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小传】
陈裕光（1893—1989），号景唐，生于浙江宁波，自幼随家迁居江苏南京。我国著名化学家、教育家，毕生致力我国的教育事业和化学事业。1905年入南京汇文书院附属中学成美馆求学，1911年毕业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化学系，于1915年毕业。因成绩优异，1916年由金陵大学选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攻读有机化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留学期间，曾担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并参加美国化学会；1919年创办《中国留学生季刊》（中文版》、《留美中国学生月刊》（英文版）。本着“教育救国”的理想，1922年夏回国，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及系主任、教务长兼学校评议会主席、代校长。1925年回到母校，受聘为金陵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教授。1927年10月被聘为金陵大学校长，是第一位担任教会大学校长的中国人，直至1951年。
1956年，陈裕光在听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立即写信给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安排自己的工作。同年3月，他参加了上海市轻工业局试验所的筹建工作。1958年，担任该所塑料加工研究室化学顾问，同全室人员一起研制成功聚氯乙烯人造革及泡沫塑料。后又根据化工部要求，试制用酒精制造乙烯，以合成聚乙烯、聚氯乙烯、聚苯乙烯三大树脂；他收集和翻译了许多国外资料，进行技术指导，使研制工作顺利进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受到冲击，在美国的子女、亲友多次劝他去美国定居，但他不去。1978年11月恢复名誉，落实政策，并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1982年，陈不顾90岁高龄，赴美访问，向亲朋好友介绍祖国发展的情况，劝说一些校友回国讲学。1987年担任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顾问。1989年4月19日病逝。
叶企孙与清华学堂：笃信科学，创建学会
1926年初夏，清华大学科学馆门口。一排左起郑衍棻、梅贻琦、叶企孙；二排左起施汝为、阎裕昌、王平安、赵忠尧、王霖泽
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部分师生在科学馆前合影，二排左三为叶企孙
叶企孙教授
1998年，在纪念叶企孙诞生1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92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科学史博士导师钱临照教授，对叶企孙的一生作了一个很中肯的评价——他是物理学家的光荣，是教学工作者的光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作为一代大师，青年时代的叶企孙就有着中西结合、传统与现代并融，以及科学救国的抱负。
考取清华学堂
1993年4月25日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第一次报道了叶企孙为冀中抗日所做的贡献；并介绍他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王淦昌、赵九章、钱三强等科技精英的事迹后，社会反响极为强烈。清华大学的数万名师生这才第一次知道，清华曾经有个叶企孙，而且此人还创造了如此显赫的功绩。
叶企孙生于中国近代最大的城市、工商业中心和国际开放门户——上海，其曾祖蔼臣公曾于清朝道光年间为官，晚年精修礼学，分纂《同治上海县志》；其祖父叶佳镇曾得国子监簿街，官至五品；其父叶景澐于1984年中甲午江南乡试第15名举人，国学造诣很深，藏书七八千册；对西洋现代科学及其应用亦多涉猎；曾著文宣扬沈括倡议的历法，能指出28宿位置及图形；后偕黄炎培等赴日考察教育约半年；1905年任上海县立敬业学堂校长，兼养正学堂校长，后任清华学堂国文教员、上海教育会会长等职。
叶鸿眷自幼聪颖过人，其父亦对其教养从严——年少识字，稍长即攻读经书，塑造其终生的儒雅气质。其父一向推崇西方近代科学及应用，并具革新思想，叶鸿眷深受影响，“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才能治国平天下”。
1907年，9岁的叶鸿眷到父亲主持的上海敬业学堂读书。入校时，学校已设有“西算”、“理化”、“博物”等课程，这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也使他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各科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11年初，清政府将原来负责派遣留学生的游美学务处改为清华学堂，同年2月招生，4月29日开学。时年不满13岁的叶鸿眷，在父亲鼓励下报考清华学堂并被录取，成为其第一批学生。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华学堂停课，叶鸿眷就读于江南制造局兵工中学。1913年夏，清华学堂在上海恢复招生，改名为清华学校。叶鸿眷改名叶企孙，再次报考并被录取。
传统与现代并融
叶企孙出生于上海市南市区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聪颖过人，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因其7岁丧母，父亲备加疼爱；但养教从严，不但亲自教他启蒙识字，稍长后又让他攻读经书。这种书香家风，使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基，也塑就了他的儒雅气质。
值得一提的是，其父虽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但处于清末乱世，头脑清醒、见识非凡，推崇西方近代科学及应用，并具革新思想。在父亲言传身教之下，叶企孙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他的天资聪慧；叶父更是对他寄予厚望，亲自教他启蒙识字，学习诗书典籍。叶企孙在父亲的思想影响下，不但奠定了扎实的国学基础，也具有了超越时代的眼光，渴望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以强国。年幼的他很早就立下了大志。
从小，叶企孙便把“性格恬静沉毅”，“敬业、笃行、慎思”作为一生进德修业的信条，从而养成了他作为一代科教巨子的独特秉性。他的伦理道德观念，如在家国、父兄、长幼、己群，以至义利、文野等方面，绝对是传统的。
而他的一言一行，也绝对奉行儒家准则。如不论是公开还是背后，提到过世的列祖列宗时，一定要加上“先考妣”3个字；提到在世的父母等长辈时，一定要加上“大人”；陪同父亲外出，一定要说“侍父”或“侍亲”；对于传道授业的老师，他总是礼敬有加；对平辈和朋友，他一贯表现出坦诚与敦厚的古风。
少年叶企孙无论走到哪里，周围总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窗学友，平时盘学论业，亲密无间。他们中间如果有人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不幸，他总是由衷地投以同情，并热情地给予帮助。而且，他总是把别人的优点牢牢记在心里，念念不忘。
作为留美预备班，清华学校教授的主要是中学课程；但很注重对学生进行“全面人格”教育，奉行卓有远见的“三通”教育思想（中西会通、古今融通、文理会通）。正是这样的学习环境，滋养了叶企孙的非凡才华，让他逐渐崭露头角。
而且，叶企孙对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和鉴赏，也颇具功力。他曾深入研读过《诗经》、《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古籍，还做出了详细的读书笔记。叶企孙还是赋作古诗的高手，路遇名胜，兴之所至，常妙语天成。1915年9月，他路过南唐名胜滁州，即兴赋诗：“车出绕滁州，云阴特地愁。传闻今年熟，家家酿美酒。”
青少年时代的科技雄心
叶企孙自幼聪颖过人，并具有高尚的志趣、强烈的求知欲和深严的治学功力。叶企孙在清华求学期间，真正做到了刻苦攻读、寸阴必惜。他读书不但系统、仔细、有着明确的目的性，而且常常是夹读夹议，经常要做出心得、札记、述评之类，真正做到了广读、深思、博察。
在清华，年轻的叶企孙表现出了非凡的学术能力。早在1914年，他就以高中二年级的程度，完成了学术论文《考证商功》。1916年10月11日，他在《清华周刊》第82期上发表了另一学术论文《革卦解》。从10月25日起，他在《清华周刊》上连续发表他的学术力作《天学述略》；同年12月又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中国算学史略》。此外，《孙子算经择粹演代》、《刘徽九章择粹演代》、《九数通考择粹演代》等，都是他这时期完成的学术专著。
1915年时的叶企孙刚满17周岁，但他却已经以一个成熟学者的姿态，同校内外、国内外的不少出版部门或编纂机构打过交道了。史料表明，此时的叶企孙，已同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及美国的《科学》杂志等建立起了经常性的学术联系。
逐步形成自己的科学思想
叶企孙入清华学校后不久，就在日记中写道：“惜光阴、习勤劳、节嗜欲、慎交友、戒烟酒”。在清华的5年期间，叶企孙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科学思想。1915年7月31日，他在给清华同学刘树墉的一封信中，提出了“清华科学会章程”。章程内容包括研究种类：算学、物理、化学、生理、生物、地文、应用工业和科学史；会员守则：不谈宗教、不谈政治、宗旨忌远、议论忌高、切求实学、切实做事。
1915年3月18日，他听了校医《科学对于理想及实用之关系》的报告，在当日的日记中详细记录：布大夫演说，“先论中国人虽于古时能发明指南车、纸、笔、印刷术、火药及种痘等，然普通人民无科学知识；故虽于文学、美术、哲学及宗教上代有进步，然于科学及制造上，则执迷不悟，故步自封，卒致毫无进步可言。”“又曰科学约分二类，一为理想的，一为实用的。理想科学及实用科学之分古矣，惟至今日，学者日广见闻，日辟新奇。昔之所谓理想，今已成实事。学者乃知理想实用，本无限定，不过因时变迁耳。二者实二而一，理想为实用之母，实用为理想之成，此理想科学所以与实用科学平行而相成也，惟近日趋势，学者每颂爱狄生（爱迪生）而忘奈端（牛顿），一辈子脑力薄弱而恶理者，因随声附和之，于东方亦然，华人视西人学说似痴人说梦话，亦不少见。此吾（布大夫自称）所以斤斤于此，望诸君毋忽于理想科学也。”
从各种迹象来看，叶企孙从少年时代起，就奠定下了科学的（或者说是“唯物”的）宇宙观；他似乎是一个“天然的”无神论者，而且对宗教有强烈的反感。在参加清华外籍教师的葬礼时，对牧师借机大传教义，他就表现出厌烦的情绪。在清华求学期间，他对培根的科学方法与赫胥黎的进化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由此奠定了他的科学精神与思维方式的基础，并最终促使他完成了科学世界观的转型。
叶企孙的科学世界观，不仅表现在对待自然科学研究的态度当中，也表现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事务的方式当中。他力图弄清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一切事，不阿世媚俗，不为私利和官场势力所左右，把科学兴国的想法与实现这个想法的科学思维结合起来，终于使青少年时期的科学兴国梦想变为了事实。
在叶企孙早年的清华生涯中，有一件事情必须提到。1915年9月18日，由叶企孙倡议并与同级同学共同成立了清华校史上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叶企孙还为科学会拟订了详尽的章程、宗旨和工作计划，后来他的设想几乎完全实现了。这个清华校园中的小社团，每2周举行一次科学报告会，由会员轮流作报告。每个会员按照自己的专业、特长，主讲各学科领域的知识信息，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生物与其境遇之关系、菌、通空气之善法、江西之瓷业、捕蝗之法等。
这些青年自己独立举办的科学报告会，其选题的广泛和内容的学术价值，绝不亚于当今大学中的各类报告会。这些报告会，不仅使他们增长了知识，而且锻炼了他们进行学术研究和组织社会活动的能力。近百年以后，李政道博士在追忆此举时指出，这种科学活动，对青年学生的素质培养极有价值。而这一切发生在中国大学的起步之初，发生在中国学术教育的发轫之时，而且是少数青年才俊的自发行为，这不能不让人备感惊奇。
如果把这一事件放在历史的框架中，我们就会充分认识到，以叶企孙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科技先驱，为民族和国家所做出的开天辟地的贡献。在叶企孙成立科学会的前3天，即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倡导理性与科学精神；到了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上，便明确倡导“只有德先生、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至此，科学与民主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与主旨。
史学家认为，“五四”运动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开创了科学与民主的呼声，对国人的历史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严谨地说，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实际上，在五四之前4年，即1915年元月，清华留学生任鸿隽、赵元任等先进的留美知识分子所创刊的《科学》，已经真正科学地阐明了“科教兴中华”这个真理，“然使无精密、深远之学，为国人所服习，将社会失其中坚、人心无所附丽，亦岂可久之道。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
1915年3月2日，叶企孙在清华学校图书馆，见到从美国寄来的《科学》创刊号时，立即被其所吸引。3月27日，他在日记中感叹道：“吾国人不好科学而不知20世纪之文明皆科学家之赐也！”该年的10月5日，清华留美学生在康奈尔大学成立“科学社”，不久后定名为“中国科学社”，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
次年9月，叶企孙寄函美国，报名参加中国科学社，并汇去会费。有史家认为，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科学社团。其实，叶企孙在清华学校创立的科学会，比它还要早1个多月。仅此一事就足证他见识非凡。从青年时代起，就显示出了一个事业家的优异品质。
中国科学社的创建群体和清华科学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受过正规而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训练，他们懂得自然科学语言，有着严谨的科学精神，亲身考察过西方社会的科学文明及其对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所以他们终生从事科教事业，锲而不舍地宣传科学精神，真正开启了启蒙运动的序幕，吹响了同愚昧落后展开斗争的号角。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科学家、科学精神，正是始于叶企孙的年代。
留学哈佛
1918年，叶企孙从清华毕业，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1920年获物理学学士学位；并于同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实验物理大师P·W·布里奇曼（194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21年，哈佛大学教授W·杜安主持一项重要物理实验——精密测定普朗克常数（h），邀请叶企孙和另外两位学者参加。当年3月开始实验，短短几个月，他们就用X射线方法测定h，研究结果在1921年上半年的《美国科学院院刊》和《美国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并沿用了十多年。美国物理学家康普顿在1935年所著书中，称该实验是“一次对普朗克常数最为可靠的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