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37年：烽火中诞生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兼有部分理工学科的“985工程”、“211工程”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学校的前身是1937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延安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1939年，延安）、北方大学（1946年，邢台）和华北大学（1948年，河北正定）。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为造就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满足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37年7月底决定创办陕北公学，并于8月任命成仿吾为陕北公学校长兼党组书记。陕北公学实行党团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直属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领导，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创办的一所革命的大学。陕北公学的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为此制定了“帮助青年获得抗战中实际工作的方法与民族自卫战争的最低限度的理论基础”的教育方针，并根据“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原则制定教学计划，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教学内容少而精、教与学一致确定为教学工作的原则。在办学过程中，陕北公学形成了“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风。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曾多次来校参加庆典作报告。办学2年，陕北公学共培养6000多名学生，吸收3000多名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陕北公学教育的伟大成果，是陕北公学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不朽贡献。
1939年夏，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日寇、国民党顽固派加紧进攻解放区。6月，中共中央决定由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4所学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开赴华北敌人后方办学。7月7日，华北联大在延安宣告成立，成仿吾继任校长，实行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设社会科学部、文艺部、工人部、青年部。华北联大的教育方针是：为革命实际斗争的需要而培养革命干部；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贯彻少而精和通俗化的原则。校训是“团结、前进、刻苦、坚定”。华北联大实行军事化管理，培养出来的干部能适应在战争条件下工作的需要，它是中共在敌后办起的第一所高等学府，被誉为“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
1年后，学校向正规化方向发展，将各部改为学院，设社会科学院，下设法政系、财经系；教育学院，下设教育系；文艺学院，下设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文学系；工学院，下设机械系、采矿系。除原有专修科外，增设了本科和预科。后成立法政学院、群众工作部、中学部。这时全校共4000多人，其中学员 3000 多人，是华北联大的鼎盛时期。
1950年10月3日，以华北大学为基础的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著名教育家吴玉章、成仿吾、袁宝华、黄达、李文海先后担任校长。
人大是中共志士勇于革命、创立新中国的产物。自成立之日起，中国人民大学广大师生便发扬“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的优良传统，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勤俭办学，艰苦奋斗，积极探索，求真务实，使学校成为我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教育研究的重要基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人大的文科与北大并列第一，各有千秋。
今天的人大，拥有6个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居全国高校第一；拥有13个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居全国高校第一；拥有全国重点学科25个，总数居全国高校第五，其中社会科学居全国高校第一。在连续6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中，人大获选16篇，在人文社科领域居全国高校第一。在由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高校学科评估中，人大的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5个一级学科整体水平排名全国第一，总数居全国高校第三。
中国人民大学师资力量雄厚，已故老一辈著名革命家、学者、作家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吴玉章、成仿吾、范文澜、艾思奇、丁玲、何思敬、何干之、何洛、胡华、尚钺、吴景超、李景汉、安岗、石峻、缪朗山、李秀林、徐禾、塞风、许孟雄、孟氧、佟柔、戴世光、刘铮、查瑞传、苗力田、高鸿业、吴大琨、萧前等为学校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以“国民表率、社会栋梁”为人才培养目标，充分发挥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全国高校数量最多、门类最全、综合水平最高的优势，积极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层次的理论型、应用型、管理型人才。从陕北公学至今，学校一共培养了18万名各类高级人才，包括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企业家、哲学家、教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各级党和政府高级领导干部以及新闻、法律、文学艺术工作者和其他优秀人才，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大的美誉有：“中国文科类院校排头兵”、“中央第二党校”、“中国官员的摇篮”、“中国富翁的摇篮”、“中国律师的摇篮”、“中国记者的摇篮”。
1950年人大正式成立时，真是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大学，即令北大、清华亦有所不如，排名一直稳居第一。当时北京四大名校，其顺序是“人北清师”；而现在却成了“北清人师”。1952年院系调整，人大分出许多学科与师资（包括今天的中央音院、中央戏院、中央美院、北理工、北外、外交学院、中国政法等校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中国农大、北航、北医（今已并入北大）、北科等校的一部分，甚至北大、清华、北师大的一部分，同时人大也从其他院校“吃”进了一些学科与师资），成为一所纯粹的文科院校，实力大为减弱；“文革”十年浩劫人大又长期停办，更是一片凋零。直到1977年，在邓小平的关心下才得以复校，但元气已大伤。
人大是我的母校，我对她有既深刻又复杂的感情。“我爱母校，但我更爱真理。”这是我曾在自己一本专著《后记》最前面的一句话。
人大校训：“实事求是。”
人大办学理念：“人民、人文、人本”，“大师、大楼、大气”，“真情、真想、真干”。
吴玉章（1878～1966年），无产阶级教育家。出生于四川荣县。1903年留学日本，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到法国，1917年回国，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选送留法学生近2000人，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等留法学生都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五四运动时期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1922年到1924年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校长，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组织马克思主义团体。1927年赴苏联，在东方大学等校学习、任教。1938年回国参加民族抗战，出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以花甲之龄为国培养各类人才，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1948年任华北大学（人大前身）校长。次年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筹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人大成立，任第一届校长至最终，长达17年，桃李遍天下；兼任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全国教育工会主席、中国自然科学普及协会主席等职。
毛泽东赞誉吴玉章：“几十年如一日，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邓小平高度评价吴玉章：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
玉章懿行，高山仰止，伟人虽逝，精神犹存。
[附文1]北大是李白，清华是杜甫，人大是白居易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年届耄耋的季羡林老先生曾说：“清华好比中国古代‘诗仙’李白，北大则好比‘诗圣’杜甫。”季老在这两所著名学府中学习、工作、生活了多年，从燕园到清华园，世纪沧桑，阅历无数，他的话自然很有道理。且听他分析说：“清华建于1925年，受当时资本主义的影响深些；而北大从大学堂到国子监，一直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对传统文化的禀承使之文化积淀深厚，缺点就是封建的东西多了点。清华的特点是清新俊逸，北大的特点是深厚凝重。”两校风格的不同来自其基础的差异。
而我在这里把北大比做李白，把清华比做杜甫，是从目前两校的学科特色、学生个性来说的。建国以来多年里，北大都以文科为优势，学校充满人文色彩，崇尚民主自由，教师学生均奔放热烈，想象丰富，性情鲜明，与李白更接近。相反，以理工科为主的清华，风格（不管做学问还是做人）力求严谨、规范，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堪称杜甫门生。
如果说北大像李白、清华像杜甫，则同样位于首都北京、且就在北大清华附近的中国另一所名校人民大学就是白居易。中国人民大学也有着自己鲜明的办校特色。这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著名学府，倡导实事求是，作风质朴、务实、练达，像极了白居易。
北京大学作为我国文理综合大学的第一号，其文科方面的中文、历史、哲学、外语，理科方面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等等，诸多学科于基础理论研究上的造诣，都在全国具有崇高并且是无上的权威性。当然，北京大学是我国最著名的高校，专业设置最完整，规模最宏大，水平也是最全最高的。数十个文科、理科国家级重点专业，无人可比。学校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其民主、自由、宽松、人文的风气，很适合做学问。许多大师级的教授云集于此，代代薪火相传；每年各省市的大部分高考“状元”、“榜眼”、“探花”都投奔此地。而其校园内的湖光塔影、古典园林，亦令千千万万学子心仪不已。
清华大学是另一座享有世界声誉的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媲美，乃“泰山北斗”，双子星座。它曾经是我国的国学中心，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既有深厚的中国历史传统，同时又有浓郁的西方色彩。其工科专业方面教学、科研的实力之强之全，在国内高校中无出其右，工程建筑、土木水利、军事工业、计算机学、动力机械、自动控制、电工通讯等等，都是我国一流的。工商管理硕士专业也是国内最好的之一。近两年合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又使它增添了许多艺术气氛。学校严谨、紧张的学术风气，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良精神，也令人景仰。水木清华、荷塘月色，环境幽静美观。而朱镕基、胡锦涛、李铁映、杨振宁、李政道等清华校友的名字，让人简直是如雷贯耳。
如果说北大是传统文科最好的大学，那人大就是现代文科最好的大学。虽然说人大与北大都是国家级文科人才培养与科研基地中中文、历史、哲学等学科都具有的屈指可数的几所大学之一，但是人大在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中共党史、法学、管理、金融、新闻、人口、统计、会计等方面的实力更强，其国家级重点学科数、博士点数比北大还多，是真正的中国第一。另外，作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人大的政治与革命气息是最浓的，所以在中央各部委的行政干部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新闻机构中，人大的校友最多。
我曾在一篇题为《北大、清华、人大新“三国演义”》的小文中写道：
1——北大是改革旧体制、由封建时代向民主时代强行过渡的收获。清华是屈辱与开放、失败与进步的共同结晶。人大是中共志士勇于革命、创立新中国的产物。
北大是文理综合大学的排头兵。清华是理工大学的排头兵。人大是文科大学的排头兵。
北大像图书馆，清华像实验室，人大像大商场。或者说，北大像公园，古典式；清华像教堂，西洋式；人大像机关，新中国式。
北大的校园结构有些凌散。清华太大，环卫略欠。人大位置太靠近商业区，有扰教学。
北大面积适中，但略显乱。清华太空旷、幽僻。人大太拥挤。
2——北大学生穿“黄袍马褂”（古典式）。清华学生西装革履（西方式）。人大学生穿“中山装”（革命者型）。
北大学生好出国。清华学生好升研。人大学生好从政。
北大学生头发长而乱。清华学生戴高倍眼镜。人大学生佩BP机（现在可是最先进的手机了）。
北大学生头昂向天。清华学生头低向地。人大学生双目平视。
北大学生“狂”——才气纵横。清华学生“傻”——大智若愚。人大学生“精”——务实灵活。
北大学生聪明。清华学生英明。人大学生精明。
北大学生生活在精神世界里。清华学生生活在专业世界里。人大学生生活在世俗世界里。
北大学生是才子型。清华学生是科技工作者型。人大学生是公务员型。
3——北大、清华、人大都位于人文荟萃、名家云集的首都北京海淀区。这是全国的主要文教中心。三校相距不远，中间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硅谷”中关村。布局恰到好处。
从历史渊源说，北大、清华较靠近；从院系交流说，人大、北大较靠近；从专业互补说，人大、清华较靠近。三校关系密切，往来频仍，互相促进，共同形成一个文化气息浓郁、教育体系雄厚的中国巨大高校群落。
北大、清华、人大，代表着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流水平。他们各有优长，特色互补；三足鼎立，比翼齐飞。
[附文2]“人大是我的祖国”
《人大是我的祖国》是我的师弟彭凯雷一首诗的题目。彭凯雷是人大新闻系95级、99届学生，著名的人大“十三月”文学社前社长、校园诗人，如今在香港《文汇报》工作。他在他的个人博客上写道：“1998年曾与李子迟、迟宇宙、沈浩波等创办《诗中国》、《诗生活》等。”这说法其实并不完全确切。——前言
当初我为啥第一志愿就报了人大呢？后来我一直在想。这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如果说学校，填北大、复旦不更好么？可我偏偏填了人大！如果说中文系，纵使不填北大、复旦，填北师大、南大不更好么？可我偏偏填了人大！如果说一定要到北京念书，纵使不填北大、北师大（我学的文科，没法去清华），填对外经贸大、中国政法大不更好么？可我偏偏填了人大！纵使填了人大，进新闻、哲学、国政、法律等专业不更好么？可我偏偏填了中文系！也许我命中注定要与人大中文系有这么一段“孽缘”？于是我常常耿耿于怀，后悔不迭。
这倒不能全怪我。高考志愿表上，从第一个学校到最后一个学校，我的所有第一专业都是填的“中文”；只不过，在填学校时，我“投奔”错了“衙门”。人大中文系并不以培养文学创作者为特色，而更多的把眼光瞄准在学生的“综合素质”上——所谓“综合素质”者，诸如文字表达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人际活动能力等，实际上就是成绩好、听话、入党、当个小小的学生干部之类；将来成为综合性的文化工作者——诸如电台、电视台的编辑记者，机关、公司的官员文秘什么的。自然，我是“不合时宜”了。
作为我党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大学，人大强调学生规范、严谨、平和、稳健、实用。这与我的个性化、情感化、一味干自己的事业产生了龃龉。难怪当如今大学毕业离开校园时，我有一种“脱离苦海，获得解放”的暗自狂喜。因为，我再不用做学生了！我再不用住集体宿舍了！我再不用在人大的严肃气氛中受压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