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具有浓郁的市民情调。其风情不减柳永
满地黄花堆积。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可能意识到早年的风流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的磨难，进士及第后的柳永先后在睦州、余杭、昌国、泗州等地做过地方官，他的词不再写轻薄侥幸的生活，开始将羁旅行役中的感触和江南优美清远的自然风光作为描摹对象。柳永早年的词作影响甚大，流传甚广，深受下层百姓的喜欢，甚至曾流传说凡有饮水处，就有柳永词，因此我们习惯将柳永早期的词作作为他词风的代表。
如果我们把柳永的词与敦煌曲子词、花间词、南唐词以及北宋与他同时的词人的词相比，就会发现柳永有很多的创新。
一是发展了慢词。慢词多为长调，晏殊、欧阳修、张先等人也有过尝试，唯独柳永的慢词作得最多、写得最好。他的《乐章集》不仅有很多传统的长调慢曲，而且他还把《长相思》、《浪淘沙》等改编，使之字数增多，音乐繁复，形成委婉曲折的声情。特别是他创制的三叠长调如《戚氏》、《夜半乐》、《十二时》，极大地提升了宋词的表现力。
二是多用赋体，层层渲染，长于铺叙。为了适应慢词的篇幅，柳永充分吸收诗歌长于铺陈的赋法，将叙事、写景、抒情等融合起来，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层层深入，把优美的自然风景和人物复杂的内心情感一一描摹出来。如柳永《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该词把杭州都市的繁华，百姓的殷富以及西湖的优美，铺陈得淋漓尽致，以致流传甚广。据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记载，金主完颜亮听到其中“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句子后，十分向往此地，便率兵南下。为此南宋有个诗人叫谢处厚还写了一首诗：“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他说柳永的这首词高明的铺陈给南宋带来了无穷的祸患。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主次衔接，每天写几千字的文章。李清照在《词论》里说柳永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很多人也都认为柳永的词俗，但这种俗不是语言的俗，而是他多直接写市民的情感，很少用比兴寄托，因而词风显得直率自然。例如《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该词铺陈景物，叙写过程，抒发情感，不假雕饰，直率自然。它既突破了词为士大夫“娱宾遣兴”的传统内容，使之走向市井，也打破了婉约词派过分矜持优雅的艺术追求，对宋词的俗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除了柳永，北宋被誉为婉约词人的还有晏几道、秦观等。他们的词作在内容上承袭婉约词的传统，多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风格柔美细腻，体现了婉约词派的典型特征。但苏轼一出，洗去了宋词华艳香软的特征，使之摆脱了缠绵悱恻，开始书写个人豪情和襟怀。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多才多艺，诗、文、书、画皆工。早年随父亲苏洵、母亲程氏读书，喜欢言谈古今成败，二十岁后，便精通经史，怎一个愁字了得！
这首秋词作于建炎三年（1129），主考官欧阳修一见他的试卷，就对梅尧臣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欧阳修是北宋的文坛领袖，有了他的褒奖，苏轼很快就名闻京师；但后来他又由于跟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贬官到黄州做团练副使。哲宗亲政后他被召还，任翰林学士，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被人诽谤，贬官惠州，再贬琼州、儋州，最后在常州去世。他的词多收入《东坡词》，又名《东坡乐府》。
刘熙载在《艺概》称“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这是说苏轼的词打破了宋词的传统特征，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改变了词的风格。具体来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冲破了“艳科”的藩篱，提升了词的品位。曲子词自从产生以来，就主要写个人的闲愁余绪和男女情思，因而内容显得华艳浮荡。它是不能与言志、载道的诗文相比，常常被视为“艳科”、“小道”，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到了苏轼手里，他开始将诗歌的内容和风格引入到词的创作之中，诗歌所能表达的内容如怀古、言志、议论等都可以用词来表达。如他的《念奴娇·大江东去》、《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分别写自己对于历史的认识和对亲人的怀念，境界开阔壮大，充满浩然之气。因此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他认为苏轼开拓了词的境界。苏轼现存的词作中，内容广泛，题材丰富。其中有写自己爱国情怀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有反映农村安逸风光的《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也有些自己离任时与乡人惜别的《满庭芳·归去来兮》，更有悼念亡妻的《江城子》、思念弟弟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与朋友离别的《南乡子》等，还有大量的咏物词如咏杨花的《水龙吟》、咏孤鸿的《卜算子》、咏古松《减字木兰花》等。这些词作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几乎把诗歌的题材全部引入词中，加以表现，因而使词走出了曲折幽深的发展道路，境界一下子被打开了。
例如《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是苏轼四十岁在密州所作。词的上阕写出猎时随从如云、马嘶鹰旋的壮阔场景，下阙抒发自己希望抵御侵略的雄心壮志。全词写景、叙事、抒情融合无间，塑造了自己潇洒自如、豪情洋溢、充满自信的形象。其意境开阔，虚实相间，气势充沛，激情澎湃，具有饱满的阳刚之气，与当时缠绵幽深的离愁别绪是截然不同的。
二是改进了词的风格，形成了清旷、豪放、婉雅的艺术特征，呈现出丰富的表现力。苏轼洒脱的个性和超脱的情怀，使他的词作常常流露出旷达超逸的情趣，把个人遭遇与国家灾难紧密结合起来，开阖自如。例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作由月到人，由眼前景到心中情，其意境辽阔旷远，情怀乐观旷达，语言流畅自然，给人一种空灵蕴藉之美。
苏词的豪放，除了体现在内容上的丰富之外，还体现在词句和声律上。他打破常规，经常用文法入词，例如《哨遍》用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建构词境，形成了参差错落的纵恣之美，这开启了辛弃疾以文为词的思路；而且苏轼还经常打破词调，有意不协音律，形成另一种疏放的情韵。彭乘《墨客挥犀》卷四说，苏轼曾说自己有三件事不如别人，那就是下棋、喝酒和唱歌，因此他的词虽然很工整，但却不入腔，也就是不十分遵守音律。《侯鲭录》卷八也记载他的学生黄庭坚说：“东坡居士曲世所见者数百首，或谓音律小不谐。”这就反映了苏轼以意为词，不十分拘泥词律句法的特点。这种打破词律的僵化和词调的凝固的探索，对于拓展词的表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正是苏词豪放的一种体现。
不可否认，苏轼还有很多词是写离愁别绪的，其风格也细腻绵长，荡漾着空灵韶秀之美，有一定的婉约特质。例如写杨花旖旎之美的《水龙吟》，有“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的缠绵悱恻。后来他参加进士考试，显得清新自然，相貌奇丑，后嫁给赵明诚。这些婉约清丽的作品，不仅体现了苏词的风格多样，也说明了苏词的开拓，是在充分的继承中展开的。
苏轼对自己词作的开拓是很得意的，如他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成一家。”他自认为自己是独立当时的，那么看来他的创新也是有意为之的。或许正是这种显性的艺术追求，使他不仅创作了很多意境独特的词作，也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如黄庭坚、晁补之、叶梦得、朱敦儒、陈与义等人都曾向苏轼学习，形成了一脉相传的豪放词风。特别是北宋灭亡后，南传的一支由叶梦得、陈与义、张元幹、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等延续成为南宋词坛的主流，也形成了以豪放著称的苏辛词派。北传的一支则培养了蔡松年、赵秉文、元好问等金元词人，促成了金元词的短暂繁荣，并为散曲的形成作了必要的铺垫。
介于豪放和婉约之间的还有讲求格律和技巧的词人贺铸和周邦彦。
贺铸（1052—1125），字方回，让自己的凄苦之情不加修饰地喷薄而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也曾说他“状貌奇丑，色青黑而有英气，俗谓之‘贺鬼头’”。他出身贵族，少时意气豪侠，喜欢谈论国事，却只做过一段时间的武官，一生郁郁不得志。晚年隐居在苏州、杭州一带，自号“庆湖遗老”。他的词集叫《东山乐府》，有词二百多首。其中既有豪放词如《六州歌头》写少年侠气；也有婉约词《青玉案·横塘路》，写缠绵情思，精美工丽。张耒在《东山词序》中说“方回乐府妙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正是说他的词风格多样，有盛丽、妖冶、幽洁、悲壮四种风格，且刚柔相济。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他少年时放浪不羁，曾在苏州与一个有名的歌伎岳楚云热恋。二十四岁入太学读书，四年后献《汴都赋》，升为太学正。他后来做了一段庐州教授、溧水知县，以后又回朝廷任职，做过校书郎、考功员外郎、宗正少卿，曾一度管理当时朝廷音乐机构大晟府。周邦彦虽然生活在苏轼之后，却沿着柳永等人所开辟的道路前行，继续发展北宋的慢词，并启发了姜夔、史达祖等南宋词人。所以说，他是结北开南的重要词人。
周邦彦精通音律。他在大晟府工作期间，凭着自己对词调、音律的丰富知识，将柳永以来形成的慢词进行了定型化、规范化处理，而且还自度新声，创制了很多新的词调，如《浪淘沙慢》、《早梅花引》、《华胥引》、《蕙兰芳引》、《荔支香近》、《花犯》、《玲珑四犯》等。他创制的这些词调，不仅讲求平仄，而且仄声中上去入三音也不能混淆，从而使词调更加严密，词的声情更趋细腻，因而他被称为“格律派”的祖师。
他还总结北宋婉约词的技巧，学习了苏轼等引诗入词的手法，大量运用典故，注重语言的锤炼和章法的建构，从而使词更多曲折、回环、沉郁、顿挫之美；又融合了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等人婉约词的长处，长于比兴，善写意态。他被誉为“词中老杜”。
三、南宋：在多舛的命运中高歌
北宋的灭亡，不仅使中原的人民流离失所，饱受国破家亡之苦，因而有许多词人如李清照，沉痛地抒写自己的伤感和无奈，而且也激起了许多英雄志士的悲愤之情，他们希望能投身到抗击金军的斗争中去。因而南宋之初的词风，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北宋豪放词派的风格，许多词人都在书写自己的爱国热忱。如李纲的《苏武令·塞上风高》、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胡铨的《转调定风波·从古将军自有真》，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等，他们都沉痛地抒发了雪耻中兴的壮志和同仇敌忾的爱国激情。辛弃疾的出现，把南宋的豪放词推向了顶峰。
李清照（约1084—1156），号易安居士（图1-31）。父亲李格非耿介忠直、忧国忧民，母亲王氏善诗词，自幼培养了李清照的文学才能。她在汴梁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由此她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女词人。，二人夫唱妇随，皆精于诗词，又好金石收藏。靖康之乱后两人避乱江南，不久赵明诚病死，因而李清照孤苦无依，漂流于杭州、越州、金华一带，最后郁郁而终。
以南渡为界，她的词作分为两种风格，前期的词多写少女浪漫的生活和与丈夫之间的相思离愁。如《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该词画面生意盎然，音韵和谐婉转，语言清新明快。而《凤凰台上忆吹箫》、《一剪梅》、《醉花阴》则含蓄地表达了女词人独居的寂寞和对丈夫的思念，是历代闺情词的代表作。特别是她的《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此作先写白昼悠长，自己望着香炉出来的香烟发呆，心中想念丈夫归来。但半夜醒来，只觉枕席冰冷，衬出词人的孤寂之感。由于爱人不在身边，她只好黄昏独自把酒赏菊，黯然销魂，觉得自己因为相思而愈发消瘦。人与菊叠合的意象，给作品以悠远的情味。据元伊世珍《琅嬛记》卷中引《外传》说，这首词写成后，李清照寄给了丈夫赵明诚，赵明诚非常叹服。他于是闭门谢客，废寝忘食地撰写了五十首《醉花阴》，把李清照的那首也夹在其中，给好朋友陆德夫看。陆德夫认真品味了好久，说：只有三句最好。赵明诚问哪三句，陆德夫回答说：“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南渡之后，国破家亡和丈夫去世所带来的沉重打击，使她的词风大变，抒写缠绵难去的悲苦和辗转流离的忧愁成为她后期词的主调。如《永遇乐》、《临江仙》、《蝶恋花》、《声声慢》、《武陵春》、《御街行》、《南歌子》、《行香子》等，词人呕心沥血，使其作品字字惊人。最能反映她这一时期词风的是《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