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就是先要有“大”校长，起码是个教育家；二要有大师，不独是各抓着各领域的“专家”；三要有“大”学生，“只是掌握一些专门知识、专门技能是不够的，应该知识广博，拥有科学头脑，做到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考，而不致于盲从”（竺可桢）……
学者傅国涌认为，大学作为社会的精神文化中心，传播人类先进文明和道义理想是它的使命所在。自19世纪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来，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
学者萧雪慧则反思道：“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沿之间保持张力，是大学在数世纪中展示出来的形象，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特质。比照比照这些特质，时下中国大学从中可否认出自己？”
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民族的学校也有悠久的历史。中国第一部通史司马迁的《史记》写道：“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庠序，也就是古代中国学校的称呼。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在雅典和亚历山大城跟学生对话的时候，孔墨荀孟等人在齐鲁等地也有“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的盛况。北宋初年建立在江南的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论起资格来，并不比牛津、剑桥、爱丁堡不列颠三大学逊色。
在中国古代，类似于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有国学（太学、国子监）以及后来的高等书院等，是指聚集在特定地点整理、研究和传播高深领域知识的机构。中国古代的高等学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如虞舜之时，即有上庠，“上庠”即“高等学校”的意思。不过，中国古代的高等学校和西方现代的大学存在差别，尤其官办学校以培养治理政府的仕人及从事文化教育的文人为主，学科上自然科学尤为缺乏，所以到近代整个的传统教育体系都面临着转型、革新。
在近代和西方交流以来，西方的“University”早期被翻译成“书院”等，后又称为“大学堂”、“大学校”，民国以后“大学”成为正式的称呼。
在本书中，我把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圣约翰）出现到第一所中央大学（京师大学堂）诞生作为第一个阶段——萌芽期；再到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历史从近代进入现代，是第二个阶段——成型期；再到抗日战争前夕，是第三个阶段——鼎盛期；抗战8年则为第四个阶段——国难期；抗战结束到新中国成立，大学（主要是指师生、设备等资源）或留在大陆或迁到台岛，为第五个阶段——分流期。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始大量兴办近代学堂（如1895年的北洋大学堂、1896年的南洋公学等，它们就是中国最早的自办、官办大学了）。日本的学校成为其主要的借鉴对象。
在此之前，一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书院和朝廷办的太学、国子监，但那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近、现代大学；一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兴办的教会大学，已经开始有了大学的萌芽，其中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山东的齐鲁大学是比较早、也比较成熟的两所学校，它们应该就是诞生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第一批大学。
如果说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是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自办、官办大学，则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就是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中央大学。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各学校转为效法美国的大学制度，而延续至今。
在此前后，中国最好的大学，也就是南洋、北洋、圣约翰、齐鲁了。南洋因为没有受到什么干扰，尤其超过北洋，是其中的“老大”。当时，北大、清华、复旦、南大、浙大等校都还没有发展起来。
中国除了北大与清华这两所至今仍受世人瞩目的国立大学之外，一直被冷落的私立大学（如东吴、复旦、暨南）和教会大学（如金陵、燕京、沪江）也有值得感念之处，他们在北大与清华之外，也算是开辟了中国大学的“第三条道路”。
很快，中国的高校有了长足发展。蔡元培初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在当时的国力下，觉得国家能集中力量办好首都的这所大学就已不错。结果，高等教育的发展令他自己也很意外。国立大学连连创办不说，各省办学热情和能力更是令人吃惊，且不管地方是由何等人掌管，对大学教育都不吝投入。民间私立大学也不断涌现。这个文明古国自古高度重视教育的脉流，在民国延续。
1917年蔡元培开始执掌北大，到五四运动中北大独占鳌头，使北京大学成为中国当时最有名、最杰出的大学，特别在人文方面更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继而是蔡的学生蒋梦麟主校，北大继续发展。但当时北大的理工科还很差；理工科还是南洋、北洋强。南洋大学于1921年并入唐山、北京两校后，改称交通大学，又因为有唐文治的精心管理，成为当时最好的理工学府。北洋大学的理工科也十分强劲。但南洋、北洋虽有理、工、管，却缺乏文科，还不是综合大学。
北伐成功，从1927年蒋介石定民国首都于南京，国内形势趋向稳定，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民国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号称“黄金十年”。这10年里，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大学办学水平进一步提高。
1929年7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目标；大学分国立、省立、市立和私立4种；大学下设的学院分为文、理、法、商、农、医、工、教育等8种；拥有不少于3个学院的方可称大学。
国民党从四处收集人才开始组建中央大学，想将之建为国民政府的最高学府，到20世纪30年代，终于在罗家伦手里建成当学科门类最齐全的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体系庞大，名师众多。但中央大学由于与政治联系紧密，经常卷入各种运动中，师资流动很大，学术和教育质量受到很大影响，学生有的很优秀，有的则是达官贵人子弟，不学无术，良莠不齐，其基础是从无到有，并未形成很有特色的校风。
北京大学则改名为北平大学（不过时间不长），由于蔡元培的离去和全国重心的南移，有些衰落。但其文、理科依然不错，仅工科较差。
交通大学下设上海、唐山、北平3个分部，规模更巨，致力于工业救国，基础好，底子厚，理工科无人能及，缺点是由于隶属交通部，只限于理工，基本没有文、医等，十年间没有中大、清华发展快。
清华也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崛起，由于清华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起点好，广延名师，又得天时、地利、人和，在梅贻琦率领下，以火箭速度发展，短短十数年就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文、理、工都有很强的实力；国学院诸泰斗竞艳，蔚为壮观。
张伯芩和严范孙在天津创办的私立南开大学，发展也很快。
同济大学成为有名的理、工、医大学。
这一阶段，中国最好的大学是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这4校不相上下，号称大学“四强”。当时的著名学府，还有北洋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山东大学、东吴大学、东北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沪江大学、齐鲁大学等。1937年，全国共有大学及独立学院78所，教师6615人，大学生及研究生37330人。
大学体制成熟了，栖身大学或大学出身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相对于数亿人口的中国而言，他们还只是万分之一的凤毛麟角，确实是“精英”啊！
接下来是8年漫长的抗日战争时期，乃民国高等教育史上特殊的一页。
侵略者极恨民族意识最强、宣传抗战御侮最突出的大学，比如南开，竟被炸得只剩一座楼。民族危难中，一座座宁静的校园受到了严峻考验。70多所大学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纷纷内迁，辗转跋涉，维持教学。清华、北大、南开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中大和交大迁到陪都重庆（但在南京和上海都留下伪中大和伪交大），浙大迁到贵州，交大的唐山和北平分部在茅以升带领下也迁至贵州。战争烈焰熊熊，大学薪火不灭。蒋介石将教育政策概括为：“战时要当平时看。”
西南联大合聚三校之力，无疑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大学，名师璀璨，学生优异，也可以说是当时世界的名校翘楚；但三校虽然联合，其实也是各自为政，注定最后不可能合成一校。
内迁使交大和中央大学实力大受影响，无法与西南联大比肩。
浙大则创造了一个神话，在竺可桢带领下，在战火中成长壮大，一举成为最好的大学之一。李约瑟到贵州，发现这么贫苦的地方居然有这么好的大学，惊讶之余，称赞其为“东方剑桥”。虽然老外言过其实，但也说明当时浙大的强大。这也是浙大学子最为骄傲的时期。
北洋大学颠沛流离迁到西安，与其它学校组成西北联合大学，从此开始衰落，抗战胜利才免去消亡的命运，在南开的土地上重建北洋大学，建国后改为现在的天津大学。
在这8年里，西南联大（含清华、北大）一枝独秀，中大、交大、浙大则不相上下。
抗战胜利后，各校迁回旧址，大学教育恢复了正常，各校继续发展。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到抗战胜利3年后、民国覆亡2年前的1947年，这一年是民国高等教育的高峰，中华大地共有大学210所，其中国立大学31所，私立大学25所；国立独立学院23所，省立独立学院24所，私立独立学院32所；国立专科学校20所，省立专科学校32所，私立专科学校23所。全国大学聘任助教以上教师8964人，其中教授2700人；在校生155036人，其中研究生424人，本科生130715人，专科生23897人。
清华在西南联大时期又招集了一批名师，分校后更加强大；中大和交大也开始恢复元气；浙大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力头；北京大学则停滞不前，甚至有些不如燕京大学；南开大学从私立成为国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经过西南联大时期也更为有名。
所以，从抗战到建国前，中国最好的大学是清华、中大、交大、浙大；其次是北大、同济、南开、复旦、中山、东北、东吴、武大、燕京、金陵等。
科学文明和现代思想在朗朗传播。一座座学府，一团团浓荫；一个个学人，一片片书声；一次次晨昏，一串串故事。多少学子，在这里笑过哭过，爱过恨过。大学的话题，有关知识文化的传承，有关真理智慧的求索，有关社会文明的提升，有关民族精神的进步，有关人类理想的追求，永远探讨不完。
学者谢泳认为：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真正安定的时间并不长。在这个时代里，除了外患以外，还有不断的内争。这样的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还能发展，实属不易。这个结果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努力造成的，也是中国国立大学校长能在政府和大学之间保持平衡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大学独立所保持的相当尊重，应当肯定。
中华民国时期，正是因为有蔡元培、蒋梦麟、唐文治、张伯芩、梅贻琦、陶行知、马相伯、郭秉文、竺可桢、茅以升、罗家伦、胡适、李登辉……这些深受近代文明熏陶，热情追求真理，具有崇高人格的教育家，全面提升了中国大学的品质，使这些大学迅速和世界接轨，融入了人类主流文明。蔡元培、蒋梦麟身上所体现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竺可桢身上体现的浙大“求是”精神，梅贻琦等人在清华搞的“通才教育”，无论在今天还是在明天都不会过时，也只有这些精神才可能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时代。
学者杨东平说：中国高等教育的童年是丰富、烂漫和充满活力的。半个世纪之前民族前辈的探索和思考，是我们今天在新世纪不断纠正、改良和前进的重要精神资源。
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