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如竺可桢在就任声明中所言。他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竺可桢还曾反复强调，办好大学有3个关键要素：教授、图书仪器和校舍建筑，而在这三者之中，教授又最为重要。
结果，竺可桢手下，有一批“听听名字就令人神往”的教授。这些人大多性格独特，气度不同，却都对竺可桢服服帖帖。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的人品一如他老家绍兴的白墙黑瓦，一派日月山川般的磊落明静”。也有人认为，这得益于他作为科学家所强调的“只问是非”的科学精神。
当时时局动荡，学校内有各种政治力量。竺可桢坚持学术独立、教育独立，总是力排政治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就任校长时，他曾提出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
他认为，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重要一点，是学者、学生要有独立的思想；并经常提醒大学生“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他告诫学生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考、不肯盲从”的习惯，反对学生参加任何党派之争，也不主张各种政治派别在学校活动。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
不过，有一次，学生不顾学校阻拦，冲上街头游行。面对军警们荷枪实弹，竺可桢举起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虽然他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学生受审，他也一定要到庭旁听。在1949年夏国共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冒着生命危险，坚决反对了国民党特务在逃跑前对左派学生下毒手。
书评家马勇曾感叹，在当时流乱的时局下，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就此垮台，相反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民族复兴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种子。毫无疑问，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有一批有见解、有能力、有高尚人格的大学校长。
浙江大学迁址途中，每到一地，即结茅架竹，搭屋建棚，图书仪器一箱箱开出来，按时开课。学生黎明即起，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极其贫苦，但这段时间，成为许多学生一生最难忘的时光。
而当时的竺可桢，总是以高尚的道德鼓舞学生。他的一名学生年迈时接受记者采访，有些陶醉地回忆这位老校长的话：“好似杏花疏影里响起的笛声，那样嘹亮与悠扬，将日月星辰都打开了。”
一位浙江大学毕业生曾说：“这种传薪播火、荜路蓝缕的学术使命感和文化责任感，远非职业精神、敬业精神所能涵括。它使我们体悟了竺可桢校长关于大学是‘社会之灯塔’之谓。”
1949年4月杭州解放前夕，竺可桢领导浙大师生，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同时电告国民党政府，坚决拒绝迁往台湾。他一个人隐居上海，闭户谢客。
到竺可桢60岁时，浙江大学的学生送来锦旗，上写：“浙大保姆”。
26、1936年B：军校之母
她是一个独特的大学，没有教室、没有图书馆，甚至没有正常的教学环境，但是她吸引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各地无数的知识青年。她在中国最苦难的时期，培养了一大批军事、政治人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领导中国人民经历了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毛泽东时代以及邓小平时代，深刻地影响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所以，她被称为中国20世纪影响最大的10所大学之一。
抗日军政大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成立，当时仍沿用江西时代“红军大学”的名称；后迁到保安，1937年1月迁到延安。芦沟桥“七七事变”后，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副校长。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还亲自为抗大制定了著名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
“抗大”第一期学员约300人，他们都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抽调出来的干部，其中有的担任过军长﹑师长等职务，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从第二期起，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学员人数激增（其中包括来自全国的几百名知识青年），汇成具有1000多名学员的学校。从第三期起，学校成立了军事队，加强了军事教育和军事生活。随着人员的增加，校舍困难。三期学员自己动手，在半个月内挖掘了170多孔窑洞，开辟出近千人的校舍。第四期学员人数增加到近5000人。
毛泽东在“抗大”成立3周年时说过：“抗大是抗日的，抗大的目的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为使“抗大”教育更能适应抗战的需要，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抗大总校分批从延安挺进敌后，经过晋察冀进入太行山区办校。1939年后，抗大总校迁往东北，改建为“东北军事政治大学”。在敌后艰苦复杂的环境中，抗大教职学员经常参加反对敌人扫荡的战争，并克服各种物质生活上的困难，受到了很大的锻炼。
“抗大，抗大，愈抗愈大”。在1938年底至1945年春，“抗大”先后在晋东南、晋察冀、山东、延安、淮北、苏北、晋绥、淮南、苏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建立了10个分校和太行、太岳分校。抗大有教职员共1000余人，其中包括校务部﹑训练部和政治部等各方面的干部。全校学员最多时有1万多人，其中有女学员1000多人。女生队除了一般的军事政治教育之外，还有妇女问题和妇女运动等科。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还提出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教育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全校师生都遵循这些原则，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抗大”的政治教育内容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等基本理论，还有国内外形势以及统一战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教育。
政治教育是抗大教育的中心。“抗大”不仅重视政治教育，也同样重视提高学员的军事素养。根据不同对象，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近战、夜战和射击、刺杀、投弹等战术技术训练，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1939年深入敌后办学之后，“抗大”各分校更是一边学习一边战争，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经过实际的锻炼，使许多青年入校之后，很快就成长为能文能武的干部。
“抗大”把培养学生“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等优良传统作风，作为教育训练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在敌人封锁，物质生活十分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抗大师生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一面学习，一面生产；自己动手，开荒种地。
“抗大”的教育方法是：“少而精原则”、“理论与实际联系”、“军事﹑政治﹑文化并重”、“集体研究讨论”、“互相帮助学习”、依照“教育计画”学习，等等。
“抗大”每期学习期限为 4～8个月。在军事队中，军事技术战术训练和军事操课时间占全部学习时间三分之二，政治课占三分之一。在政治队中，政治课占三分之二，军事课占三分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抗大”先后培养了20多万军政干部，其中有身经百战﹑统率千军万马的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和各级指挥员；也有深入敌后、带领群众开展斗争的各级干部。这一大批将军和干部，对于中国人民子弟兵的发展壮大，对于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抗战后，各大战略区以抗大为基础，先后成立了军事政治大学，其中大都转为现在的解放军院校，即她是解放后诸多军事院校的母亲、源头。
27、1919～1936年：处处开花C
[甘肃省立兰州高等工业职业学校（1919年），兰州理工大学前身之一。山西大学医科（1919年），山西医科大学前身。广州市立师范学校（1921年），华南师范大学前身之一。江西省立商业学校（1923年），江西财经大学前身之一。河南大学理学院（1923年），河南师范大学前身之一。东北大学部分资源（1923年），四川师范大学前身之一。私立青岛大学（1924年），中国海洋大学前身之一。大夏大学（1924年），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24年），新疆大学前身之一。东陆大学工学院（1925年），昆明理工大学前身之一。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1926年），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之一。上海东南医学院（1926年），安徽医科大学前身。燕京大学音乐系（1927年），中央音乐学院前身之一。国立音乐院（1927年），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国立艺术院（1928年），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安徽大学（1928年），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广西大学（1928年）。重庆大学（1929年）。湖北省立乡村师范学院（1930年），湖北大学前身。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1931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卫生学校（1931年），中国医科大学前身之一。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调剂班（1931年），沈阳药科大学前身之一。温州师范学校（1933年），温州师范学院前身之一。广西省立医学院（1934年），广西医科大学前身。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1936年）、福建省立农学院（1940年），福建农林大学前身。]
1/1919年创建的甘肃省立兰州高等工业职业学校，1958年与兰州城建工程学校组建兰州工学院；同年甘肃交通大学并入，正式定名甘肃工业大学；不久取消此名。1965年，从东北重型机械学院和北京机械学院迁来部分专业，又从湖南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调来部分教师，再重新组建甘肃工大；2003年，该校再次改名兰州理工大学。
2/创建于1919年的山西大学医科，是全国建立较早的医学院校之一，1946年成为国立山西大学医学院；1953年成立山西医学院，1996年改名为山西医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