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生死
未知生，焉知死
【原文】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
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第十一》）
【今译】
季路请教祭祀鬼神的事情。孔子说：“不能够很好地侍奉活人，又怎么能够敬祭神灵呢？”子路又问：“人死后是怎么回事。”孔子说：“还没有好好了解生，怎么能了解死的事呢？”
【评注】
朱子曰：问事鬼神，盖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问也。然非诚敬足以事人，则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则必不能反终而知所以死。盖幽明始终，初无二理，但学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
季路，即子路。他在这里的两个问题，前后相关，而孔子的两个回答，紧密相连。
如何对待鬼神和生死，人类思考、辩论了几千年，至今没有结束，也永远不会结束。
孔子怎样对待鬼神？他自己说“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第三》），他的弟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第七》）。可见孔子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而是认为先把人做好，再研究鬼神的问题。连人都没有做好，连人都不懂，还想进一步了解鬼神的事，太远了。
问完鬼神，子路又问了一个问题：“敢问死”？人死亡是怎么回事？
这的确是个大问题。人虽有高矮胖瘦之分、贫富贵贱之别，但至少在一点上是人人平等的，那就是我们大家或早或晚、或先或后都难免一死。这个结局想起来有点令人心痛，但却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一种悲剧的快感和浪漫的情调，使我们本来很平常的一举一动都带着几分哀怨的诗意，产生类似于“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感慨。不过，对子路的问题孔子同样回答得很巧妙：“未知生，焉知死。”
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说：“生”是儒家的核心观念，“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地生活。”孔子“他只管当下生活的事情，死后之事他不管的”（《梁漱溟先生讲孔孟》）。十分明显，在孔子的话语中只有“一个世界”，即生的世界，这与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古印度佛教，五百年后产生的西方基督教很不一样，它们都是“两个世界”的主张，不仅讲现世——此岸世界，而且讲来世——彼岸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也罢，天堂地狱也罢，都是无人见过的虚无缥渺的世界。
然而孔子并非一点都不涉及死。“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第四》），“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就是例证，只不过孔子以死为界，反观人生，以死的自觉凸现生的自觉，根本在于生时要“闻道”，不要“害仁”而要“成仁”。司马迁之“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文天祥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都与孔子思想一脉相承，这是一种健康的、积极的、辉煌的生死观，至今闪耀并将继续闪耀光芒。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
死，其言也善。”（《论语·泰伯第入》）有生必有死，当一个人即将走人“死”这个深不可测的黑暗疆域时，必然要对“生”的世界做出最后的回顾；而各人的感受，所想到的问题，多少有些不同。诗人常在临终之际写下绝笔诗，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的品格和人生观，而且透露出特定的时代气氛。
宋代陆游的绝笔《示儿》十分有名：“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在陆游留下的大量诗歌中，有两种情调很不相同的作品，一种以散淡的笔调描绘他在乡村的安逸生活，一种以慷慨激昂的笔调抒发他的爱国之情，尤其是对收复中原的渴望。虽然，他在前一种生活中无法确认生命的价值，只能把自己的人生同一个更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
所以在临死前，他想到的最大问题不是自我生命的结束，而是中原尚在金人的统治下。这里体现了他的人生态度：在日常生活中，他是偏于享乐的；但对于人生最终目的，价值的认识，却是从国家、民族、政治、道德等方面出发的。
至于明朝时的唐伯虎，他只是一个以自己的艺术才能谋生的文人。
按照旧的价值观，他是失败的，但他也获得了一种新的成功。在临终之际，唐伯虎怎样看待自己的人生呢？
存世的唐伯虎绝笔诗，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收在《唐伯虎全集》中：“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另一种收在《燕中记》，文中说，这才是唐伯虎最后的定本。也许唐伯虎先写了前一首，后来加以修改，全诗为：“一日兼他两日狂，已过三万六千场。他年新识如相问，只当漂流在异乡。”
比较起来，后一首更有意思。唐伯虎常把七十岁作为人寿的基数，但只活了五十四岁。因为自己一日兼有他人两日“狂”，那么差不多也等于别人的一百岁了（三万六千场），并不算短寿。就像现在人们常把一个人完成的事业作为衡量其生命价值的尺度，唐伯虎在这里用“狂”
来衡量人生。由此而论，一个人从未“狂”过，那简直是不曾活过，即使他有一百年的寿命。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第十三》）在中国历史上，“狂”常被用作肆意直言的掩饰。当一个大臣想要对皇帝做激切的批评时，便会自称“狂愚”，如魏徵对唐太宗说：“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同样，任情而发，不遵守规矩的生活态度，也被称为“狂”。李白说：“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两者合起来，再考察唐伯虎的一生，他所自诩的“狂”便是真诚的、自由的生活。这样活过五十多岁，胜过别人的一百岁。
在生死方面，古人不比现代人幸运，因为古人没有现代可供享用的高度发展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以古代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孔子就送走了不少黑发人，包括他的爱徒颜回。对于颜回之死，孔子伤心欲绝地说：“噫！天丧予！天丧予！”哎呀，这是上天在要我的命啊，上天这是在要我的命啊！由于哭得过于伤心，跟随的人说：“子恸矣！”您要注意身体啊，别太伤心过度了。孔子说：“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我恸哭过吗？像这样好学的人死了，实在是可惜啊！我不为这样的人哀伤，还能为谁而哭呢？（《论语·选进第十一》）
通观《论语》全文，孔子更多的是用一言一语、一字一句帮助我们建构一种“超越性的人生目标”。这首先指超越性的视野，即活着的时候要立于死后的基点，来考虑人生问题，来确立自我的生存之道；其次，还要有超越性的人生理想，它能激励人一辈子而非一时奋发努力，并使之成为自己永恒的生命安顿之地。再次，还要有超越性的人生操作，即不以物质享受为唯一和最高的人生状况，而是创造某种永恒之物，它凝聚着自我的心血，带着个我的标识，借助于此，人们便超越了死亡的囿限，获得了永恒，获得了不朽。
孔子的饮食观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原文】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第十》）
【今译】
饭食尽可能地以精美为好，肉食也当进行精细的加工。
【评注】
朱子曰：食精则能养人，脍粗则能害人。不厌，言以是为善，非谓必欲如是也。
有句俗话说得好“男人靠胃”，意思就是说，男人要想身体好，饮食一定要好。食物的功能在于供给我们活动所需要的能量，所以，人的饮食习惯应该以孔子说的为目标。
很多人并不注重饮食的搭配，无意中吃了很多的“减寿”食品，这样就增加了患病的可能性。一份搭配合理的饮食，能够使一个人的身体更加健康。人体的维持需要各种不同的营养物质的支持，这就需要不同种类的事物相搭配，如果只是凭自己的口味爱好挑食的话，就很难让身体摄取到足够的营养。
孔子的许多饮食观念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比如（《论语·乡党第十》）有一段说：“食殪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食不语。”
“食殪而餲”，鱼馁而肉败，腐烂的食物不能吃。
“色恶不食”，食物的颜色不对的也不要吃。
“臭恶不食”，臭是味道不好的意思，味道不好的也不能吃。
“失饪不食”，烹调手法不对的不吃。比如鸡是火性的，如果烤，就是失饪。鸭子就要烤。
“不时不食”，不按季节，不按节气去吃的东西不要吃。比如冬天吃西瓜，古代认为就是不守时令。要吃应季食物。食物有两个方面：气和味。按照时节去吃，，守住其气。
“割不正不食”，烹饪时切割不对都不要吃。厨师如果连切割都做不好，烹饪的其他事情也可能做错。做事烹饪要严谨。
“不得其酱不食”，不同季节要配不同的酱，配伍不当也不可以食用。中药的配伍很大程度上源于食物的配伍。中国最早的写过中药的书的伊尹，就是殷王的厨师。第一本关于饮食的书，也是一本关于中药的书。
“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吃再多的肉，不可以超过主食。古代认为主食是养生很重要的东西，五谷为养。吃菜不能代替主食，五菜为充。
菜只是对主食的补充。
“唯酒无量，不及乱”，酒可以多喝，这个酒类似于古代的醪糟。醪糟可以多吃，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及乱，不要让自己喝醉了。
“沽酒市脯不食”，买的酒不喝，市场上买回来的肉脯也不吃。
“不撤姜食”，古代鼓励吃姜，“冬吃萝卜夏吃姜，不找医生开药方”。“上床萝卜下床姜”，晚饭应吃萝卜顺气，利于消化吸收；早饭吃姜，姜助阳气助生发，使阳气更加振奋。每天要吃姜，晚饭一般不吃姜。
“不多食”，吃多了增加脾胃负担，夺心的气，火生土，心为火，火就会生脾胃，如果胃的负担特别重了，就会子盗母气，要心火之气。
吃得多，会导致心脏的不舒服。过节暴饮暴食很危险。老人过节见到儿女高兴，喜则气缓，已经耗了心气，再暴饮暴食，子盗母气，心就会怦怦跳，心跳加速，出现危险。暴饮暴食表面损的是脾胃，实际上损的是心，心肺。
“食不语”，吃饭时不要说话，吃饭说话有可能会噎住，不安全。
孔子的这些饮食观体现了他的生活智慧，对今天的养生仍有一定的助益。
软化的人生观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
【原文】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第十四》）
【今译】
孔子说：“知识分子留恋安逸的生活，那也就不配做知识分子了。”
【评注】
《反身录》：士若在身心上打点，世道上留心，自不屑区区耽怀于居处。一有系恋，则心为所累。
人生色彩斑斓，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但是不管何种人生，都在其原则标准下，依据个人努力速度的不同而决定他回报率的多寡。
如果没有付出“寒窗苦读”、“面壁十年”的辛苦，就不能有金榜题名；如果整天游手好闲，贪图享受，就不会有成大器的希望。无论要做成什么事，都要付出代价，甚至牺牲。
心理学家曾有一项调查研究显示，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人生观已经普遍趋于软化。所谓“软化”，就是好逸恶劳，喜欢享受，逃避奋斗。
表面上看来，软化的人生观似乎是经济发达与社会富足的自然结果，但事实上并不那么简单。
近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卓越成就获得举世的赞扬。为什么中国能够出现这样的成就？学者专家已经推源于文化的因素，肯定中国的儒家伦理早在西方基督新教的伦理问世之前，在中国人心中种下了成功的幼苗。儒家伦理基于人性需要，鼓励合群、负责、勤奋、忠于家庭、尽职在我，以及最重要的——重视人格操守。儒家对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其不可抹杀的贡献，但是这种贡献只不过是浮在大海的冰山一角而已。因为儒家所要造就的，绝不只是一个富足的社会，而是一个适合人性提升与发展的理想社会。
理想的社会不仅要求“富足”，更要求“富而好礼”；不仅要求“齐之以礼”，更要求“导之以德”。这种理想与软化的人生观不仅难以相容，而且处处相违。
首先，软化的人生观使一个人贪图享受，而享受的前提条件当然是财富。为了谋求财富，有些人便不择手段，“为富不仁”。打开每天的报纸，登录互联网，触目皆是抢劫、诈骗偷窃的消息；为什么这些人甘犯法纪，不畏天理呢？因为他们的人生观不仅软化，而且盲化、烂化了。甚至根本没有人生之“观”可言，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而已。
其次，有些人凭着自己的努力获得财富，但是完全忽略了自己对社会应负的回馈责任。软化的人生观使人们变得自私自利。
尤其可惜的，是有钱人的行迹往往让人感叹“富而反礼”，对于社会秩序形成金钱干扰与特权操纵的现象；对于维系社会的精神支柱，如文化建设、艺术活动、学术风气等，不仅漠不关心，而且毫无敬意。
这种人生观正是儒家所要批判的，因为它必然导致整个社会日渐走向“非人化”：不再适于人性的需要，甚至断丧人性、摧残人性。这种情形在今日已经出现端倪，必须以戒慎之心预为防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春秋时代，晋文公号令天下，执掌中原牛耳。42岁流亡国外，历经千辛万苦，19年后回国即位，后经励精图治，终得以业成，称霸春秋。然而晋文公也曾差一点断送前程。那是他逃亡12年时，来到齐国要求庇护，齐王待之甚厚，并将自己的公主嫁给他。文公夫妻恩爱，锦衣玉食，一待就是5年，早把归国的事忘之脑后，随逃大臣们觉得不妙，便聚集桑林讨论劝文公归国的事，却被夫人侍女听到，回报夫人。
夫是位明事理、有远见之人，认为大臣作法正确，便杀侍女以防泄密，而后规劝文公离齐归晋。文公眷恋儿女温情，生活安乐，已无归心。夫人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也不听。无奈，夫人只好将其灌醉，让大臣车载而离齐。
文公被迫离齐，后又经几年磨难，才醒悟到自己的使命，开始振作，在秦国的帮助下顺利即位，完成霸业。如果当时没有众大臣阻止及夫人的督促，晋文公一生或许也就无所事事了。
东晋名将陶侃，因镇反立功，却见妒于王敦，而左迁到广州。陶侃面对逆境，一点也不消沉，对己对部下严于要求，不准饮酒、赌博、懒散，每天认真做日课，以备朝廷召唤。他这种坚忍不拔的意志，确实令人佩服。
人生能有几回搏。要想取得成就，就不能贪图安逸，浑浑噩噩。
软化的人生观并不适合人性的本质。人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挑战与回应，才能充分施展才干。人生观一时趋于软化，则正是人走向死亡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