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考察了人类远古时代的“图腾崇拜”和“乱伦畏惧”等禁忌的功能和作用。首先，这代表了人类最早并且是最强烈的欲望。由此而形成了两个基本定律：禁止杀害图腾动物和禁止与相同图腾宗族的异性发生性关系。其次，禁忌所带来的文明，“以持久地征服人的本能为基础”，“有条不紊地牺牲里比多，并把它强行转移到对社会有用的活动和表现上去”。由此而使那种高于里比多本能状态的自我控制力和超我理想突然展现出来，在人的心灵世界进行一场场革命。
但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来看，这些具体方式及禁忌的形成和发挥作用，均是长期探索和选择，耐心等待的强迫性的结果。弗洛伊德写道，“禁忌在它所影响的社会里，常变成一种类似法律的程序，而且是为了保护领袖和僧侣们的财产和权威，因而将禁忌附着在他们身上，其他还有许多我们可加以观察分析”。
经过选择后，弗洛伊德确定了禁忌附着的三类人：敌人、统治者、死人，并作了详细的说明。
他指出，第一，犯了禁忌的人，制定禁忌的人，以及附着于禁忌的人等，均成为禁忌本身。第二，制定禁忌是诱使人们突破禁忌的条件或阶梯。弗洛伊德曾自问自答地对此作了有趣的解说。他指出：
我们已听说过，虽然并不十分了解，任何做了被禁止事情的人，他本人也将成为一种禁忌。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禁忌不只是依附于触犯禁止的人身上，甚至可以依附在处于特殊情况下的人们和不具人格的事物身上；什么东西竟能够使这些不同的情况具有相同的危险力量。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有一个答案：它显然具有能激励人们的矛盾情感和诱使他们去破坏禁止之特质。
由此，我们发现了禁忌的功能和作用的另一方面：它的形成是为了对它的突破；禁忌的突破和禁忌的形成一样，都是必要的和必然的。但是，禁忌的突破力量是由其强制性和压抑性，束缚和禁锢了文明发展和人的心灵活动时积累而成的。对这些问题的揭示是弗洛伊德的发现，他指出：
任何从精神分析角度去了解禁忌问题的人，也就是说，对个人心灵的潜意识部分作深入研究的人，都将很快地发现，这些现象对他并不陌生。他会惊讶地发现许多人自己所设立的诸如此类的禁止，它们被严格遵守的程度正像原始民族对自己社会或部落中所共有的禁忌一样。
这种情况被称之为“强迫观念心理症”或“禁忌病”。
（2）遵守禁忌的后果
由于对禁忌的严格遵守，出现了心理症状中的强迫性禁制，它与禁忌之间最明显且令人吃惊的特征是共同的：缺少动机。在社会运动中，它们已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逼迫，并无需外在惩罚的威胁。因为，它们早已具有一种内在的肯定、一种道德的信念，即任何触犯都将导致人无法忍受的灾难。这使得那些心理症患者具有了禁忌与本能冲突下的“道德上的自责性”和由“犯罪感”而引发的焦虑。
不仅如此，由于强迫性禁止在生活中所包括的禁止范围，就如在禁忌中所包含的那样广泛，它们中的讳忌则常以某种行为来补偿，从而使这些行为必须实行，它们就成了一种强迫性的侵扰行为，它们具有赎罪的防御和净化作用的本质。比如所谓的“洗手狂”。
总之，禁忌的习俗和强迫性心理症之间的共同点有：①缺乏归因的动机；②由一种内在的“需要”所维持；③它们很容易替换，且有经被禁物体而传染的危险；④迫使某种类似于仪式的行为实行。
从精神分析理论上讲，由于禁忌迫使本能受到压抑而进入潜意识中，这时，比如“接触恐惧症”，其禁止和本能二者都仍然继续存在着：本能仅仅是被压抑而不是被消灭了，而禁止若是停止了，本能将穿过意识层次而行动。在这里，禁止和本能不断地发生冲突，便产生了人的精神结构和人格调节作用失去效力后的“心理障碍”。
然而对个人来讲，解决禁止与本能的冲突，是健全内在心灵中的自我和超我机制，使自我不断地依据文明原则来改造本我；另一方面则是建立一种更新的文明，让人格结构和人的力量潜能得以发挥和释放。
对于这些理论论述和临床分析，从更深入的研究来说，弗洛伊德从中揭示出来的是人类文明的两种影响力和作用力的辩证法，在他独辟蹊径的文明观中，又增添了文明发展的两大主题：其一是禁忌与本能的冲突；其二则是人类和个人生存本能与死亡本能及其二者之间的冲突。
4. 宗教起源于儿童的无助
叩问宗教是弗洛伊德涉足文化研究的开端。在探索宗教的初始形态的过程中，他触摸到了道德和社会缘起的因素。正当弗洛伊德把整个身心全部投注于本能理论和人格结构三部论的营建之际，病魔也在暗中步步向他逼近。
他数年来一直无暇顾及的自己口腔右上颚的那个肿块在1923年初迅速增大，并开始出血。起初弗洛伊德还是熬着不加理会，直到4月份才背着家人独自去医院动了手术。可是手术后伤口经常出血，久久不见愈合。迫于无奈，半年后他第二次住进了医院。这次他被确诊为患了颚癌，医生切除了他的上颚，并替他装了一个假颚。时年67岁的弗洛伊德，从此开始了跟癌症搏斗的悲壮历程。至1939年，他终因癌症不治而逝世。
早在1907年，弗洛伊德就提出过一个理论假设：“强迫性神经症是变相的个人宗教，而宗教则是一种普遍性的强迫神经症。”这也成了他后来从事专门研究的出发点。弗洛伊德首先着重探讨了宗教的初始形态问题。
追溯宗教的起源，是弗洛伊德批判宗教宇宙观的出发点。他通过三番五次的论证，确认人类幼年时期的一种心理需求是宗教存在的根源所在。从儿童孱弱无助的感情里获得一种宗教的需要，和它所引起的对有一个父亲的渴望，在他看来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因为这种感情不仅从童年时代就有，而且由于害怕命运的强大力量将带来的后果而永远地保留着。
通过证明宗教是如何起源于儿童的无助，由成人的愿望和需要中的童年残迹去探求宗教的内容，精神分析学对宗教的宇宙观提出了最新的批评。
基于这一认识，弗洛伊德剖析了宗教宇宙观凭借教训、安慰、戒律等三方面的功能，对古代人类精神生活所造成的深刻影响。宗教教义说，宇宙是一个类似于人的存在物创造的，但该存在物在各个方面，如在力量、智慧和情感力量上都被夸大了——相当于一个理想化的“超人”。即使有许多神灵受到崇拜，但宇宙的创造者总是单个的存在物。
尽管不缺乏女性神灵，但创造者通常都是男性；下一步易于识别，因为这个神性的创造者被直呼为 “父亲”了。精神分析推断，他的确是父亲，曾经披着所有的神奇出现于幼儿面前。儿童把自己的存在归之于与父亲具有相同特点的人，此人也在儿童弱小和无助的状态中向他们提供保护和监护。由于儿童面临着潜伏在外部世界的一切危险，故而他在父亲的保护下感到安全。
当然，他知道，当一个人自己长大了，他就会拥有更大的力量。但他对生活中的危险的认识也变得更深了。他正确地断言，从根本上讲，他仍然像童年时一样无助和无法自我保护，面对世界，他还是一个孩子。因此，没有像在童年时代享受到的那种保护，他什么也干不成。不过他很早就认识到，父亲的能力极为有限，并不具备所有优秀的特征。
因此，他又返回到那个早在童年时就给予甚高评价的状态。记忆中的父亲形象被抬高成一个神灵，并使之成为某种当前的和真实的东西。这种记忆中的父亲的强大力量和要求保护的执着性，一起支撑着他对神的信仰。
给予儿童生命和保证儿童避开危险的父亲，也教导他应该和不应该做什么，教导他必须习惯于限制自己的本能性欲望，并使他明白，如果他想成为家庭中和后来更大的社交圈中可被接受和受欢迎的成员，他就应该更加关心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姐妹。通过爱的奖惩体系，儿童受到教育，并从而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职责。他被告知，其生活中的安全感依赖于父母（后来是别的人）爱他以及他们相信他也爱他们。
所有这些关系后来都被原封不动地引入其宗教中。父母的告诫和要求，作为一种道德意识，在他身上保留下来。借助于这种相同的奖惩体系，上帝统治着人的世界。分配给个人的保护及幸福的数量，取决于他满足道德需要的情形。他对上帝的爱和为上帝所爱的意识，是他的生活安全感的基石，他被这种爱及意识武装起来，得以抵御来自外部世界和人类环境的危险。最后，在祈祷中，他确信自己直接影响了神的意志，并在这种影响下，分享着神的全能。
弗洛伊德站在科学宇宙观的立场，深入浅出地批判了宗教宇宙观的虚幻性和欺骗性。凭借着对自然过程的考察而强大起来的科学精神，终于开始把宗教当作一件人类的事，并使之接受批判性的考察。宗教不能经受起这种考察。
首先被怀疑的是宗教关于各种奇迹的传说，因为这些神话与严肃的观察所指出的一切相矛盾着，而且也清晰地表现出人类想像活动所受的影响。随后，那些解释宇宙起源的宗教教义遭到了否定，因为它们表现出一种具有古代特征的无知。
而且，由于人们日益增加了对自然法则的了解，他们知道这些法则比教义更为优越。人们可能始终看到——尽管敢于公开讲出来是很久以后的事——宗教向人们承诺，只要他们能遵守某些道德要求，就向他们提供保护和幸福，但这种种表态也已表明其自身是不值得信赖的。宇宙中似乎并不存在那种力量，它以父母般的关怀照管着人们的安康，并给他们所有活动带来团圆的结局。
相反，人类的命运可能既不符合“宇宙行善”的假说，也不符合与此有些相冲突的“宇宙公正赏罚”的假说。地震、海啸、大火，根本不分善良与邪恶，虔诚与不敬。更何况我们谈论的不是其他生物，而是人，其命运依赖于与他人的种种关系，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绝不是规律。
宗教为保护自己而做出的限制人思想的禁律，不能不危及个人和人类社会。在对宗教的论战性的批判中，弗洛伊德指出了科学与之斗争的长期性：“科学精神反对宗教宇宙观的斗争尚未结束，至今，这种斗争仍在我们面前进行着。”他阐明了这种斗争的性质：“问题的根本不是科学精神侵犯了宗教领域，而恰恰相反，是宗教侵犯了科学思想领域。”他接着展望了斗争的前景：“我们对将来最好的希望是，理智——科学精神，理性——能够逐渐建立起在人类心理生活中的主宰地位，理性的本质是一种保证，保证它以后不会忘记给予人类情感冲动以及给予其所决定的东西以它们应有的地位。”
这样一种理性统治所实行的普通制度，将被证明是团结人类的最有力的纽带，并将引向进一步的团结。最后，弗洛伊德强调了精神分析学在宇宙观问题上的基本立场：“精神分析没有能力创建自己的宇宙观。它并不需要自己的宇宙观，它是科学的一部分，故而能够遵循科学的宇宙观。”
弗洛伊德还把宗教看成是科学的敌人，在揭露宗教宇宙观的严重危害之余，他预言科学将与之做长期斗争。对弗洛伊德的宗教理论的评价，学界历来见仁见智。其中有人认为，见诸《摩西与一神教》的“宗教现象当然必须被看成是群众心理学的一个部分”一说，体现了弗洛伊德在一系列研究宗教的著述中所坚持的观点。
此论似乎跟事实有些错位，而如若将这一语录视为对弗洛伊德在研究中所取的考察角度或思维模式的概括，大约较为合适。人所共知，弗洛伊德对宗教一贯持否定态度，并且，他关于宗教的所有论述的基本倾向，又无疑是批判性的。
在弗洛伊德看来，哲学、艺术、宗教都是跟人类的意识（心理）密切相关并且与科学相抗衡的社会现象。他虽然对这三者同时宣称：“从科学的角度看，在此人们无可避免地要运用批判的能力，继续做出反对和驳斥。”而实际上其锋芒集中在宗教方面：“在三种可能对科学的基本立场质疑的势力中，惟有宗教才被真正当作敌人。艺术几乎总是无害而有益的，哲学与科学并不对立，它像科学一样行事，并局部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研究。”
他指出，宗教的要害在于以一种非科学的宇宙观从古到今地蒙蔽人类，它是一股巨大的势力，支配着人类最强烈的情感。众所周知，在较早的时期，它包括了在人类生活中起理智作用的一切。在几乎还没有像科学那样的东西存在时，它构建了一种具有无可比拟的连贯性和自足性的宇宙观。虽然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但是这一宇宙观仍延续至今。
弗洛伊德以科学的求真务实精神为准绳，揭示了宗教宇宙观所特有的，既迎合人们的心理需要，又统辖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功能。弗洛伊德认为宗教为人类提供了关于宇宙的起源及其形成的资料；它向人们保证，在人生沉浮中给予人们保护和最终的幸福；它运用其全部权威所制定的戒律，来指导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因此宗教具有三种功能。
用其第一种功能，宗教满足了人类对知识的渴求，它用自己的方法去做科学打算做的事，并在这点上与科学分庭抗礼。宗教的最大影响无疑应归功于它的第二种功能。当宗教消除了人们对生活的险恶和沧桑的恐惧时，当宗教保证人们将获得幸福的结局并在不幸之中给予安慰时，科学全然不可与之匹敌。诚然，科学能够教我们去避免某些危险，它也能够战胜某些困苦。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科学不得不任由人们遭受苦难，而只能劝人们屈服于苦难。第三种功能是，宗教发布戒律，制定禁忌和限制，在这种功能中，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最大差别。因为科学也的确从其应用中，产生了指导人们生活的规则和告诫，但它热衷于调查研究和证实事实。在某种情况下，这些规则和告诫与宗教所提供的一样，但尽管如此，它们的理由却是各不相同的。
二、文明中的阵阵哀号
关于人类文明，弗洛伊德表示出深深的忧虑——
人类的决定性问题在于，他们的文明发展能否并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住他们的攻击性和破坏性本能对于他们的集体生活的干扰。人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得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以致他们可以借助于自然的力量，毫不困难地进行自相残杀直到最后一个人。他们明白这一点，目前的不安、痛苦和焦虑的心情大部分就是由此产生的。现在我们期待着两个“天神”之一的永恒的爱神厄洛斯将会维护他们的权力，与同样的对手死神进行不懈的斗争。但是，谁能预见何者成功，并且结果怎样呢？
1. 社会文明取决于性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