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着把报纸递给我，一栏醒目的标题映入我的眼帘，“失物招领栏”上写道：“本人在布瑞克斯顿路，白鹿酒馆和荷兰树林之间捡到一枚钻戒。请丢失者到贝克街221号华生医生处招领。”
“请原谅我没经你的同意就用了你的名字。”福尔摩斯说道，“如果用我的名字就会引起别的侦探注意。”
“没关系，不过，我手上没有真正的戒指呀？”我回答说。
“这儿有一枚可以骗过去的。”他递给我一枚很好看的戒指。
“那你认为谁会来招领呢？”
“一定是那个穿方头靴子、棕色外衣的男人了，即使他不来也一定是他派的人。”
“难道他敢这样干吗？”
“当然，我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它宁愿冒着危险也要取回这枚戒指。他把戒指掉在了那间房子里，可是他不知道，等他发现了正要回去找时，看见屋内灯亮着，而且警察已经在里面，想找戒指，又怕被人注意，便装成了一个喝醉酒的人。让我们不妨站在他的立场上想一想，他一定不清楚戒指是在哪儿丢的，当他看到这则消息后，一定会认为天助他也。他不会考虑到这是别人设的圈套。他一定会来的，不到半小时你就会看见他的到来。”
“那么他来了，我应该怎么办？”
“由我来应付他，噢，你有什么武器吗？”
“有一支左轮手枪，有一发子弹。”
“你最好上上子弹，准备好。虽然我相信能抓住他，但还是要防患于未然。”
我按照他的吩咐去办了，出来时，福尔摩斯正玩弄着他的小提琴，餐桌已经收拾了。
“我已经收到美国的回电，回电证实了我的推测。现在，这个案子已经很明白了。”
“那真是太好了！”我激动地说。
福尔摩斯：“你听我的小提琴拉出的曲子是不是更优美了？因为我刚上了新弦。哎，你先把枪藏在口袋里，别的你就不要管了。其他一切由我来应付。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轻易出声。”
我看了看表，现在已经八点钟了。
“或许几分钟后他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把门稍稍支开一些，把钥匙插在门里边。好了，你看一看这本《论各民族的法律》，它的内容是用拉丁文写成的。我昨天路过书摊看见这本书便买下了。这本书在查理一世还没有上断头台前就出版了。”
“谁出版的这本书？”
“菲利普·德克罗伊，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打开书的第一页还写着‘古列米·怀特藏书’，字里行间都流露出这个人是17世纪实证主义的法学家。那人可能来了。”
紧接着就是敲门声，福尔摩斯站起来，弄了弄衣领，便去开门。“打扰了，华生医生住在这儿吗？”
我大声地说：“在，请进。”
推门进来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妇人，满脸皱纹，走起路来有点跛，刚进来时她有些适应不了房内强烈的灯光，微闭着眼。向我们问了好后，她两只手在口袋里翻来覆去地找着什么。福尔摩斯傻站着，我两眼还盯在那本书上。最后那妇人摸出一个纸条，递过那则广告说：“先生们，这则广告上说华生医生捡到一枚戒指，我正是为这个而来的。我女儿塞丽昨天在布瑞克斯顿路上散步时丢失了一枚戒指。那是她的结婚戒指。如果他丈夫知道她丢失了那枚戒指，一定会很不高兴的。他脾气本来就不好。噢，打扰你们了。昨天晚上她去看……？”
我问：“你女儿丢失的戒指是这枚吗？”
“是的，就是它，太好了！塞丽要是知道了，一定高兴死了，这就是她丢失的那枚戒指。”
我问道：“那您住在哪儿？”
“离这儿相当远，红滋迪池区，邓肯街13号。”
“布瑞克斯顿路好像不在红滋迪池区和马戏团之间吧？”福尔摩斯说。
老妇人瞅了瞅福尔摩斯说：“他问的是我住哪儿，我女儿住在贝克汉区，梅菲尔德公寓3号。”
“那您贵姓呀？”
“我姓索亚，我女儿的丈夫叫汤姆·丹尼斯。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会计，在船上工作时为人正直，可上了岸就变了样，又是女人又是喝酒的……”
“我很为您高兴，给您戒指，索亚太太。”我领会到了福尔摩斯的暗示便打断了她的话说。
那个老妇人向我们道了谢，她包戒指时明显有点紧张，然后便走出门。福尔摩斯随手拿了一件外衣，急匆匆对我说：“等着，先不要睡觉，我要跟着她，她一定要去凶手那儿。”说完便跑下了楼。我从楼上看到那个老妇人东张西望地走着，福尔摩斯紧随其后面，我想：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福尔摩斯一定能捉住那个凶犯。其实他不说我也得等他。因为他不回来，我是睡不着的。
我坐在房间里，抽了一支烟，顺便翻了翻《波亥米传》，心急火燎地等他回来。女佣人和房东太太陆续回去睡了。快到十二点时，我突然听到转动门锁的声音。一会儿福尔摩斯进来了，他脸上的表情让人很难捉摸，但我肯定他没有成功。突然间他大笑了起来。
福尔摩斯瘫在沙发上说：“这事一定不能传出去，尤其是不能让苏格兰场的人知道，不然的话，他们会嘲笑我的，不过这是暂时的，我一定会挽回面子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问道。
“跟你说也没用。那人没走多远就拦了一辆过路的马车。我赶紧跟了过去想听听她到底说要去哪儿。其实，我根本不用那么费劲，因为她声音很高，估计马路上的人都能听到她所说的。去红滋迪池区，邓肯街13号。那时，我根本没去想。她上马车的同时我也跳上了马车后部，像这样的技术是每个侦探都必须具备的本领。在马车快要到邓肯街时，我提前就跳下了马车，并且一直尾随着它。
“我看见马车在13号门前停下时，却没见有人从那车子上下来，我便走了过去，车夫正在生气地大骂起来。他骂了些难听、恶毒的话。那位乘客早已没了踪影。我和车夫一起到13号打听了一下，这里根本没听说过有一个叫索亚的太太。13号住的是一位裱糊匠，他看上去憨厚、老实。”
“难道那个老妇人有变身术吗？”我吃惊地问。
“她根本就不是一个老妇人，我们上当了，他一定是个身手相当不错的小伙子，而且技术特别好。他或许早预料到有人会跟着他，所以使了一个金蝉脱壳计，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了。这些情况足以让我明白，那个凶手绝不是孤身一人，他身边有很多人都在掩护他。由此而知，这个人并不好对付。好了，你快去睡觉吧！”折腾了这么一天，今天确实很累，我离开睡觉去了。福尔摩斯坐在火炉旁拉起了小提琴，悠扬的琴声像是福尔摩斯的道白。葛莱森抓到了“凶手”
布瑞克斯顿奇案是报纸的热门话题，几乎每家报纸都把它登上了主版。有的报纸还写了自己的评论，然而对报纸上臆断的一些情节，甚至连局内人都不清楚。我也保留了一些关于这案子的剪报。
下面是其中的一则。
《每日电讯报》报道：这个案子堪称世上少见的离奇命案。凶犯在墙上模仿德文写了“拉契”字样，但并不能看出他的杀人动机。据推测可能是一群亡命的政治犯和革命党所为。死者很有可能是违反了他们的规矩而被谋杀的。报纸同时还提到了德国秘密法庭案、矿泉案、意大利烧炭党案、布兰威利侯爵夫人案等，最后认为政府应该严密监视旅英外侨。
《旗帜报》对自由党当政进行了抨击。报道说：引发这一悲剧的原因是：政府权力软弱已使民心混乱。死者是一位已在伦敦城居住数日的美国绅士，本月四日他向女房东夏朋捷太太辞行后，由秘书约瑟夫·斯坦格森先生陪同去了尤斯顿车站乘车。有人曾碰见过他们。可后来就不知道他们的去向了。据报道，死者的尸体是在布瑞克斯顿路的一幢空房里被发现的。虽然布瑞克斯顿路离尤斯顿车站不远，但他是如何去的，又是怎么遇害的现在还不清楚。斯坦格森目前下落不明。据说，此案是由苏格兰警局的雷斯瑞德、葛莱森警官负责侦查，相信不久的将来必见分晓。
《每日新闻报》报道：这是一起政治谋杀案。目前，我国境内流亡人士太多，由于政府的专制和可恨的自由主义，导致了大批此类人士的出现。他们中间存在一种不成文的强硬规定，“如果有人敢违背，必予处死。”警方目前正在寻找斯坦格森先生的下落。对死者生前住过的地方也已经作了调查，案情由此有了很大的变化。这都归功于葛莱森先生超人的侦探能力。
用完早餐后，我和我的伙伴一起读了报道，这些报道使福尔摩斯非常感兴趣。“我早已预料到了，到头来功劳还得归雷斯瑞德和葛莱森两个人。”
“那也得看结果如何呀。”
“不管结果如何，总有赞美他们的人。如果他们捉到凶手，有人会说他们是如何如何的机敏。如果捉不到，就说这个案子太少见了也太奇怪了，难怪他们不能捉住凶手。有句法国俗语说得好：‘笨蛋虽笨，但总会有比他更笨的人为他叫好。’”
突然，我们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房东太太询问的声音。
“外面又怎么了？”
我不禁问道。
“哦，他们是贝克街侦查分队的。”福尔摩斯若无其事地说道。很快，只见几个身上沾满泥巴的顽童闯了进来。
福尔摩斯厉声命令道：“立正！”这几个泥猴马上迅速排成了一队。“以后让就维金斯一人汇报情况吧，你们别的人都在下边等着就行。找到了吗，维金斯？”
一个孩子说：“不，先生，我们还没有找到他。”
“意料之中！不过没有关系，我会给你们小费，直到查到为止，希望你们下次来的时候能带给我好消息。好了，可以走了。”福尔摩斯向他们道了声再见，这群孩子就一溜烟儿似的溜出了房子。接着就传来他们打闹的声音。
“别看他们小，兴许他们一个人就能赶得上几个官方侦探呢。因为人们对这些小孩往往没有防备之心，所以你想知道的东西，他们都能打听到。这些机智的小鬼，唯一不足的就是缺乏组织。”福尔摩斯遗憾地说。
我问：“你什么时候雇的这群小孩？是为了布瑞克斯顿路的案子吗？”
“是的，因为我还有一个问题搞不清楚，不过这得花时间。过来，快看，葛莱森来了，一定是向咱们报告新闻的吧！看他那神色，恐怕又要来吹捧自己啦！哎，他站住了。是的，是他。”有人敲门，开门一看，葛莱森果然出现在我们眼前。
“好兄弟们，还不快祝贺我，我已经把案子给破了。”他旁若无人地大声嚷嚷着说。
听他这么说，福尔摩斯显出了一丝焦急的神色。
他问道：“你已经把案子弄得水落石出了？”
“是的，凶手都被我捉到了。”
“那凶手是谁？”
“阿瑟·夏朋捷，一名皇家海军中尉。”葛莱森得意地说。
福尔摩斯这才如释重负，脸上有了微笑。
“坐下，抽支烟吧。顺便说说你是怎么破的案子。来点加水威士忌吗？”
“喝点吧，这两天差点累死我了。这几天脑子一点也没闲着，总是处于兴奋状态。我想，这一点你应该明白。”葛莱森说道。
福尔摩斯一本正经地说：“您真是抬举我了，赶紧谈谈您是如何破案的吧。”
“雷斯瑞德自作聪明，简直让人笑掉大牙，他的思路完全错误，他把精力都放在了那个斯坦格森的身上。实际上，斯坦格森与本案无关。”
他越说越得意，后来竟放声大笑起来。
“那么，您是怎样得到线索的呢？”
“噢，我还是都告诉你们吧，虽然这不能公开讨论，但是咱们之间就不必保密了。我的工作方法和别人不一样，我不会等着别人向我汇报。你应该记得当时死者身边有一顶帽子吧。”
“那个帽子一定从坎伯韦尔路229号的约翰·恩特乌父子帽店买的。”
葛莱森听得目瞪口呆：“你也知道这一点，那你去过那家帽子店了吗？”
“没有呀。”
“哈哈！有些案子就得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细节入手。”葛莱森清了下嗓子得意地说。
福尔摩斯也严肃地说：“办案无小事。”
“后来，我到恩特乌父子帽店查了一下，在账簿上查到住在陶尔魁街夏朋捷公寓的德雷伯先生曾买过。接着我就找到了这人的住处。”
“好，真是太精明了！”福尔摩斯低声赞叹道。
“我去找夏朋捷太太，可她一见到我就非常紧张，脸色苍白。我也见到了她的女儿艾丽丝，特别漂亮的一个女孩。她和我说话时，我发现了她的双眼红肿，嘴唇在颤抖，我当时就开始对她们产生怀疑。这一重大发现使我高兴极了。我问她：‘你听说了房客克利夫兰城的德雷伯先生被杀的消息吗？’
“那位太太沉默不语，她的女儿却在一旁哭泣。我越来越觉得奇怪。
“‘德雷伯先生何时离开去车站的？’
“‘大约八点钟，’她接着又说，‘去利物浦的火车有两趟，一趟是九点十五分，一趟是十一点。据说他们是要赶头一趟火车。’
“以后你们就再没见过面吧。’
“那位太太听到此问，面色突然变了。‘是的。’说话时很不自在。
“又过了一会儿，那位姑娘突然开口了。
“她说：‘妈妈，让我们把实情都说出来吧！不然要受到惩罚的。后来我又见过德雷伯先生。’
“夏朋捷太太向后跌倒在椅子上，说：‘你可把你哥哥害了！’
“那个女孩态度坚定地说：‘妈，阿瑟也不希望咱们说假话呀。’
“我说道：‘你们就把事情真相说出来吧！况且，你们也不知道我对事情了解多少。’
“‘艾丽丝，都是你不好。’妈妈一边责备女儿一边掉过头对我讲，‘先生，我这儿着急，绝不是说我儿子和这个案子有牵连。他是无辜的，你不要怀疑他。他的人格和他所做的一切都能证明他和这案子没有关系。’”
“‘你就放心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我吧，请你相信我们是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她示意让艾丽丝出去，艾丽丝便走了出去。她说：‘先生，我原本不想说出这事，不过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那我就都和你说了吧。’
“我拿出一支笔准备作记录。
“‘德雷伯先生曾经在我家住了三个星期左右，在这以前他和斯坦格森先生一直在欧洲大陆旅行。他们搬到我们家时，行李箱上还贴着来自哥本哈根的标签。斯坦格森说话不多，是一个很正直的人。而德雷伯却不一样，整天污言秽语，就是个流氓。他对女仆们的肮脏下流，不堪入目。后来，他居然敢对我女儿无理，常常对她说些难听的话。不过我女儿小，也不太听得懂。结果他得寸近尺，有一次居然竟抱着我女儿不放。他简直就是个畜牲。’
“‘那你们为什么不把他赶走，还这样忍受他的所作所为？’
“夏朋捷太太听我这么一说，脸色羞红了。她说：‘我要是不要他来就好了，但是他们出的房租高，我就把他们留下来了。因为现在是淡季，我又是一个寡妇人家，家里支出大，我想就忍一忍吧！但后来愈来愈不像话，我实在忍无可忍了，就把他们赶走了。’
“‘后来呢？’
“‘后来他就走了。但这事我一直没有告诉我儿子，因为他很疼他妹妹，我怕被他知道了弄出点事来。德雷伯走后我就踏实了。没想到还不到一小时，他又回来了。他好像是喝了酒，‘真他妈的运气差，竟然没赶上火车。’他当着我的面说，‘艾丽丝，跟我走吧！你已经成人了，谁也没权力干涉你，我保证让你幸福。’说着，他便抓起艾丽丝的手腕，往外走。这时恰巧碰上我儿子。当时我被吓傻了，只是觉得屋内极乱，一片撕打与叫骂声。当我醒来，德雷伯已经走了，阿瑟手里拿着根棍子在门口气得浑身发抖。‘这个混蛋他以后再也不敢来了。’他穿上外衣说：‘我要去看看那家伙到底还要干什么勾当。’说着，便跑出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听说德雷伯被杀了。’
“以上这些都是夏朋捷太太所提供的。我作了记录，我保证它肯定没错。”
福尔摩斯打了个哈欠，说：“这相当不错，后来你又干了些什么？”
“夏朋捷太太说的这些让我对案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后来，我又问她儿子什么时候回的家。
“她回答：‘我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我真的不记得了，他自己有钥匙。’
“‘那他回来时你睡了吗？’
“‘睡着了。’
“‘那你几点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