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寿镛（1875～1945年）：教育家、藏书家、财政经济家。浙江鄞县人，为明末抗清就义的民族英雄张苍水（煌言）的后裔。时任江苏省财政厅长、财政部次长等职，但很快辞退。张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坚持不懈地把光华大学办好，以实现其“百年树人”的理想。他把光华成立称为“生平第三快事”（第一是中举人，第二是娶贤妻）。他常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
张寿镛办学“贵在实行，不尚空谈”，要“说得出，做得到”。从光华当时开设的专业看，除政治、社会、教育、文学和历史等系科外，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发展实业的，包括土木工程、经济、会计、银行、工商管理等。他反对在培养人才上“闭门造车”，以致“车不合辙”。他主张光华毕业的同学应当力求使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合辙”，这就是他所说的“知行合一”。
光华大学的学生，也像当时所有大学一样，有左、中、右各派。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很有影响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光华大学有个小组，组长是苏灵扬。1933年冬，蒋介石的白色恐怖越来越残酷，上海各大学的进步学生80多人，并有1位教授，于12月21日同时被捕，其中有光华大学学生14人，包括诗人田间、作家周而复等。张寿镛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向当时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力保。张校长主持正义，对校中进步教师也力加保护。1930年，他还保护过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维护人权，批评国民党专制的罗隆基教授。这是很需要勇气的。
光华大学在张校长专心擘划下发展得很快。校基扩大了，又陆续兴建了科学馆、体育馆、健身房、疗养院、实习工场，丰寿堂等。可惜在抗战中，“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日军入侵上海，光华的校舍全部为日军炸毁。但学校转入租界，仍坚持赁屋上课，未曾间断。
同时，张寿镛校长和校董事会商议，决定将一部分学校内迁入四川，成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他自己还于1938年亲自入川办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公共租界。张校长毅然决定，在上海的本部不再公开招生，对外改为两个学社，一名“诚正文学社”，即原文学院；一名“格致理商学社”，即原理学院和商学院；“壬午补习班”，即原附属中学，弦歌不绝。此外，他在自己家里开办“养正学社”，亲编讲义，讲授史学大纲、诸子大纲等课。
抗战时期，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抗战胜利后，该校交四川省地方接办，变更为“私立成华大学”。1952年9月，私立成华大学并入四川财经学院（现为西南财经大学），故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校区所在地得名“光华村”，即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旧址。
在西南财经大学校内耸立着一株挺拔的铁树。光华铁树是1939年由当时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的师生们种下的。那一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为表达对抗战胜利的渴望，校长谢霖带领师生们筹资买来一棵双株的铁树幼苗在校园内种下。这株铁树树形奇特，为“V”型，师生们以此来象征对抗战胜利的祝愿。
光华上海本部于1946年复校，由于原大西路校址已被日军夷为平地，政府拨给欧阳路旧日侨学校为校址。
1951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光华大学被化整为零。商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现为上海财经大学），土木工程系并入同济大学，法律系并入华东政法学院（现为华东政法大学），而其它文、理科与大夏大学等的科系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光华附中则和大夏附中合并成华东师大附中。
光华大学和附中从1925年到1951年间，先后入校学生有14000余人，毕业4000余人。曾就读该校的学生中，著名人物有邓拓、张允和、穆时英、姚依林、尉健行、荣毅仁、董寅初等。
14、1926年3月18日：无花的蔷薇
“三一八惨案”即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的枪杀请愿群众的流血事件。
1926年3月，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进兵关内，冯玉祥率领的的国民党军队同奉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奉军，派军舰驶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10余名。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
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种种无理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16、17日，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开会，中俄大学校长徐谦以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
18日，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特别市党部、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反帝大联盟、广州代表团等60多个团体、80余所学校约计5000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军舰侵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及英、美等8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
为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中共北方区委事先作了布置和安排。是日清晨，在李大钊的主持下，中共北方区委又召开紧急会议检查准备的情况。赵世炎、陈乔年、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萧子璋、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刘伯庄，分别报告了群众的组织和发动情况，拟定了标语和口号，以及游行的路线等。
群众大会于上午10时开始。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首先由大会主席徐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段祺瑞政府17日对请愿群众的暴行。大会议决：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最后大会一共通过了8条决议。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要求段政府立即驳复八国通牒。
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出来见面。段祺瑞担心局势失控，命令执政府内的预伏军警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军警竟疯狂开枪扫射，当即打死47人，伤2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杨德群。后来军警在清理现场时，竟然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
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陈乔年、赵世炎等人亲自参加了这次斗争。李大钊、陈乔年等由于掩护群众而受伤。
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但此后，北京的反动统治却更加猖狂，党的活动更加困难。执政府用嫁祸卸责的手法，反诬徐谦等人假借“共产学说”谋乱，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顾兆雄、易培基等5人。朱家骅、蒋梦麟等几十人也上了黑名单。张作霖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及报馆等，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学校停课，为死难烈士举行追悼会。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三院大操场，在陈毅的主持下，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纪念刘和珍君》、《无花的蔷薇之二》等7篇檄文，把3月18日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国会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对死难者家属“抚恤令”，国务院“阁员总辞职”。但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丧失殆尽，4月，段祺瑞执政府倒台。
英国《泰晤士报》称这次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除了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人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加入谴责暴行的行列。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
“黑云压城城欲摧。”而反动分子的残暴行径并未结束，北京继续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代校长蒋梦麟等遁入六国饭店，后再秘密离京。李大钊、徐谦、鲁迅等人被迫转移，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则迁入苏联使馆。《京报》馆和一批进步报刊被查封。张学良逮捕了共产党员刘清扬。4月26日清晨，著名民主记者邵飘萍被秘密处决。
在“三一八惨案”中，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都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以笔为戟，同黑暗势力作斗争。然而，比较二人同一时期的文章，不难发现，两者的态度是有所区别的。
鲁迅得知悲剧后，一时拍案而起，在文章中无所畏惧，愤怒像火一样喷涌而出。面对“血的事实”与“墨写的谎说”、正直学生的牺牲与无耻奴才文人的流言，鲁迅保持了相当清醒的认识，对于恶势力他绝不妥协，主张“血债血还”。他敢于正面黑暗现实，严词批判反动当局的无耻行径，予以沉痛的谴责。
而在周作人那里，则是不同的表现了。五四运动后一直进行反思的“知堂老人”，面对政府的暴行，虽然依然保持“火”的战斗和热情，然而变得内敛、谨慎多了，言语、撰文力求隐曲、晦涩，坚持其高明的遁世明哲保身之法。对于群众的革命运动，他有自己的看法。周氏兄弟失和之后，曾几度携手并肩战斗，但到1927年后，两人终于愈走愈远。
[附文]京畿多坟茔
今天，在北京圆明园西南面“九洲清宴”遗址，有一座“三·一八烈士公墓”，这座墓园占地约100平方米，正中修筑1米多高的石砌圆形台基，台基上竖起通高9米的六面体大理石墓碑。墓碑正南面镌刻着“三·一八烈士纪念碑”几个大字。从正南面开始，自右而左，镌刻时任北平市长何其巩所写的《三·一八烈士墓表》和39位烈士的姓名、年龄、籍贯、所在单位（学校）和职业等。墓碑四周有28位烈士的坟茔，其余烈士葬于别处。这处烈士墓是在“三一八惨案”3周年时建成的，当时北平市近万人参加了隆重的烈士公葬典礼。
在“三·一八烈士公墓”的东北角，有一座3米高的三棱形石质墓碑。这就是“三·一八惨案江禹烈、刘葆彝、陈燮烈士纪念碑”。这3位烈士生前都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北京工业大学师生在1926年3月21日举行了祭奠仪式，28日举行了追悼大会和纪念碑奠基礼。这座纪念碑建立在西城区端王府夹道的工业大学校园。其六角形的碑座上刻有烈士的生平。1970年代，工业大学早已迁走，当地因施工建设而将纪念碑迁到现址。
在西城区新文化街45号的鲁迅中学校园内，有一座高约2米的石碑，这是1931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师生为纪念在惨案中牺牲的本校学生刘和珍与杨德群烈士而建立的“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这里曾是北京女子师大的校园。在校园的西跨院内矗立着一座汉白玉纪念碑，两层方形碑座上是方锥形的碑身，碑座上刻着两位烈士的生平传略。碑身阴面镌刻着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名句：“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杨德群曾在国立武昌高师肄业，后转入北京女师大，武昌高师当时也为她举行了追悼会。
在北京西北郊北京师范大学宿舍区的楼群中，建有“三·一八殉难烈士范士融、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这是一座1985年3月建成的汉白玉方锥形纪念碑，碑座正面镌刻着著名书法家启功写的“碧血丹心”4个字，还刻有3位烈士的生平。碑文叙述了建碑缘起。和平门外师大院内曾建有范士融纪念碑。
在北京大学西部化学南楼后面的柏林中，建有“魏士毅烈士纪念碑”。烈士牺牲1年后，燕京大学学生会建立了这座方锥形的汉白玉碑。碑下的3层基座上，刻有“魏士毅女士纪念碑铭”。与“魏士毅烈士纪念碑”并列而立的，是“三？一八遇难烈士黄克仁、李家珍、张仲超纪念碑”。1982年3月，北大团委从原北大三院（在东城区北河沿）将其迁移来此。碑座高3尺，碑腰高1尺，碑身高8尺，暗喻“三·一八”惨案。纪念碑为方锥形，上面用篆书刻写着“中华民国十有八年五月卅日立石”。与此相对应的碑腰四面，分别刻着3位烈士的简历和铭文。
在清华大学内“水木清华”北面土山之阴，建有“三·一八烈士韦杰三纪念碑”。这是清华学生在1926年从圆明园遗址运来的一根大理石断柱，人们称之为“三·一八断碑”。碑座上刻“本校学生会同人立”。清华同学曾将烈士遗骨安葬于清华园内，3周后移至圆明园，与“三一八惨案”诸烈士合葬，于是在原墓址竖起断碑。
在崇文区幸福大街汇文中学校园内，建有“唐耀昆、谢戡烈士纪念碑”。它是从汇文中学原校址建国门船板胡同迁至此地。碑铭全文是：“举幡伏阙，自古有之。惟义与此，匪党匪私。何渎于天，市朝陈尸？！舍生报国，千古同悲！”
15、1927年A：因为一个人
晓庄学院地处“六朝古都”南京，学校前身是由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于1927年3月创办并任校长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即“依据乡村实际生活，造就乡村学校教师、校长、辅导员”。同年10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任学校董事长，并在校执教，且亲书“教学做合一”校训。著名乡村教育家赵叔愚任第一院 （小学师范院） 院长，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任学校指导员及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院长。
晓庄学院的校训是：“教学做合一”。校风是“求真、求精、求新”。教风是：“教人求真”。学风是：“学做真人”。特色非常鲜明，是中国校训、校风、教风、学风确定得最精彩的高校之一。这些都出于陶行知先生自己的笔下。而他自己的座右铭即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