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这种办法称为“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称为“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其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
其三，潜心致志
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有时只身到学校后山的妙高峰上自习，叫做“静中求学”。有时他又故意到人声嘈杂、车水马龙的长沙城门口去看书，叫做“闹中求静”，排除干扰，潜心读书。
其四，三复四温
毛泽东不仅在青年时期就熟读《资治通鉴》、《史记》、《汉书》等史籍名著，到了老年仍不断地重温。就是到了晚年，对他喜爱的同一本史书，也是读了一遍又一遍，常读常新。
毛泽东有读过一遍书在封面上画一个圈做记号的习惯。如今保留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不少史书封面上，留下他读过两遍、三遍的圈记。有的书上还明确写着阅读的时间，如“某年某月阅，某年某月再阅”等。打开这些史书，红、蓝、黑各色笔迹的圈画批注纷呈，这是他在不同时期多次阅读后留下的鲜明印记。
毛泽东读国学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反复阅读，深入思考，从而获得真知灼见。
其五，勤动笔墨
毛泽东读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动笔墨不读书”。凡他读过的书，总要在空白处注上自己的看法和思考所得。
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加上浓密的圈点，批上“此论甚精”、“言之成理”或“此论甚合吾意”等。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则划杠打叉，批上“不通”、“荒谬”或“陋儒之说也”等语，反映出他读书时独立思考、分析批判的精神。
翻阅毛泽东读过的古籍，可以看到其中许多篇章，毛泽东都做了标点、断句，加了着重线和各种不同的读书标记，写着批注。有的还改正了书中的错别字。
其六，争分夺秒
毛泽东身负党和国家重任，日理万机，但他和人们一样，一天只有24小时，他读那么多的书，时间是从哪里来的呢？
据他读书留下的种种迹象和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就是“挤”和“钻”两个字。
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提倡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读书的机会。
毛泽东曾经与旧日的同窗老友萧三说：
大家总推忙得很，学习不可能……我自己过去也总是这样推诿，但近几年把这种理论推倒了。忙，就要挤，比之木匠在木板上钉钉子，就可以挤进去的。
毛泽东最不喜欢有些人在业余时间把精力用在打麻将、打扑克、跳舞这些方面。他说：
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
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夜幕沉沉，工作了一天的人们都已入睡，而毛泽东却在通宵工作之后，把读书作为一种休息，迟迟不肯入睡，有时工作人员不得不强行关灯。但是人一走，他往往又把灯打开，继续阅读。毛泽东吃饭，经常是要工作人员一催再催，饭端上来了，他放不下正在读的书籍，饭凉了，只得端下去重热，往返数次是常有的事。
为晚年毛泽东治过病的一位医生回忆说：“我看到毛主席在病中依旧日日夜夜地工作和学习，常常持续10几个小时，有时竟连吃饭或量血压时，也要抓紧时间做些事。我每次给毛主席治疗，他老人家靠在沙发上或躺在床上，总是手不释卷……”
其七，点滴积累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把读书、做学问比喻成修筑百丈之台。他说：
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尔！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也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
毛泽东主张积微起纤，日积月累，才能构筑学问的殿堂；否则眼高手低，好高骛远，会一无所树。
其八，虚心好问
毛泽东说：“学问学问，学与问是不可分的。真正好学的人，一定是虚心好问的人。”
黎锦熙1915年4月至8月的日记中，就有20余处记载如“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和毛泽东“久谈改造社会事”等等。
毛泽东还通过杨昌济等介绍，和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一些学士、名人、老师书信交往，质疑问难，拜学求教，受益匪浅。他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
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者多。苟舍谭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虽至今昏懵如前，未可知也！
当时，长沙城里有学问的人，或从外地来长沙讲学的名流学者，毛泽东探知消息和住址后，总是千方百计去拜访，当面聆教。
其九，读“无字书”
毛泽东十分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之道。
1917年盛夏，他和朋友萧子升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漫游了宁乡等5个县，进行了农村调查，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及社会世态、风俗人情，获得了丰富的社会知识。
毛泽东将这种通过游历考察以增长见识和智慧的学习途径，称为“读无字书”，认为与读有字的书同等重要。
1946年初，毛泽东对刚从苏联回到延安的儿子毛岸英说：
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但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事实上，通过深入实地的考察和体验，读懂中国国情现状这部“无字天书”，是至关重要的“国学”，由于毛泽东对这门“国学”的造诣无人能及，所以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领袖。
当然，上面所概括的九条治学途径，不但是毛泽东学习国学的基本方法，也是他学习西方科学，特别是研读马列主义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式的古为今用
毛泽东读国学的最大特点是同现实生活相联系，同中国社会现状相联系，为现实的革命斗争而服务。毛泽东很鄙视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书呆子”；当然也嘲笑那些“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一点也不懂或者懂得甚少的“书生”。
1954年冬，有一天，毛泽东与历史学家吴晗谈起整理、标点《资治通鉴》的问题时说：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此语很具有代表性，毛泽东反复阅读包括《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在内的国学典籍，根本的着眼点就是“古为今用”。
早在1917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长文《体育之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当时热衷于国学的研读和对国学运用的得心应手。这篇文章涉及《论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史记》、韩愈文等，共引用典故、成语和诗文约20条，提到中国古代人物16位。
对国学的别出新意的运用，在《毛泽东选集》中有更充分的反映。
通观《毛泽东选集》，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仅限于哲学，引用斯大林著作有稍多几处。而对国学典籍则信手拈来，触目即是，出处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古典小说、各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
有学者曾对《毛泽东选集》的前四卷作过一个粗略统计，其中的成语典故，有40条左右来自《左传》，有20至30条来自《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的则来自《尚书》、《易经》、《诗经》、《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老子》、《孙子兵法》、《晋书》、《国语》等。
在毛泽东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中，引用的古籍就更多了。毛泽东能够随时自如地引用古书中的文章、诗句和典故，或者说明一个政治思想原则，或者阐述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或者论证一个军事策略，或者借鉴一个历史经验，给人以隽永丰富的启迪，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
这些言简意赅的古语，被毛泽东发掘出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有的成为共产党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有些成为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有些则是党的某一方面的工作方针或者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以上所举，足以领略毛泽东式的古为今用的独特魅力之一斑。当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还将分别专题做深入的探讨。
应当明确，如果没有毛泽东那样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要做到挥洒自如、恰如其分地运用国学是难以想像的。当然，无可讳言，毛泽东晚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引用典故或者古诗、古语，为推行某些“左”的政策提供历史论据，这当然是失之偏颇的，伤害了自己的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在今日是应当引以为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