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南开大学作为私立大学，其经费除政府少许补贴和学费及校产收入外，基本赖于基金团体和私人捐赠。本着“贵精不贵多，重质不重量”的原则以及投资所限，学校规模一直较小，1937年在校学生仅429人。但师资力量较强，凌冰（教育）、姜立夫、刘晋年（数学）、饶毓泰（物理）、邱宗岳、杨石先（化学）、李继侗、熊大仕（生物）、蒋廷 （历史）、李济（人类学）、肖公权、徐谟（政治学）、何廉、方显廷、陈序经、李卓敏（经济）、黄钰生（心理学）、张彭春（教育学）、柳无忌（英文）、司徒月兰（英文）、冯文潜（哲学）、张克忠、张洪元（化工）等。竺可桢（气象、地理）、汤用彤（哲学）、范文澜（历史）、罗隆基（政治）、吴大猷（物理）等也都曾在南开短期任教。
经过长期的艰苦创业，南开大学终以优越的学术环境、严谨的科学训练方针以及崇尚务实的精神而名驰南北，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她不断发展，实力攀升，被誉为“学府北辰”。
1937年7月，正处于成熟发展时期的南开大学，不幸惨遭日本侵略军狂轰滥炸，三分之二的校舍被毁。同年8月，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他毕业于南开中学，是张伯苓的学生）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
翌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1939年，南开经济研究所迁至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内，继续开展研究工作，并招收研究生。1942年7月，南开在昆明成立边疆人文研究室，并出版《边疆人文》等刊物。联大期间，三校风云际会，艰苦创业，和衷共济，为国家民族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人才和革命志士，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三校复员北归。1946年，南开大学迁回天津并改为国立。复校后设文学院、理学院、政治经济学院和工学院，计16个系；另设有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及边疆人文研究室。师资力量有了加强，一批学者如吴大任、卞之琳、肖采瑜、傅筑夫、高振衡、李广田、罗大冈、汪德熙、谢国桢、张清常、王玉哲、杨生茂、司徒月兰等来校任教。张伯苓在担任校长长达30年之后，于1948年离任，由 何廉代理校长。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南开大学开始了新的历程。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南开的发展，周恩来总理于1951年、1957年和1959年3次回母校视察。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南开大学由一所学科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变成了一所仅拥有文理学科的大学，设有14个系，3个专修科。院系调整后，郑天挺、雷海宗、吴廷璆 、李何林、朱维之、李霁野、季陶达、顾昌栋、温公颐、陈仁烈、江安才、曾鼎禾、杨宗磐调入南开；王赣愚、何炳林、陈荣悌、陈茹玉、陈天池、王积涛、严志达、崔等一批国外留学者纷纷回归，相继加入南开教席。
1958年，南开大学的贸易、企业管理、会计、金融、财政、统计等系转入新组建的天津财经学院。1960年设立地质地理系（1961年停办）、物理二系（1961年转入兰州大学）和哲学系。
建校90年来，南开大学秉承“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始于1934年，“允公允能”系借鉴《诗经》中的“允文允武”，“日新月异”则来自《札记·大学》），弘扬“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光荣传统与南开精神，培养了以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郭永怀、刘东生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才，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南开大学不断强化学生全面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珍视“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理念，以“注重素质、培养能力、强化基础、拓宽专业、严格管理、保证质量”为教学指导思想，实行弹性学制、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把“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作为育人的基本环节，以杰出校友周恩来为楷模，塑造学生健全人格、高尚品德、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附文1]南开名人榜
一
周恩来（1898～1976年）：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好总理。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7年毕业后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0年至1924年在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建国后，历任国务院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等职。
本来，周恩来家境清贫，读不起学费较高的私立大学南开。可是，因为他成绩优异，有两位校长严修、张伯苓的青睐，对他格外开恩，对他屡屡减免学费，这才使他在南开的学业得以正常完成，而且后来还能去欧洲留学。
二
早在60多年前，著名文学艺术家老舍、曹禺就说过：“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吹，也不是谤，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伯苓！”
张伯苓（1876～1951年）：现代教育家，中国现代体育运动的先驱。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早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张小辫爬竿最快”，连校长严复都知道；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参加过悲壮的甲午海战；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家馆。1904年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1907年在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正式开学。执掌南开系列学校至1948年止，长达40余年，培养出不少人才。他逝世时，周恩来专程到天津张宅吊唁，叹息“先生死得太早了！”
除了南开系列，张伯苓还担任过保定高等学堂总教习、清华学校教务长、直隶女子师范校长、北京师范大学董事、齐鲁大学董事长、东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等教职。他提倡教育救国，办学方针注重理工科教育。强调“德育为万事之本”，德、智、体、美四育并进，教育学生“尽心为公，努力增能”，应该爱国为公、服务社会。反对照搬欧美教育制度，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结合中国实际，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反对学生介入社会政治活动，但也曾保护过进步师生。
张伯苓于1928年颁布的《南开大学方针方案》，明确提出以“土货化”为南开今后发展之根本方针。所谓“土货化”，他解释为“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标的大学”。
针对中国“愚、弱、贫、散、私”五大弊病，张伯苓提出南开的教育方针着重以下五点：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
张伯苓说：“教育里没有体育，那是不完整的。”他重视学校体育课程与学生身体健康，积极推进全民健身和全国竞赛活动。他创立了多支足球、篮球队，同学生一起踢球，带学生骑自行车，给学生制造器材，为学生聘请名家，率南开足球队胜天津租界队，被誉为“体育校长”。
张伯苓是著名爱国教育家。他在青年时期，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立志兴办教育，用爱国精神和科学知识教育青年，以达到抵御外侮、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目的。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历尽艰辛，刻苦奋斗，颠扑躅蹶，矢志不渝。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
张伯苓从一生办学、饱经沧桑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高风亮节。张伯苓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创业南开，功在国家，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伯苓还是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的先驱人物，力促刘长春首个参赛奥运的主导人物，也因此被誉“中国奥运第一人”。早在1907年，他便明确建议“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1909年，他用幻灯机给大学生放映第4届奥运会的照片。1928年，他任名誉会长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了第9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1932年，第7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以他与王正廷为首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急电国际奥委会，为中国运动员刘长春、于希渭报名，最终促成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如愿与会，参加短跑比赛。1945年抗战胜利，他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
三
严修（1860～1929年）：近代著名教育家、学者，也是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生于浙江慈溪，字范孙。
幼年受传统教育，饱读经籍。1882年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后入清翰林院任职。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掌管全国教育。但他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史，积极倡导新式教育，曾以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借以改革科举制度而传名于世。
严修大力推进民间办学，热心于乡里兴学。开始以学馆为基地，改革旧式教育，推进“西学”传播。先约张伯苓来教家塾（时称“严馆”），习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开津门西学之先。又联合士绅创办民立第一、第二小学堂，协助地方当局办起多所官立小学与半日学堂、补习所、研究所等多种教育机构。
严修提倡女子教育，是中国最早的女学倡办者之一。1902年创办的严氏女塾，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1905年将严氏女塾改为严氏女学，成为一所正规的民办女子小学。并在私宅创办“保姆讲习所”（幼儿师范）及严氏蒙养园（幼儿园），培养出我国最早的幼儿教育骨干。
在推行新式教育方面，严修的重大贡献是筹设南开学校。1902年到1904年间，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方法。1904年春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之后与张伯苓决定将严馆和王（益孙）馆合并，筹设私立敬业中学堂。1904年10月，中学正式开学，聘张伯苓为监督（即校长）。这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与滥觞。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
严修1918年与张伯苓同赴美考察大学教育。1919年二人又共同创办南开大学，此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到1928年，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终于全部建成。作为校董，他不仅以个人财力、物力资助学校发展，而且在教育思想和办学方向上对南开也有很大影响，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无不有着重要指导作用。如主张“讲中学以通经致用，讲西学以强国富民”，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特别注重人格修养和校风建设。
严修还非常赏识、支持周恩来，并在经济上对他大力支助。
四
何廉（1895～1975年）：著名经济学家。生于湖南邵阳。1919年赴美留学，获耶鲁大学博士。1926年回国，任南开大学商科财政系和统计学教授。翌年，以“研究社会经济以促进本国学术的进步”为宗旨，成立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31年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积极推进经济学教学中国化，主张教学与研究相辅而行，率先倡导开展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带领并组织研究人员研究中国物价统计，编制并公开发表各类物价和生活指数，同时领导对山东、河北向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被誉为“在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者”和“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20世纪30年代后期转入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继续主持和关心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积极参与南开大学复校工作。1947年赴美，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访问学者，后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
杨石先（1897～1985年）：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蒙古族，生于浙江杭州，祖籍安徽怀宁。1910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18年和1929年两次赴美留学，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攻读化学，1931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南开，任教务长。1949年至1950年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7～1969年、1979～1981年出任南开大学校长。建国后，为南开大学的改造、调整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长期从事有机化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培育了一大批科学人才，其中10余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黄钰生（1898～1990年），湖北沔阳人。14岁时进入南开学校，毕业后进入北京清华学校，在校期间参加了五四运动。1919年在美国劳伦斯学院攻读文学和哲学，第二年又入芝加哥大学主修教育学、副修心理学，1923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回国被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聘为教育学教授，兼任南开大学大学部主任和秘书长。西南联大诞生后，任建设委员会建设长，为学校征地建校舍任劳任怨。同年秋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为云南的师范教育及基础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胜利后，作为南开大学秘书长赴天津筹备复校事宜。
端木蕻良（1912～1996年）：著名作家。辽宁昌图人。192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著有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曹雪芹》等。
臧伯平：教育家、作家。1913年生于河北唐县。早年就学于保定第二师范、北京民国大学国文系。1964年调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1978年任南开大学校长，1979年任教育部副部长。
滕维藻（1917～2008年）：世界经济学专家。生于江苏阜宁。1942年从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考入西南联大研究院南开商科研究所经济学部，1944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46年受聘于南开大学任教至最终。1981年10月至1986年1月出任南开大学校长。
母国光：光学家。1931年生于辽宁锦西。195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留校任教至今。1986年1月至1995年8月出任南开大学校长。
侯自新：数学专家。1941年生于天津。1967年南开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至今。1995年至2006年5月任南开大学校长。
饶子和：分子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生于江苏南京，1977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82年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1989年获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博士学位，1992年任牛津大学研究员，1996年任清华大学教授， 2003年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2006年起任南开大学校长。
[附文2]张伯苓二三事
著名欧洲文学专家、曾任南开教授柳无忌回忆他对张伯苓校长的几次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