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特殊时期容易造就特殊人物，而特殊人物又能在历史画卷上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清朝发展到道、咸年间，旧的格局突然受到冲击。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自以为至尊无上的帝国大吃苦头，随之而来的是长达十几年的内乱。这个时候，胡雪岩粉墨登场，他驾驭时势的能力堪称绝代，因而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一 胡雪岩的那些事儿
在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度，在大清这座大厦即将倾颓的时候，胡雪岩却如霹雳一样横空出世！
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成功商人”寥若晨星，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在于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经商是“贱业”！
中国过去是个重农轻商的国度，古代的四大行业，士农工商，商业是排在最后的。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之类，从对商业和商人的歧视这个侧面，也说明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极不发达。
《史记·货殖列传》是古代唯一一篇专门为商贾立传的作品，这在当时和之后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可谓惊世骇俗。虽然司马迁的思想是先进的，但迫于世俗的压力，他特意将《史记·货殖列传》放到全书的最后，以示商人地位连算卦、看相的都不如。即使这样，他仍为一些“正人君子”所不容。如班彪、班固父子便认为司马迁为商贾立传是“轻仁义而羞贫穷”、“崇势利而羞贱贫”。
然而有趣的是，尽管古时的统治者都重农轻商，商贾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商业却仍是致富最快、富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引用了一句当时的俗语：“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这句商谚所总结的规律，可以说亘古不变，直到今天也不过时。
根深蒂固的“贱商”思想导致了中国商业活动的长期停滞，但在艰难的环境中，中国商人顽强地生存着，那几颗“晨星”至今仍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芒。回顾一下他们的经商历程，总结一下他们的商业经验，对今天应当不无裨益。
1. 先辈们开创了“仁义经商”之路
据史籍记载，在胡雪岩之前，我国曾出现过几个极具影响力的巨贾，他们是商祖陶朱公、儒商鼻祖端木子贡、治生祖白圭、白衣天子沈万三。
在民间，范蠡被公认为“商祖”，受到经商者的参拜。在历史上，经商成名的人颇多，比范蠡早的经商者也有不少。但是，“商祖”却只有一个，那就是陶朱公，即范蠡。
范蠡是春秋末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韬光养晦之计策，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帮助勾践回国，成为辅佐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
但当勾践复国之后，范蠡萌生退意。他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今山东的定陶县）定居，自称“朱公”，人们称他陶朱公。他在这里既经营商业，又从事农业和牧业，很快就表现出非凡的经商才能。在十 九年内有三次赚了千金之多。但他仗义疏财，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好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界的楷模。
儒商鼻祖端木子贡，即孔子的学生子贡，他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在理财经商上有着卓越的天赋。《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叮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居奇，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成为巨富。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白圭，东周洛阳人，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满天下。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其事迹有详细记载，并称白圭为“治生祖”。白圭认为，一个商人要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这也可以说是他之所以能经商致富的要诀。“智”即要有权变；“勇”即要决断；“仁”即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强”即坚守时机。他曾这样说过：“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白圭是一代商业大师，后世商人把他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为“商圣”；民间称白圭为“人间财神”，并设神牌供奉。
白衣天子沈万三，名富，字仲荣，元末明初人。关于沈万三发财致富的原因，大致有“垦殖说”、“分财说”和“通番说”三种。
沈万三“其先世以躬稼起家……大父富，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后得到汾湖陆氏巨资，更由于“治财”有方显示了他出色的“经济管理”才能，有了致富的本钱和根基。沈万三在致富后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地，他曾支持过平江（苏州）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张士诚也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万三助筑都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封了他两个儿子的官；在南京还建造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
2. 胡雪岩的侠义经商之路
古人认为：“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意思是，一个农夫不种地，就有人挨饿；一个农妇不织布，就有人挨冻。还认为商人“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彼此倾轧，出奇制胜，甚至坐地分肥，不劳而获，比比皆然也”。因此，封建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甚至于规定经商的人永世不得为官。到了明清，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这种状态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然而，“侠商（左宗棠谓之侠义）”胡雪岩的出现，不仅延续了古代巨贾们的仁义经商理念，而且把它们发扬光大。他集仁义礼智信于一身，并一举打破了“经商不得为官”的桎梏，官至二品顶戴，服至黄马褂。
从“布衣平民”到“红顶巨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现在，就让我们重新梳理一下胡雪岩的奇迹历程。
胡雪岩1823年出生在安徽绩溪县十都湖里村。幼时家境贫寒，为了养家糊口，作为长子的他经人推荐进钱庄做学徒，从扫地、倒“夜香”等杂役干起，三年师满后，就因勤劳、踏实成了钱庄正式的伙计。这一时期，胡雪岩认识了已捐浙江盐运使但无钱进京的王有龄。
胡雪岩慧眼识珠，认定王有龄前途不凡，便资助了王有龄五百两银子，叫王有龄速速进京谋个官职。后王有龄在天津遇到故交侍郎何桂清，经其推荐到浙江巡抚门下，当了粮台总办。王有龄发迹后并未忘记当年胡雪岩知遇之恩，他资助胡雪岩自开钱庄，号为“阜康”。之后，随着王有龄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了许多店铺。
庚申之变成为胡雪岩大发展的起点。在庚申之变中，胡雪岩处变不惊，暗中与军界合作，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的钱庄中，后胡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漕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不过，王有龄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失掉城池而自缢身亡，之后胡雪岩又结识了左宗棠。
1862年，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时“饷项”已欠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此番进兵浙江，粮饷短缺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左宗棠，令他苦恼无比。急于寻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岩又紧紧抓住了这次机会。他雪中送炭，在战争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这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左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
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塾，修复名寺古刹，收殓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信誉度也大大提高。这样一来，财源广进也就不在话下了。自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将官将所掠之物不论大小，全数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胡以此为资本从事贸易活动，在各市镇设立商号，利润颇丰，短短几年，家产已超过千万。
胡雪岩在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之余，还紧紧抓住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结识外国军官，为左宗棠训练了全部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千余人的“常捷军”。这支军队曾经与清军联合进攻过宁波、奉代、绍兴等地。
在同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左宗棠认识到了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重要性，迫切地要求向西方学习、自强御侮，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不便与外国人打交道。这样一来，与左宗棠联系极为密切，兼通华洋事务的胡雪岩在洋务运动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甘肃织呢总局；帮助左宗棠引进机器，用西洋新机器开凿径河。
1876年，胡雪岩筹设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于杭州涌金门外购地十余亩建成胶厂。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药方四百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其时，战争频仍，疫疠流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备受欢迎。
此后，胡雪岩亲书“戒欺”字匾，教诫伙计“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并自设养鹿园，且制招牌为“真不二价”。胡庆余堂现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饮誉中外，对中国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短短四年，胡庆余堂的资本就发展到白银二百八十万两，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辉映，得到“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的美称。而胡雪岩也因其不耻下问、勇于探索，以一个钱庄出身、不熟悉药业的人在中国药业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
除了创办胡庆余堂以悬壶济世的义举之外，胡雪岩还为左宗棠的西征举借洋款，为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结束阿古柏在新疆十多年的野蛮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书写了人生中最精彩的一笔。
1866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奉命出关西征。西征军经费虽然由各省共同筹集，但为数不多，且经常拖欠。为解决经费问题，左宗棠只好奏请借洋款救急。只有这样，具体经办借洋款事务这一重任才能落在胡雪岩肩上。
胡雪岩通过上海汇丰银行一个帮办的安排，打算向英国渣打银行借款。双方很快就利息、期限、偿还方式等细节达成一致，胡雪岩为西征筹得第一笔借款。此后，为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岩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计金额为一千八百七十万两白银，终于帮助左宗棠收复了新疆。
在功成名就之后，胡雪岩并未忘记他的发迹之地——杭州，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善事。他开设钱塘江义渡，方便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并设船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因而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他还极其热心于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到1878年，除了捐送给西征军的药材外，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款估计已达二十万两白银。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为此案最终昭雪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使他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此外，他还两度赴日本，高价购回流失到日本的中国文物。从这一切举动中，可见他行侠仗义的仁厚之心和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
胡雪岩在商场驰骋多年，紧紧把握住“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精髓，先借助王有龄开钱庄，又以左宗棠为靠山创办胡庆余堂，为收复新疆筹借洋款，恢复因战事而终止使用的牛车，为百姓、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
二 胡雪岩的那个时代
时势造英雄。回归历史的现实，一个最适合英雄大展身手的平台已经搭设完毕。
如果我们撇开胡雪岩个人的经营谋划，看一看胡雪岩不得不置身其中的时代背景，或许更有助于我们欣赏胡雪岩所独有的经商能力。
胡雪岩所处的时代，客观地讲是一个老朽的秩序突然断裂、世人忽然堕入一片混沌、茫然不知所措的时代。胡雪岩之所以特殊、引人注目，就在于对混乱的时代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坚信帮助官府维持秩序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一信念最终证明是正确的。
那么，混乱的秩序是怎样混乱呢？别人都做了些什么呢？为什么相比之下，胡雪岩的信念和手段是正确的呢？
1. 纵看历史：经济发展势不可挡
明代晚期，中国江南经济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自发地反对管制、要求更多的商业自由权（包括自由择业、自由流动、减少赋税、减少关卡）的斗争已经出现。管理体制的王朝和官僚阶层能对这种要求作出妥善之安排，一种较新的社会生存方式极有可能自然出现。
正是在这个时候，满洲人铁蹄入关，整个社会的资本萌芽突然受到阻遏。北方游牧的生活方式，一下子打乱了南方的商业活动。
清朝初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圈地，圈地的目的不是用做放牧、养畜、交换，而是用做休闲、娱乐，这一现象一直延伸到清朝中叶。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皇家狩猎场承德就是其代表。
这种圈地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新兴的商业不可能有自己舒适的发展条件，一切都必须服务于一个新的帝国，而不是服务于一般市民。
上述现象，就是史学界公认的清军入关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清军入关后，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发展被迅速切断。为了加强其统治，清政府又祭起了黄老之治，并不时佐以大棒。
但是，商业的生机总是不可阻挡的，只是这一时期中央集权也对其无孔不入地加以干涉。因此，所有的商人都必须面对同一个问题：如何保证自己赢利的活动不被这个官僚机制所限制。
要想保证自己的商业活动正常地进行下去，有两种办法：一是时时提防，二是打通关节。
总的来讲，纯粹用第一种办法，生意一定做不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集权干预和官僚腐败的坏处。所谓的提防，无非是提防能够管辖你的人不要影响你做生意，不要瓜分你的利润。集权干预体制却恰恰保证了几乎所有相关的当权者（哪怕最小的哨卡营官）都有权来干预你。
第二种办法意味着，介入到集权体制中，以一定的利益换取保护，保证你在一定范围内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只有这种办法，才是集权时代唯一可能行得通的办法。
说它是可能，那是因为，必须保证这种集权不至于因为非常状态而使你的投靠者无力保护你。也就是说，必须保证，一个商人以利益所换取的保护能够有效。
当然，我们会很明白，只要一个商人投靠的保护者管辖的范围、能力足够大，在其管辖范围内，商人的赢利活动就足够自由。
这其实是经济学中的问题，不过，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近代的大商人中，大部分是官商、买办商人或两者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