《秦风·无衣》则表现了百姓从军卫国的热情。与雅诗一样，“国风”也有一些讽刺诗。如《邶风·新台》讽刺卫宣公强占儿媳；《齐风·南山》揭露齐襄公与胞妹的淫乱；《秦风·黄鸟》抨击秦穆公用“三良”殉葬。这种敢于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开创了中国诗歌的写实传统。
《尚书》
夏商西周是我国散文形成的时代，其代表作品是《尚书》。
今本《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其中《周书》的今文部分除《文侯之命》、《秦誓》外，都是西周初期的文献；《商书》的今文部分虽不免有后人的增损，但仍是比较可靠的商代文献；《虞书》、《夏书》虽有事实的根据，但其写成当在春秋战国时代。因此，能够反映商周散文风貌的，当属今文的《商书》、《周书》。
《商书》的散文以《盘庚》为代表。《盘庚》是商王盘庚动员殷民迁都的训词，为了说服臣下，盘庚用了一系列的比喻：把迁都可使殷室重新兴旺比作“若颠木之有蘖”；要求臣下服从君主，“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他谴责一些臣子用浮言蛊惑众人，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还用“余若观火”比喻自己对情况十分明察；用“若射之有志”比喻做事要目的明确。这些比喻首先用具体的现实事物引起人的感性印象，进而推出理性经验，使说理生动形象。《盘庚》篇结构较为完整，议论中心突出，叙事有层次，有些段落还有一定文采，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篇较好的议论散文。
《周书》的诰命诸篇较之《盘庚》又有了新的进展。在思想上，《周书》注意总结历史经验，重视敬德保民，强调统治者要谦虚谨慎。其记言记事、夹叙夹议都趋于成熟。《无逸》篇是周公告诫“嗣王”的训词，全篇一开始就提出中心观点：“君子所其无逸”，即统治者不可贪图安逸享乐。然后便引商代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和周文王的经验，说明只有“无逸”，才能享国长久。接着，就具体提出对“嗣王”的要求：“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绝不可只使百姓进献赋税。继而又举殷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为榜样，要求“嗣王其鉴于兹”。全篇中心明确，议中有叙，说明充实可信，各部分之间有机联系，只要去掉每段前的“周公曰”，就非记言之文，而是一篇完整的议论文。
《周书》中少数作品叙事也很有特色。如《顾命》篇写成王崩、康王即位之事，先交代成王临终前的遗嘱，然后写康王即位时的场面、仪式。凡礼器之摆设，宾相之排列，以及史官如何宣读册命，康王如何致辞，大臣诸侯如何朝拜致贺，康王如何还礼，都叙述得井井有条，文字也错落有致，为后世的散文树立了典范。《金滕》记述武王灭商后两年，生了重病，周公作册书向先王祈祷，请求代武王死。事后，史官把册书放进金滕（青铜做的档案柜）。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周公摄政。三监散布谣言，中伤周公，勾结殷商遗民背叛王室。周公东征，平定了叛乱。成王仍然怀疑周公，后来得知金滕之书，幡然省悟，出郊亲迎周公。故事情节完整，有起因、经过、结果，首尾呼应而又富于变化。周公的忠诚与成王的幼稚，各自的语言情态都不相同。某些夸张的环境描写，几近于神话，算得上是一篇微型小说。
诸子散文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散文和诗歌，对后世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的诸子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其主要趋势是由语录体、对话体向专题论文发展，说理由简括而趋于详密，文辞由简约而趋于富瞻。
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为第一期，代表作品为《论语》、《老子》、《墨子》。《论语》全书共20篇，每篇由互不联系的若干章组成，多为孔子回答弟子疑问或对某一问题直接发表看法的话，一般每章只有数十字，往往只提出命题和结论，而没有进一步分析和展开论说。但不少章节言简意赅，耐人寻味。如《子罕》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以常见的生活现象寄寓哲理，隽永凝练，形象鲜明。《论语》虽为重在记言的“语”体，而且所记往往为片言只语，但能从说话的语气、内容来刻画人物个性，生动传神。《论语》开创了我国的语录体散文，它的艺术成就是构成其思想影响深远的重要原因。《老子》是一种散韵结合的格言体散文，它的句子大体整齐，错落有致，自然成韵，读起来流畅自如，琅琅上口。它每章围绕一个观点，加以简要说明，有的章节进行了一些分析论证，比《论语》逻辑性更强。书中没有人物和对话，完全采用正面论说的形式，但语言凝练精警，哲理味很浓。《老子》自言“信言不美”、“善者不辩”，其实它的语言是既美且辩。《墨子》文章质朴无华，但逻辑性很强。在说理时，也常运用比喻、类比等修辞方法。如《非攻》篇由寻常事出发，由小及大，以此例彼，环环紧扣，揭开了发动不义战争者“亏人以自利”的本质，批判了赞美不义战争的谬论。在论证的周密上为先秦诸子的其他家所不及。尽管《墨子》有的些篇还保存语录体对话形式，但它的许多篇已发展为专论体，后世谓“起承转合”诸法，在《墨子》中已粗具雏形。
战国中期为第二期，代表作品为《孟子》和《庄子》。《孟子》虽属语录体对话形式，但它的篇章较长，表现了逐渐向成熟的说理文过渡的趋势。它的有些单纯发表议论而类似长篇独白的章节，虽然没有标题，但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作比较细致的论述，实际上已是议论散文的雏形。如《告子上》的“鱼我所欲也”章、《告子下》的“舜发于畎亩之中”章、《滕文公下》的“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章即是。《孟子》散文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富于鼓动性。尤其善于使用比喻说理。据不完全统计，《孟子》全书261章，比喻就使用了160多个。《孟子》一书，比喻手法丰富多变，有时在文前，有时居文末，有时夹于议论之中；有时单用，有时连用；有时主体喻体并列，有时喻言正反互迭；有时全章皆喻，有时整段用比。不论哪种情况，都能做到喻意水乳交融，化抽象为形象，收到“不待评说而使人自悟”的效果。《孟子》又往往喜欢用故事作比喻，许多比喻，实际已成为寓言，如《公孙丑上》的“揠苗助长”，《滕文公下》的“楚人学齐语”、“攘鸡”，《离娄下》的“逢蒙杀羿”、“乞食餽间”，《告子上》的“学弈”等。这些寓言，不但能确切说明事理，而且有引人的故事情节，有鲜明的形象描写，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
《庄子》是诸子散文中文学成就最高的，鲁迅称为“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庄子》一书，“寓言十九”，吸收神话创作的精神，大量采用并虚构寓言故事作为论证的依据，构成想像奇特，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独特风格。在庄子的笔下，一切生物、无生物都会说话，而且会辩论，会讲道理。作为哲学著作，其哲理和政治观点都是通过幻想故事中的人物的问答来表现的，而且故事人物的形象常常描写得极其生动。在形式上，《庄子》仍以对话为主，但已发展为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有的篇章正面论述较多，初具完整的议论文的规模，而且各不雷同，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面貌。
战国末期为第三期，代表作品是《荀子》和《韩非子》。《荀子》的文章，已从语录、对话而发展成为更成体系的专题论文。其文不仅独立成篇，而且已具有严谨的结构。《荀子》引物连类，设喻说理，只是简单比况，而不讲寓言故事。荀子这种学者之文的特征，既不同于《战国策》的游士之辞，也不同于《孟子》、《庄子》的喻道之文。驳论是战国后期某些文章的特点，荀子的有些文章在这方面也很见长。如《正论》篇批驳“主道利周”论、“桀纣有天下，汤武算而夺之”论、“冶古无肉刑而有象刑”论等等，都是先引出敌论，树立靶子，然后反复驳辩，从事理到引经举典，直到伸张自己的“正论”为止。《富国》批驳墨子、《非相》批驳“妄民”、《性恶》批驳孟子都是如此。到他的学生韩非笔下，驳论文才被广泛应用，这是战国论说文体的一个发展。《韩非子》文笔犀利，分析透辟，风格峻峭。《五蠹》篇长达
7000字，是先秦理论文发展的极致。其《说难》讲游说之难，无微不至，深入肌理。《亡征》分析可亡之道有47条之多，前无古人。驳论文如《难一》、《难二》诸篇，写得极为老练。论证多用寓言和历史故事，其《储说》、《说林》诸篇，带有寓言故事的性质。其文体丰富多样，表现了先秦论说散文趋于成熟。《韩非子》和《荀子》代表着先秦论说文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