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绝·屈原》是毛泽东赞颂屈原诗品和人品的诗化评论。“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毛泽东曾把屈原的思想概括为“批判君恶”，指出骚体有民主色彩，是“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诗中“杀人刀”的比喻，是对屈原作品的真理性和批判威力的形象化表述。毛泽东这两句诗对屈原作品的评论，一扫千百年来咏屈原诗作中的忧愁幽思、悲愤同情的气氛，出语惊人而深刻地指出：屈原的诗歌是指向腐朽势力的战斗檄文，读之使人感奋！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是说由于社会的黑暗，奸佞小人太多而贤德之士太少，屈原感到政治理想无法实现而奋身跃入汨罗江以死报国，歌颂屈原伟大的人格。从表面上看，屈原是被反动势力迫害死了；但从本质上看，屈原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千古流芳。正如毛泽东所说：“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就像“怒而触不周之山”的共工，屈原没有死，他是胜利的英雄！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毛泽东作诗咏屈原，当然不会是发思古之幽情。联系到此诗写作的时代背景，就不难体会到毛泽东歌颂屈原与现实斗争的联系。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国际风云动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如同中流砥柱般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毛泽东曾把斯大林和列宁比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他把屈原的“楚辞”比做“杀人刀”。在毛泽东看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掌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是当时反对他所痛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在60年代初期，面对苏联集团和国际反动势力大反华，国际上多数共产党放弃了马列主义原则，走上背离革命和人民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不也同样面对着“艾萧太盛椒兰少”的困难局面吗？“一跃冲向万里涛”所塑造的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屈子形象，可以说是毛泽东对在反修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捍卫马列主义真理而战斗到底的心灵召唤。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正是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候想到了屈原，他从屈原精神中吸取了精神力量。毛泽东与屈原虽然相隔千载，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总之，屈原和毛泽东，都是楚湘大地山川奇气所钟的伟大人物，是中国古代和现代两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浪漫主义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和人格精神的联系，是多方面的。毛泽东一生研读屈原诗歌，崇敬屈原的人格，对屈原作了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评论。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上吸收屈原作品的艺术营养，继承了屈原的浪漫主义诗风，从而使自己的诗词成就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
“《上邪》一篇，要多读”
——毛泽东品读汉乐府《上邪》
1962年6月3日，毛泽东在致自己的儿媳、毛岸青的夫人邵华的信中说：
《上邪》一篇，要多读。
《上邪》是汉乐府民歌中一首极为奇特的短诗。全诗如下：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乐府本为音乐机构的名称。后来把由这一机构收集编制的“歌诗”称作“乐府诗”或“乐府歌辞”，也简称“乐府”，又称其中来自民间的诗歌为“乐府民歌”。这样“乐府”又成了诗体的名称。
汉武帝时利用乐府机关大规模搜集民间歌辞，据记载当时从各地采集的民歌有138篇，在数字上已接近《诗经》的“国风”。而从思想上看，由于这些诗歌的作者大都是劳动人民或一些出身于下层社会的文人，故皆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作品，很能深切地反映老百姓的思想感情。但很可惜这些作品并没有全部保存下来。
现在所能见到的大约40多首汉乐府民歌大多数是东汉时期的作品。在这些民歌中，与《诗经》民歌一样，有的反映严重的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有的表现统治阶级发动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也有一些反映男女爱情与被压迫妇女的诗篇，及揭露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的作品。其中反映男女爱情及妇女地位的诗篇占有很大比重。《上邪》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
“上”，指天；“邪”，通“耶”，语气词。“上邪”大有“呼天为证，指天为誓”的意味。所以这是一首一个女子向她所爱的人表白心迹的诗。她连用了五件天地间不可能出现的事，来向天发誓，表达自己决不动摇的爱情。通过这种一个接一个急管繁弦的倾泻，就把一个个性刚强的女子生死不渝的爱、火一般的情强烈地表现出来，因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正因如此，此诗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前人曾评为“奇怪奇笔”（顾茂伦《乐府英华》卷三）。
毛泽东对这首小诗十分推崇。打开他常看的《古诗源》，可以了解他是如何仔细地阅读这首乐府民歌的。
在《古诗源》中这首诗的标题前，毛泽东连画了三个圈，在标题一边又画有着重线，在开头和结尾的几句边上又画着曲线，并把每句诗都用线圈上了。而且从“山无陵”起的五句话，毛泽东分别标上了“1、2、3、4、5”的数字，明确标示出作者所列的五种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是在表达不可动摇的决心。据此可以体会毛泽东对此诗是如何地细加玩味。
也正由于对这首诗的喜爱，毛泽东在给儿媳邵华的信中推荐给她，嘱咐她“要多读”。当然，向往纯真爱情的当今的青年男女们更应当多读这首奇诗！
“此人一辈子矛盾着”
——毛泽东品读谢灵运诗
谢灵运是备受毛泽东瞩目的南北朝时期的重要诗人。毛泽东曾在一种版本的《古诗源》中，对谢灵运的《登池上楼》一诗，几乎每句都画着曲线，句末加着圈。在“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两句下，连画两个圈后，在天头和行间写下了这样一段批注：
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
谢灵运生于东晋太元十年（385年），卒于南朝宋元嘉十年（433年）。其的祖父谢玄是著名的淝水之战的前敌总指挥，曾率领八万人马击败了苻坚的百万之众，建立了殊勋，被封为康乐县公。
谢灵运15岁时袭封康乐公，授员外散骑侍郎。东晋义熙元年（405年），21岁的谢灵运任琅琊王大司马行参军，始入仕途。
按说作为一位世家大族的子弟，谢灵运颇受朝廷的重视，为什么他却会“一辈子矛盾着”呢？
说来话长，这要从东晋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之间矛盾的加剧说起。
晋室南渡之后，上层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显得更加复杂，最突出的是北来士族与江东士族之间的矛盾，拥护皇室的门阀与意在篡权的军阀之间的矛盾。前一对矛盾，由于王导等人的处置得宜而日趋缓和；后一对矛盾却不断趋向尖锐。
晋孝武帝元年（373年），掌握朝政和荆、扬两州军事权力的大军阀桓温病死，桓氏让出扬州，但仍保留了荆州地区的军权。继桓温当国的是谢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谢安。他执政后，就着手组建一支由执政者亲自掌握的军队，以便跟桓氏的军事势力取得平衡。组建这支新军的实际负责人就是谢玄。因谢玄是在京口（今镇江市）招募士卒，而京口又名北府，故这支新军又称为“北府兵”。这支新军在东晋后期的政局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它对外击败了苻秦的百万大军，对内则成为夺权斗争的重要筹码。东晋末期左右局势的两位重要的军阀，一位是后来成为南朝宋的开国皇帝的刘裕，另一位是刘毅，都是“北府兵”中的将领。
东晋末期，作为谢氏家族的中心人物的谢混（他是晋孝武帝的女婿），肩负起了团结世族、对抗刘裕的重任。于是他想利用刘毅的实力以打击刘裕。元兴三年（404年）春，刘裕在京口起兵，刘毅同时在广陵起兵，二刘会师，攻克被桓玄占据的建康。义熙二年，桓玄之乱刚刚平定不久，刘毅以抚军将军、豫州刺史的身份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而谢灵运入其军幕担任记室参军。从这年开始，以刘裕为一方与以谢混、刘毅为另一方的夺权斗争越来越激烈。
义熙四年，扬州刺史出缺，对这一重要职位，刘毅推荐谢混就任，但刘裕自请入朝辅政，捷足先登，造成既成事实。
义熙八年，刘毅移镇江陵，任荆州刺史，谢灵运也跟随刘毅到了江陵。刘裕乘刘毅新败于卢循的机会，于这年九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死了谢混和刘毅之弟刘璠，紧接着，又进兵江陵，刘毅兵败自杀。
在这场刀光剑影的夺权斗争中，以庶族出身的刘裕所代表的军阀势力取得了胜利。但刘裕在击败政敌以后，为了安定世族的情绪，他立即起用谢灵运为太尉参军，也没有株连谢混的家人妻子，对他们采取拉拢的策略。次年，刘裕从江陵回到建康，又改任谢灵运为秘书丞。但时隔不久，又将他免职。这实际上是刘裕对世族玩弄又拉又打的政治手腕。
从谢灵运这一方来看，他跟谢混的关系极为密切（谢混是他的族叔），而且追随刘毅前后达七年之久，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得到刘裕集团的真正信任。
公元420年，谢灵运36岁，刘裕通过“禅让”的形式正式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改元“永初”。即位之初，他下了一道诏令，凡是晋代的封爵一律作废，只有五家公爵例外，即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因为他们“德参微管，勋济苍生”，对他们的后代仅降一级，食邑五百户，以资奉祀先人。谢灵运于是被降为康乐县侯。
刘裕在位仅三年。在刘裕执掌政权期间，谢灵运虽遭两次免官，但刘裕对他有时表示宽大，有时加以笼络，授以一定的官职，他遭受的打击还不算大。但刘裕病逝后，沉重的打击便接踵而来。
刘裕逝世，长子义符继位，这就是宋少帝。少帝年仅17岁，朝政大权操纵在徐羡之、傅亮、谢晦手中。谢灵运从两次免官中得出了教训，认为要获得信任，必须在统治阶层人物中寻找支持者。他找到的支持者就是刘裕的次子庐陵王义真，而“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宋书·武三王传》），与谢灵运义气投合。可是，徐羡之、傅亮拥护的是刘裕的三子宜都王义隆。为了芟除义真的羽翼，在徐、傅的策划下，以“构扇异同，非毁执政”的罪名，将谢灵运排挤出京师，出任永嘉太守。
景平二年（424年）二月，徐羡之、傅亮、谢晦先废掉义真。五月，他们又以“刑罚苛虐”、“费用万端”为理由，将做了两年皇帝的义符废掉。不久，又陆续将义真、义符杀害。拥护义符的三弟义隆即帝位，是为宋文帝。
义真的被杀，对谢灵运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使他想通过义真以达到飞黄腾达的企图彻底破灭了。
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的地位巩固后，开始诛杀专政擅权的徐羡之、傅亮和谢晦。文帝下诏征谢灵运为秘书监。但这决不意味着对他的真正信任，只不过是因杀了谢氏家族的成员（谢晦），所作出的一点安抚而已。
谢灵运出任秘书监，又迁侍中，始终只是一个文学侍从之臣，毫无实权。这无疑是委屈了他。于是，他经常称疾不朝，擅离职守，肆意遨游。文帝讽旨令自解，他索性托病回到始宁，过起隐居生活来。他常啸傲风月，徜徉山水，有时带着大批门人、奴仆出游，多达几百人，以致使临海太守王琇误以为山里出现了强盗。
谢灵运一仍故态的骄横恣肆，授其政敌以口实，于是政治打击随之接连降临：先是被御史中丞傅隆参奏而免官；不到三年，会稽太守孟颛又以紧急公文上奏宋文帝，给谢灵运加以蓄意谋反的重大罪名。谢灵运闻讯后，星夜赶往京城，上表为自己辩护。文帝对此事暂时置之不问，但将他留在建康。到年底，才将他发赴外任，委派他为临川（今江西临川）内史。然而，谢灵运在临川任上，依然荒忽政事，尽情于山水之乐，遂被有司所弹劾。
司徒刘义康遣使收捕谢灵运，他兴兵拒捕。谢灵运论刑当斩。文帝爱其才，只欲免其官职，但刘义康则“坚执谓不宜恕”。软弱的宋文帝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下诏曰：“灵运罪衅累仍，诚合尽法，但谢玄勋参微管，宜宥及后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广州。”
刘义康见杀谢灵运的目的没达到，又指使人罗织更重的罪名，说他参与农民的谋反活动，以欺骗文帝。文帝终于不得不下令将谢灵运处死。
谢灵运之死，不仅仅因他荒废政事，肆意遨游，也不仅仅因他率部众拒捕。他的死，还有更深刻的政治背景，实际上，他是朝廷统治集团权力之争的牺牲品。诚然，将他徙付广州、行弃市刑的诏书，是宋文帝亲自下的，但文帝不是主谋，主谋是文帝的同父异母兄弟刘义康。文帝对谢灵运的越轨行为多采取宽容态度。而义康对谢灵运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其实，他们二人之间本无宿怨，义康所以要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借杀谢灵运试一试自己的权威，给自己以后的篡夺皇权扫清道路。
纵观谢灵运一生，一直处于仕与隐的矛盾之中，他隐而又仕，仕而复隐，仕又不专，隐又难久，于是不满，反抗，最终酿成弃市的大悲剧。这就是毛泽东在批语中所说的“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
毛泽东善于知人论世，他对谢灵运之所以能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阅读了大量的谢诗和谢灵运及其家族的有关史料。据统计，毛泽东圈阅过的谢诗就有33首之多。在《南史》卷十九中，他仔细圈点了有关谢灵运及其家族的记载材料。正是在他深入研读的基础上，才对谢灵运的志向与生平处境有了深层了解，才从《登池上楼》一诗中，看出了谢灵运身上潜在的、“一辈子”难以摆脱的矛盾。
仕途偃蹇，在统治集团上层人物的权力斗争中不断受到排斥、打击，直至被杀害，这对诗人谢灵运来说，确实是很不幸的。但这却促使他获得了更多的广泛接触自然山水的机会，成就了他大量优秀山水诗的创作，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开山鼻祖。这也许是他的幸运之处吧！
谢灵运的山水诗大多创作于徜徉漫游永嘉、会稽、吴郡、豫章、临川诸郡之时。这些地区都有崇山峻岭、澄溪广川。像永嘉一郡，溪泉湖海俱全，峰峦洞石各异；闻名遐迩的会稽“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潭壑镜彻，清流泻注”，最能激发才子们的诗情。
谢灵运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工诗文，善书画，通经史，精佛老。一生著述丰富，见于著录的有21种，但大多散佚。现存诗90多首，文四卷。
谢灵运的主要成就在于诗歌，尤其是山水诗。他的山水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在创作过程中，他“钩深素隐而一归自然”（沈德潜《古诗源》），能以玄理佛义发为精美之诗，故能精深华妙，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鲍照语）；但他不空谈玄理，而将玄理融化于模山范水之中，审理于情，寄情于景，“舒情缀景，畅达理旨”（黄子云《野鸿诗的》），将景、情、理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