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晚年，王利器仍非常感激傅先生的教诲：“我选定《吕氏春秋》为研究题目，采用注疏体来写论文；并取高诱序意，定名为《吕氏春秋比义》。我拿半天来写论文，半天来读书，主要是读我尚未读过的书。史语所藏书丰富，因得纵观‘群碧楼’藏书，并通读了《大藏》和《道藏》。所里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傅先生指定我作一次报告。我遵命作了《‘家’、‘人’对文》的报告，颇获得傅先生和其他先生赞许。”
王利器从此踏上了治学的新阶段，开始了自己令世人侧目的研究著述之路。问学古人、对策时贤，成了他在中央研究院的主要生活。而作为傅斯年的研究生，入学3年之后（即1943年），他提交出了一份令傅先生满意、令学术界惊讶的优秀研究成果——《吕氏春秋比义》，共24册，用注疏体撰写，并取高诱序意定名，约莫200万言，荣获当时教育部颁发的最高奖。
运恩师灵柩回乡
1941年11月11日，王利器正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里闭门读书，忽然从峨眉四川大学传来乃师向宗鲁先生逝世的惊人消息。噩耗传来，想起昔日和恩师相处的种种情形，王利器悲痛不已。这时，远在家乡巴县龙凤场小湾的向师母牟红仪女士也拍来电报，希望王利器能去一趟峨眉，帮助自己把向宗鲁的灵柩送到故里安葬。王利器不敢耽搁，他立刻拿着电报向导师傅斯年先生请假，辞别赴川。
到了峨眉川大后，王利器见过向先樵、程天放诸先生，办过交涉，学校补发了一个月薪水约300余元，另发派一位校工老史陪王利器一道扶灵去小湾。但是，学校补发的微薄薪金，仅够从峨眉到江津北岸中渡街的费用，包括租船费在内。而从中渡街到龙凤场小湾，还有好几十公里旱路，因为要雇用不少挑夫，走这段旱路所需的费用，比水路行船更高。怎么办呢？王利器一直被这个问题烦扰着，也没有解决的办法。
最终，王利器把心一横，不管了，先上路再说。一行人在平羌江畔登上了船。船入大江，从道土罐过鱼叉寺，一路不断遇着又险又急的恶滩，层层山壁向众人压来，一派萧森严峻的肃杀景象，令人望而生畏。幸亏掌舵的太公是川江行船的老手，两个艄公一左一右，也是精明强悍的人物；太公大睁双眼，紧盯奔流，极为熟练地把小船借着水势晃来放去，两个艄公也东一篙、西一篙地点个不停。经过大家同心协力地合作，一叶扁舟在急浪之间随波逐流，终于平平安安地通过了各处险滩，到达目的地宜宾。这时，后面的路费又成了问题。
在此之前，王利器曾为重庆一个财阀写过墓志铭，获赠了一笔为数可观的润笔之资。他将这笔钱作为股金，与几个朋友合伙在江津开设了创业银行。为解燃眉之急，王利器索性搭乘小火轮到江津，把全部股金抽出作为后面的路费；又在横街子找到经营烟业生意的亲戚赵楚翘打点劳力。不久，他们组织起一班36人的苦力队伍，或抬灵柩，或挑书箱，与老史和太公等会合后，浩浩荡荡地上路了。
到了小湾，见过师母和太老师，安置好灵柩，布置好了灵堂，此事才算完结。这段历时一个多星期、行程500多公里的艰难旅程，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王利器于是大松了一口长气，心里默默念起晋荀息的一句话：“死者反生，生者不愧。”
时在成都的庞石帚先生听闻这件事，写了寄调《木兰花慢》词以记之：
“傍青峰望远，乱云外、故人稀。似海燕飘零，荒椽愁寄，残社须。征衣。对花溅泪，梦羌村、何地浣尘缁。眼暗黄垆旧影，鬓添明镜新丝。峨眉。多事买筇枝，山鹤怪眠迟。剩灯床乱帙，礼堂谁写，穗帐空披。凄凄。一棺水驿，费侯芭、双袖万行啼。魂断平羌月冷，夜深来鉴虚帷。”
词中情谊凄切动人；更以侯芭负土起坟、安葬杨子云事为典故，盛赞王利器“行芳而名高”。
【名家小传】
王利器（1912—1998），字藏用，号晓传，四川省江津县（今属重庆市）人。现当代著名学者，国学大家。
7岁入家办庭训学校，读四书五经古诗文。20岁考入江津中学初中，后入重庆大学高中部，毕业后在达材学校教书半年。1737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与王叔岷成为同学。本科毕业后，于1941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哲学组，师从汤用彤、傅斯年读研究生。1944年任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讲师，兼成华大学教授。1946年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图书馆学系讲师、副教授。1952年任北京政法学院副教授。1954年调入人民出版社，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西北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学会顾问、《红楼梦学刊》编委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下放劳动，仍矢志不渝，锲而不舍，偷闲读书，埋头著述。“四人帮”垮台后，接连出版多部著作及发表大量论文。
王利器治学受乾嘉学派的影响，以实事求是、理论兼赅为主，不求速成。长于校勘之学，著有《风俗通义校注》、《新语校注》、《吕氏春秋比义》、《文心雕龙新书》、《盐铁论校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越缦堂读书简端证校录》、《文心雕龙校证》、《文镜秘府论校注》及《王利器自传》等30余种，另外发表古典文学论文100余篇。其著作被港台出版机构翻版者约在10数种以上，国内外报刊对其著作及人品评论推崇者甚多。
王叔岷在北京大学史语所：扎实钻研，谨慎发表
王叔岷从四川大学来到北京大学的历史和语言研究所，初次见到业师傅斯年先生时，其学识之渊博、言谈之风趣、气度之高昂，令他震惊而敬慕。对于王叔岷呈上的诗文，谈到自己准备研究《庄子》一书，傅斯年却严肃地说，“研究《庄子》当从校勘训诂入手，才切实。”要求他先把“才子气”洗干净，在3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
来到史语所深造
据当时同在北京大学史语所学习的任继愈先生后来回忆：“我读北大文科所，做的论文是《理学探源》。理学是宋朝的事，但探源就探到隋唐去了，就涉及到佛教，要用《大藏经》。当时文科所在昆明，没有《大藏经》，在李庄的史语所有一部。文科所和史语所都是傅斯年主持，我就随史语所到李庄去待了半年，那个时候王叔岷也在那里。”
隔绝几十年后，王叔岷与任继愈等老同学聚会北京。在王叔岷先生的回忆录中，特别写了一首小诗纪念这次会面：“栗峰文史集英才，北大愚生老大回。故旧重逢惊岁月，暂时谈宴亦心开。”
王叔岷诗中说“栗峰文史集英才”，“栗峰”就是指的李庄。史语所在李庄的栗峰山庄，指板栗坳。李庄是大地名，包括市区及郊区。史语所租用当地官绅的一处庄园，地名即板栗坳。板栗坳内部又分别有柴门口、田边上、门官田、桂花院等院落。
那个时候，他们在一个食堂吃饭，几个人一桌。董作宾先生有家属，有时也在大食堂用餐。傅斯年所长兼任中研院总干事（相当于秘书长），代表蔡元培院长执行中研院的行政职务，常住重庆。董作宾是历史组的组长，代理傅斯年主持史语所行政职务，包括财务等。
北大文科研究所在昆明恢复招收研究生，一共招了2届。第一届招收了10名研究生，语言组有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文学组有阴法鲁、逯钦立，哲学组有任继愈、王明，史学组有杨志玖、汪籛、阎文儒等；首届研究生阴法鲁、王明、汪籛与阎文儒留在昆明，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逯钦立、任继愈、杨志玖等则随同史语所前往四川。第二届招收20名研究生，其中魏明经、李埏、程溯洛、王永兴、王玉哲、王达津、殷焕先、董庶、高华年等前往昆明求学；李孝定、王叔岷、王利器、胡庆钧诸生就直接到李庄板栗坳完成学业。
任继愈回忆说，当时的研究生笔试之外还有口试。陈寅恪是詹锳的主考教师。口试的时候，陈先生提的问题，詹锳回答得很好；但陈先生就接着再提，直到詹锳答不上来。当时报考时要提交论文，没有论文不能报考。先看论文，论文通过以后再笔试。跟任继愈同一届的周法高，答辩的时间很长。外国人喜欢在会间吃茶点，抗战期间的中国没这条件，就吃点包子吧。周法高很有才，也很放得开，一边吃着包子，一边回答问题。
那时的研究生，有2位导师，一位是本专业的，一位是外专业的。学中国传统学问的，要配一个专攻外国学术的导师；读书也是这样。任继愈的导师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副导师是贺麟先生，一中一西，两个人都给他指定了好多参考书。王叔岷也是2位导师，正导师是傅斯年，副导师是汤用彤。汤用彤在昆明，王叔岷未去过昆明，经常指导他的是傅斯年。史语所的一贯学风，对王叔岷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