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雄才大略的秦王嬴政指挥着秦国威武之师统一了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他和他的儿子胡亥把暴政用过了头，本来企望自己的帝国能够万代相传，没想到只过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偌大一个秦帝国就在起义的打击下土崩瓦解了。继之而起的，是由刘邦领导建立的西汉王朝。随着国家的统一，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自为政的局面结束了，热闹一时的诸子百家已经没有了争鸣的舞台，诸子散文的黄金时代因此告一段落。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进入了另外一个全新的阶段，一种吮吸着《诗经》、楚辞这先秦时代两大文学源头的乳汁成长起来的文体——赋，从此粉墨登场。它包罗万象，气势恢弘，俨然成为两汉文坛的主角；它生命顽强，深受喜爱，经历魏晋六朝和唐、宋、元、明，直至清代，常变常新，多姿多彩，算得上是中国散文这万园之园中的一处奇异景观。
一、在铺陈中娓娓道来
南朝文艺理论家刘勰在其不朽巨著《文心雕龙》中专门开辟了一篇《诠赋》，对赋这种文体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研究。《诠赋》开篇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这就一下抓住了这种文体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功能。赋，就是通过铺叙、描写以见文采，来形容事物、抒发情感。刘勰又说，赋是由《诗经》和楚辞两个渊源发展而来的，即所谓“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这又该怎样解释呢？
赋，就其本义而言，乃是《诗经》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古人有所谓《诗经》“六义”的说法，见于《周礼·春官》和《毛诗序》，就是风、雅、颂、赋、比、兴。《诗经》中的内容按照体裁可以分为风、雅、颂三类，国风一般是各地方的歌谣，而雅、颂则是朝廷宗庙的歌诗、舞诗。发展到后来“风”便有了教化讽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颂”则是形容盛德的意思。而“赋”就是铺陈和直接叙事、言情的意思；“比”者比喻，用别的事物来比喻想要描写的事物；“兴”有联想的意思，触景生情，由一种事物引起、感发所要抒发的感情。这是《诗经》中具有标志性的三种基本艺术表现手法。“赋”的作用更为基础，可以描写，可以抒情，运用最为广泛和普遍。
汉代作家一方面模拟楚辞，一方面把《诗经》中用于铺叙的“赋”法变成主要的，甚至唯一的表现方法，逐渐扩大篇幅，句子也明显散文化了，有了自己特殊的描写对象，汉代大赋就形成了。
散文化的关键一步，是去掉配乐，不再演唱。《诗经》中的歌谣和“楚辞”里面的大部分篇章，都是配合着音乐来演唱的，汉大赋就不同了，它的特点之一就在于“不歌而诵”，只用于朗诵和阅读，而不去歌唱。这个特点对赋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是篇幅大大扩展了，《子虚赋》、《上林赋》加起来3523个字，《两都赋》4702个字，《二京赋》7696个字，字数不断地增加，若是继续保持演唱的方式，非得把歌手给累坏了不可；其次是表现的范围扩大了，因为有足够大的篇幅作保证，因此汉赋的内容几乎能够包罗万象；再一个，这么大的篇幅都用来抒情就比较累，用于描写和铺叙就容易协调，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汉赋的特殊表现手法。屈原的《离骚》篇幅就比较长，将近两千五百字，虽然它总体上是用来抒情的，可是主要的表现手法就是描写和铺叙，把情感寄托在这种叙写当中。汉赋作家干脆抛弃了抒发情感的成分，完全用充满感官刺激和抑扬顿挫的铺叙来弥补没有音乐配合的不足。
汉大赋几乎不抒发个人的感情，它追求气势，语言夸饰，内容简直无所不包。天文、地理、鸟兽虫鱼，举凡当时世上所能见到的物象，大赋作家都想囊括进去。这同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很大关系。汉帝国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武帝时已经相当富庶，经济的繁荣和疆土的广大，可以说前所未有。这大大增强了当时人的自信。一个繁荣、强大的帝国自然容易引发文人的激情，为了迎合帝王的爱好，他们更要用赋来歌颂，歌颂皇帝的丰功伟绩，歌颂帝国的强大声威，凡是赋里面所描写的东西，无不要表现它的大，体积上要广阔雄伟，色彩上要光彩夺目，整体上就显示出一种崇高、巨丽的美。这是那个时代共同的艺术追求。再者，汉武帝开疆拓土，通过一系列战争开通了通往西域和西南方向的交通要道，东西之间、南北之间的交流频繁起来，西方的珍奇之物不断进入长安，进入中原，大大开阔了士人的眼界，于是他们把从西方进来的珍禽异兽、奇花异草统统写进大赋，简直像是开了博物馆，令人眼花缭乱。他们的目的，仍然不外乎润色帝王的雄才大略，汉王朝的无所不有。
二、用文章来修饰政治
本来大赋铺张的目的在于讽谏，要阻止帝王不合理的政治举动，可是铺张过度，赋的作用就变质了，反倒助长了帝王过分的欲望。汉武帝喜好神仙，追求长生不老，司马相如写了《大人赋》去劝谏，但他的赋用了多半的篇幅去描写神仙的种种美丽生活，只在最后轻描淡写地说明了劝阻的意思，结果适得其反，没有起到劝阻的作用，反倒弄得汉武帝飘飘然，更加沉醉于化为神仙的美梦了。其实这并不是司马相如的错，大赋就是这么个写法。扬雄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诗人”与“辞人”的不同，就是前者具备儒家的讽谏精神。失去了这个精神，铺张就成了漫无主旨的诙谐逗趣和文字游戏。扬雄早年热衷于作赋，晚年却笑话它是“壮夫不为”的儿戏，也就不足为怪了。
最初奠定汉代大赋基本格局的，是西汉文帝、景帝时期的作家枚乘所写的《七发》。枚乘字叔，淮阴（今江苏淮阴）人。他给吴王刘濞做过郎中。吴王怨恨朝廷，策划谋反，枚乘曾经上书劝阻，可惜吴王不听。枚乘很聪明，他怕吴王谋反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于是跑到梁孝王那里去了。他心地还是很好的，始终没有忘记吴王，后来刘濞发兵谋反之后，枚乘又一次给他写信，劝他不要做傻事，吴王刚愎自用，还是不听，结果失败被杀。枚乘就因为这两封信出了名。景帝让他做弘农都尉，可是枚乘在诸侯王门下时间比较长，习惯了那里闲散的生活，不太喜欢做地方官，就借口有病辞了官，又跑到梁孝王那里。梁孝王好文艺，他的门下聚集了一大批杰出的辞赋作家，形成了一个创作群，枚乘是里面水平最高的。梁孝王死了以后，枚乘就回了老家淮阴。汉武帝即位，他喜欢辞赋，当太子的时候就听说过枚乘的大名，于是让人用安车蒲轮——这是当时比较高档舒适的车——去请枚乘到长安，可是枚乘年纪太大，就死在路上了。
《七发》首先说楚太子有病，久治不愈。吴客前往探病，找到了病根，指出太子的病是由日夜无度的纵欲和享乐造成的。这病就是让神医扁鹊、巫咸来治也难以奏效，只有请博学多闻的君子经常给予启发、诱导，改变贪恋享乐的情志，才能得以痊愈。然后，赋的主要部分，都用来描绘太子享乐生活的境界：用最好的琴，请最好的琴师，演奏天下最美的音乐；选用天下最上乘的肉和菜，烹调味道最美的菜肴；乘坐坚车宝马，让最著名的勇士驾车，同人比快争胜；登上高台，置酒高会，同时有高才文人写作美文，又有美女在身旁侍奉。这些都是太子平日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太子屡见不鲜，听来听去，没有丝毫兴趣。接着，吴客又给太子描述宫墙之外的游猎活动，场面之宏大、景象之热烈都是太子很少经历的；又讲述江边观涛的宏伟景观，较之游猎更加激动人心。说着说着，太子有了兴趣，阳气出现在眉宇之间，可惜此时身体有病，还不能参与其中。最后，吴客建议延请博学高人为太子讲述天下之道、万物之理，太子听了，竟然霍然病愈。
《七发》采用了对话的形式来组织整篇文章。它的写作目的在于劝诫，可主要的工夫都用在了铺叙宏大的场面上，而且气氛层层递进，逐渐推至高潮。这些特点，都为后来的大赋所继承。枚乘的创造天才在散文史上是应当给予充分敬意的。可惜他多少有些生不逢时，文帝、景帝都是提倡俭朴和节约的君主，对文学，特别是辞赋没有多少兴趣，枚乘的文采只有在藩王那里发挥，一旦等到喜好辞赋的汉武帝掌握权力，枚乘却老病而死了。否则，他在汉武帝时代中央的文学侍从之臣里面也会是最杰出的作家，会有更好的条件从事辞赋创作，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汉武帝当政时期，是大赋的黄金时代。一时文坛俊杰集中到长安，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学侍从群体。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都因为文辞出众而得到汉武帝的重用，可谓人才济济。东汉班固追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还透露着无限的向往和羡慕。他在《两都赋序》中说，武帝、宣帝时代，“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儿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这是大赋作家群星璀璨、扬眉吐气的时代，是汉代盛世景象的最动人一幕。司马相如的经历在这群作家里面最为典型，水平最为杰出，担当着一代文坛的主要角色。
司马相如字长卿，小名犬子，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因为仰慕战国名士蔺相如的为人，改名叫相如。汉景帝时为武骑常侍。他本不愿意做这个官，景帝又不喜欢辞赋，难免有些不得意。后来梁孝王进京朝见，司马相如见到了梁孝王的门客邹阳、枚乘、庄忌等人，都是些写作文章、辞赋的高手，很合得来，相如便借口有病辞了官，也跑到梁孝王那里做了门客。当时的辞赋专家多集中在东方藩王的门下，梁孝王、淮南王那里都聚集了很多这样的人物，对推动辞赋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梁孝王死后，相如回到老家成都，穷得一无所有，还找不到谋生的职业，就去投奔好友——临邛的地方长官王吉。王吉对相如极为尊重，临邛巨富卓王孙、程郑大概因为王吉的关系，邀请相如吃饭。相如没来，王吉就不敢动筷子，这让两个大财主很惊讶。席间，在王吉的恳请之下，相如弹唱了两首曲子，倾动四座，更倾动了卓王孙守寡在家的女儿卓文君。相如本来风度翩翩，儒雅多情，文君在相如唱歌时隔窗偷看，不禁春心荡漾，爱上了他。相如也心有灵犀，弹琴时有意挑引文君，真可谓两情相悦，一拍即合。卓文君思想比较“前卫”，当晚主动跑到相如家里投怀送抱，就此结为连理，真个成了琴瑟和鸣。两人一起从临邛到了成都，相如一心当作家，不擅长赚钱养家，终于穷得过不下去。卓王孙为此大发雷霆道：“我这个闺女忒不争气了！我虽说不忍心杀了她，但她也甭想得到我一分钱！”
卓王孙确实很有钱，所以动辄拿“钱”说事儿。卓氏从战国时代起，就是有名的富户。其祖先本是赵国人，秦国灭了赵国之后，卓氏被迁到蜀地，当时的移民都贿赂官僚，希望留在近便的地方，唯独卓氏眼光长远，躲开人多地少之处，自愿到偏远的临邛，靠着冶铁很快发家致富，有家僮（奴隶）近千，还拥有大量的田地、山林、池沼，平时以射猎取乐，财产、享受都可以同帝王相比。富可敌国的卓王孙想对女儿实行“经济制裁”，却没想到女儿女婿技高一筹，让他赔了银子还要丢人。
相如夫妻卖了车马，回到临邛开了一家酒馆。卓文君亲自当垆卖酒，司马相如则穿着形如牛鼻子的短裤，同佣人们混在一起刷盘子，他们大概是故意给老爷子找难堪。果然，卓王孙觉得丢人丢得不得了，连门都不敢出。亲戚们劝他说：“你有儿有女，又不缺钱，文君同司马相如已然生米煮成熟饭，这年轻人虽说穷了点，人还蛮不错嘛，又是父母官的朋友，你何苦让他们这么为难呢？”卓王孙也觉得丢不起这份儿人，无奈之下，干脆把上百个家僮、百万资产，连同给文君准备的嫁妆，一起送给了小两口儿。相如夫妻拿了钱，立马儿赶回成都，买田置地，摇身成了大款。
这故事其实同司马相如的辞赋创作大有关系。他的赋铺张华丽，大气磅礴，如果他一直不名一文，穷得吃不饱、穿不暖，怕是也没有什么心情去写赋，更写不出那种气势。后世那么多穷酸潦倒的文人，写了无数穷愁牢骚之词，艺术上自然成就非凡，可是同司马相如辞赋的情调比起来，那真是有天壤之别的。除了时代不同、内容有别之外，个人经济基础的作用绝对不能小看。
司马相如学识渊博，他本身就是个语言文字学家，写过《凡将篇》，是一本与字典相似的小书。他的赋使用文字范围极广，奇字僻字满纸都是，即便在当时也很少有人能在不借助字典的情况下顺顺当当地把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通读下来。
这两篇大赋虚构了子虚、乌有先生和亡是公三人，子虚盛称楚王游猎云梦，场景极为壮观；乌有先生进而夸耀齐王游猎的盛况，竟然能够“吞若云梦者八九于胸中曾不芥蒂”；最后亡是公又极力铺张天子在上林苑游猎的壮阔气派，更是远非楚王、齐王所能比拟，以此说明天子威严压倒一切，相比之下，诸侯之事微不足道。赋中的文辞就像是起了七级台风的大海，层层递进，一浪压倒一浪，身临其境，真有些惊世骇俗的效果。今天的读者乍看起来，就像是几个人聚在一起吹牛，不过作者却是真心实意地夸：“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排山倒海的气势里面，其实无不表露着那个特殊时代的激情，这种激情来自对天下一统的真诚向往，还有对帝王权威的无限崇拜。这种作品，今天读起来多半读者会感觉枯燥乏味，但在当时，无论作家还是读者，大概都是乐此不疲。我们如果能够想象，在春秋战国长久的战乱和贫敝之后，又经历了数十年倡导黄老思想的知足保和与休养生息，终于出现了这样一个富丽堂皇的繁华世界，也就不难领会汉大赋中所洋溢着的激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