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校长记(“民国大学与大师”丛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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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1919~1936年:鼎盛(10)

陶行知先生说:“好的乡村教师第一有农夫的身手,第二有科学的头脑,第三有改造社会的精神。他足迹所到的地方,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乡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活的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这种教师就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晓庄学院就是要培养这样的人。

陶行知先生当年的理想是:“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个个乡村都得到光,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光。”

1951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复办南京晓庄学校。1991年,为促进南京市教育事业的发展,经原国家教委批准,原南京市师范专科学校与南京教育学院合并。2000年3月,为进一步实施南京市“科教兴市”战略,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由原南京市师范专科学校、南京教育学院、南京市晓庄师范学校组合新建南京晓庄学院,“实行省市共同建设、以市为主的办学体制,学校设置以师范教育为主,承担南京市中小学教师的培养和培训任务,并适当发展非师范教育。”实现了陶行知先生“回国三愿”中创办“晓庄学院”的意愿。

82年的风雨历程,晓庄学校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凝练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南京晓庄学院是我国近代乡村教育运动的最早发源地和试验场,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即发轫于此。陶行知先生曾说:“晓庄是一部永远不会完稿的诗集。”原国务委员张劲夫等一大批知名校友曾在学校就读。

82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晓庄学校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为社会培养输送了7万多名师资和各类专门人才,毕业生中涌现了上百名中小学特级教师。学校被誉为“中小学教师的摇篮”。

晓庄学校设有陶行知研究所。“行知园”内的陶行知纪念馆,藏有大量珍贵的陶行知研究文物。陶行知墓为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晓庄烈士纪念碑是学校光荣革命传统的象征。

[附文]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年),中国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安徽歙县人。原名文濬,因信王守仁“知行合一”之说,改名知行,后又易名行知。1914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后赴美国留学,先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再入哥伦比亚大学学教育,师从实用主义思想家杜威学习。1916年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等职。1923年,同晏阳初等发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写《平民千字读本》,推行平民教育运动。1926年起草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

1927年在南京郊区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称晓庄学校)。1932年办生活教育社和山海工学团。提出“生活教育”的理论,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治心”。还提倡“小先生制”以开展民众教育,设想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生活。“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宣传抗日,参加民主运动,在实际斗争中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应该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1939~1946年创办育才学校、社会大学,培养出许多革命人才,并曾帮助一些进步青年去革命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他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劳累而终。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等。

16、1927年B:临危受命

1927年,我国人民的反帝如火如荼,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北伐军势如破竹,摧毁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统治。“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呼声震天动地,一向被称作“睡狮”的中国人民觉醒了。北伐军气壮山河,一举攻克南京,南京城内新旧交替,一时显得纷纷扰扰。市上盛传国共合作政府即将在南京成立,这使外国传教士心惊胆战,纷纷作离去的打算。

校长美国人包文看到中国政局动荡,形势逼人,也产生了辞职返美的念头。那时,原文理科长美国人夏伟斯已回美国,我正暂时代理文理科长职务。包文耳闻目睹,感到外国人当中国大学的校长已不合时宜,认为校长一职,还是中国人出任为好。为此,他曾多次找我谈话。他认为我出身金大,留学美国,与金大源渊较深,对教会情况比较了解,而且在北京师范大学又有过行政领导的经验。我对行政领导素无兴趣,不善于应付人事,以前所以离开北师大来宁,就是因为怕挑行政领导的担子。因此,我婉言回绝了包文的邀请。后来,局势进一步变化,包文再次对我提起此事,我的态度一如既往。

不久,金大所有美国传教士全部撤离南京,包文正式辞职。7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政府,规定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始准立案。于是,先由中国籍教授、职员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维持校务。至此,金大开始在名义上由中国人领导。校务会初设委员5人,由农林科长过探先,文理科长陈裕光,教授刘靖夫、刘国钧、李德毅担任,公推过探先为召集人。后来出于需要,委员名额增加到11人。

同年11月,金大理事会在上海开会,突然作出决议,推选我为校长。电报发来,局面已成,难以推辞。就这样,我当上了金陵大学的第一任中国校长,直到新中国成立,高等院校全面调整,金大完成历史使命时为止,前后共24年。

在我还未正式担任校长之前,我曾主动向即将成立的大学院(国民党仿照法国的大学院制,实属教育部)联系有关学校前途与立案等问题。担任校长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向政府呈请立案(当时具体立案条例尚未产生)。我认为在我国办校,理应尊重我国主权,立案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大多数中国教职员工及学生赞成我的看法,鼓励我的行动。次年即1928年获批准,是当时国内最先立案的第一所教会大学。继金大立案之后,其他教会学校先后呈请,其中最晚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该校因圣公会主教、美国传教士持怀疑态度,一直拖到1947年涂羽卿担任校长后,始向中国教育部注册立案。名义上中国人当了校长,实权,尤其是经济大权,依然掌握在美国教会手中。我这位中国校长,几乎很少过问。

立案后,我本着革新的精神,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及教学进行了—些调整与改革,以适合我国国情。主要是贯彻科学精神,实行教学、研究、推广的“三一制”(即三结合)。重视发扬“共和”精神,如成立校务会常务委员会,十多位常委几乎每周有一两次集会,讨论、研究校务,并对各项重大措施制定决策。这种共和精神,体现在学校的各个方面,包括学生有自己选课方便的学分制。她是金大师生长年累月积聚起来的一种精神力量,是推动金大不断前进的主要因素。概而言之,即爱国主义思想、学术自由思想。

立案后,理事会改为校董会,增加了中国籍校董的比例,使中国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二,美国人占三分之一;又将各院院长、系主任及各级领导逐步改由中国人担任。教职员工中,中国人的比例也大大增加。实行这种措施,曾遇到不少困难,但在全校师生支持下还是完成了这一改革。这在当时的教会学校中,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

陈裕光(1893~1989年):化学家、教育家。字景唐,生于浙江宁波。1905 年入南京汇文书院(金大前身)附中,1911 年考入金大化学系,1916 年因成绩优异由金大选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攻读有机化学,1922 年获博士学位,本着“教育救国”的抱负回国任教,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化学系主任,并两次担任代理校长职务。1925年回到金大,1927年开始长校,在学校努力发扬以“爱国主义思想、学术自由思想”为本的“共和精神”。直到建国前夕,是金大历史上在位最久、贡献最大的校长。

17、1928年A:废都怪胎

1927年,北洋政府因为连年军阀征战,国库空虚;且因为各大学科系重复设置,资源重复浪费,便下令将北京9所国立大学合并为京师大学校。

年尾国民政府北伐完毕,南京教育部计划采取法国拿破仑时代的大学院制(拿破仑时代全法国只有一所帝国大学,该帝国大学除负责大学教育外,还身兼教育部功能,管理各级学校),将全国分为数个大学区,各设一所大学,先在北平、江苏、浙江、广州试办。在北平,除先前北京9所国立大学外,天津的北洋大学、河北保定的河北大学亦在合并之列,预定组成国立中华大学。旋因北京大学抗议,改为组成国立北平大学(1928年)。

北京大学文学院、保定河北大学文科合并为“北平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大齐。

北京大学理学院改为“北平大学理学院”, 院长王星拱。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法政大学、保定河北大学法科、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合并为“北平大学法学院”, 院长谢瀛洲。

北京工业大学改为“北平大学第一工学院”,院长俞同奎。

天津北洋大学、天津工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院长石树德。

北京农业大学、河北大学农科合并为“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崔步瀛。

北京医科大学、河北大学医科合并为“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徐诵明。

北京师范大学改为“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院长黎熙,后改张贻惠。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合并为“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院长徐炳昶。

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改称“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徐悲鸿。

另外,北京俄文专科学校改为“俄文专修馆”,北京大学预科改为“北平大学文理预科”。还有国学研究所,分别由段憩棠、刘复(半农)、沈兼士主持。

不过北京大学师生持续反对,经过一两年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北京艺术专门学校、保定河北大学、天津工业专门学校、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先后退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另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保定河北大学农科改为河北省立农学院、保定河北大学医科改为河北省立医学院,天津工业专门学校改为河北省立工学院,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改为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后于1938年被废)。至此,国立北平大学只剩下医、农、工、法、女子文理5个学院,国立北京大学则拥有文、理、法3个学院。

抗战时期,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大学3所学校内迁,合办西北联合大学。伪政权在北平开设伪北京大学(有文、理、法3个学院)及伪北平大学(有医、农、工3个学院)。之后,伪政权将伪北京大学及伪北平大学合并为伪北京大学(有文、理、法、医、农、工6个学院),抗战胜利后,伪北京大学被改组为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理学院为第一分班,文学院为第二分班,法学院为第三分班,农学院为第四分班,工学院为第五分班,医学院为第六分班 (第七分班是伪北平师范大学,第八分班是伪北京艺术专门学校) 。

1946年国立北京大学复校,接收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一、二、三、四、六分班,第五分班改为国立北洋大学北平部;1947年国立北洋大学北平部亦并入国立北京大学。

另外,1949年以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演变为北京师范大学,河北省立农学院演变为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省立医学院演变为河北医科大学(迁石家庄),河北省立工学院演变为河北工业大学。

[附文]特殊年代产物

北京在曾经的文化古城时期,地名改为“北平”,而且成立了一个“北平大学”。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北平大学没有了,消失了。半个多世纪过去,现在人们了解北平大学的人已经不多。青年朋友看书遇到这些旧事时,常常会把北平大学和北京大学混淆起来。因而,介绍文化古城时期的大学概况,就离不开北平大学这一段。

北平大学其实只是一个组合体,而且是一个十分松散的组合体。她不是一个学校,也不在一个地方,是在一个时期,隶属于一个校名的几个学院。

当时的大学体制,每个能称作“大学”的高等学校必须要有3个以上的学院,且每个学院又必须有3个以上的学系。而对于一个毕业生来来,“大学文凭”与“学院文凭”不只是名义上的好听不好听,而且在正式薪金待遇的规定上也大不一样。因而,把几个学院组合起来,共同戴一顶“大学”的桂冠,而且又是“国立”的,这对学生、教员、校长来说也都是各有利弊的。对学生来说,利多些;对各校校长来说,就不免还有不便之处。

北平大学是5个学院的组合体: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法商学院、女子文理学院。这5个学院各有各的校址,各有各的历史。

工学院:校址在西北城北沟沿祖家街端王府夹道。光绪二十九年筹建京师高等实业学堂,翌年于神机营分所建校舍,绍英为监督,由农工商部直辖,分机械、电气、矿学、化学4科,学生先补习2年,再转入正科3年毕业。民国元年改为高等工业学校,改隶教育部,校长洪鎔,分机械、电气、化学3科,后又增机织科。民国十二年改组为工业大学,十三年开学,俞同奎任校长。民国十七年北平大学成立,改为北平大学工学院,院长先为马君武,后为张贻惠。

医学院:最早为前清医学实业馆,地址在和平门外虎坊桥西北,正门在后孙公园。民国以后,汤乐和创办医学专门学校,后门在八角琉璃井。有解剖实验室、化学实习室、病理组织实习室、内科检查室、助产练习所等。民国十三年改为医科大学,洪式辟为院长。民国十六年改名为国立京师大学校医科,翌年改为北平大学医学院,徐诵明为院长。民国十八年拨背阴胡同审计院旧址筹办附属医院,是当时北平仅次于协和的一所设备较为完善的医院。徐任平大校长后,医学院院长吴祥凤继任。

农学院:前清宣统元年,学部奏拨望海楼附近罗道庄官地一段,兴办农科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农科。民国元年校舍落成。民国三年改为农业专门学校,分农科、林科,有图书馆、林场;农科分农业经济学、农业化学、植产学、牧学4门,林科分林政学、造林学、利用学3门。民国十一年,购南口三岔峪等处土地1100亩,筹建第二林场。民国十二年改组为农科大学,制定组织大纲,设农艺、森林、畜牧、园艺、生物、病虫、农业、化学等系。民国十八年扩充,现在国宾馆的钓鱼台即为其院址。因为钓鱼台在辛亥后还是满清宫廷内务府掌管的产业,溥仪未出宫前把这里赏了陈宝琛,陈宝琛在此请过客,作过诗。如今一下子竟成了农学院院址。伪满时期,溥仪曾委托他的代理人要求收回,为此还闹过交涉。民国十九年农学院增加预算。时许璇任院长,后刘运筹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