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对物质生产活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着眼于人们改造自然的活动，一方面着眼于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社会关系。马克思说：“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由此可见，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有专门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
同时，交往的发展和扩大促进了物质生产的发展。马克思曾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初期繁荣——先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佛兰德——的历史前提，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织布业作为最早的而且一直是最主要的工场手工业，就是“由于交往的扩大才获得了动力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种劳动”。过去农民为了得到自己必需的衣着而在乡村中附带从事织布业。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的对衣料的需求，由于流通加速而开始的自然形成的资本的积累和运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并由于交往逐渐扩大而日益增长的对奢侈品的需求，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织布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使它脱离了旧有的生产形式。尤其是随着美洲和东印度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
这表明，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不仅包括人和自然的关系，还包括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物质生产作为人的社会活动，本身就是在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中进行的。这表明，生产和交往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实践不仅表现在人能动地改造外部自然环境的生产活动中，而且还表现在人们之间所进行的交往活动中。
第三，社会交往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方面。
交往作为实践活动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起初只是作为生产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保证而发挥其作用，是直接从属于物质生产的，是“包含在生产之中的行为”。交往的需要是在物质生产中产生出来的。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物质交往是从物质生产中分化出来的，是分工的产物。分工进一步扩大表现为生产和交往的分裂，表现为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所以，物质交往对物质生产具有从属性和依赖性，物质生产的发展决定物质交往的深度和广度。
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和扩大，人们对交往本身的需要得以发展和扩大，造成人们交往方式、交往手段的相应变化和发展。在生产活动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交往是由生产决定的，然而人类的生产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马克思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人们不是先有了对自然的改造活动，然后再彼此交往的，而是从一开始就是在一定的交往关系中与自然界发生关系的。“人们从一开始，从他们存在的时候起，就是彼此需要的，只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才能发展自己的需要和能力等等，他们发生了交往”。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交往不仅作为生产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而发生作用，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交往本身也成为人的新的需要和能力的源泉，并且实现着生产者之间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合作。
一方面，交往本身就是一种以实践对象为中介的实践活动。在交往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进行着物质上、精神上的社会联系和交互作用；并且也正是在这种人与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有可能发生。
另一方面，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构成交往的形式和内容。交往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过程之中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社会联系的内容和形式则是影响这种运动变化程度的关键因素。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产生自己的世界，改变自身的环境，形成人类交往的特定的形式和内容。同时，这些形式和内容又不断地被产生，被改造。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视具体实践活动的成果，人们交往的形式和内容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变迁。
社会交往蕴含着实践性原则与社会性原则的统一。从实践性的视角来看，任何一个交往主体要面临的是必须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不管对个体主体，还是对群体主体而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生存条件。就是说，人们首先必须从事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正是在这种生产活动中，交往主体才能发生彼此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正是这种共同生活、共同劳动，才使家庭和亲缘结构、经济和政治结构以及在交往过程中逐渐固定下来的语言结构等等多重社会结构逐步形成。
（2）社会交往是人的重要社会活动
第一，人们通过社会交往认识社会。从社会性的视角看，人们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通过交往构成社会结构，从而使社会结构获得一种社会存在状态。同时，社会结构在人们新的需要不断产生的情况下，通过在物质生产活动基础上的交往不断得到改造和更替。人也正是通过交往的社会活动来理解社会，了解整个世界及其相互关系，并通过对社会关系的意识生成过程来确证人自身的。
交往侧重于人们在物质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人与他人或主体和主体间的关系。在交往中，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间所进行的物质的、精神的社会联系或交互作用，本身即是以实践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中介的。因此，交往不仅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内在相关性，也反映了人类在其自身的演进、发展过程中所必然进行的物质、语言、情感、观念等方面的相互联系与作用，因而在逻辑上包含了社会性于自身之中。可见，如果没有同其他人互相沟通、互相理解，也就不可能有人的任何活动。马克思说：“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一般性质；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并且，无论在直接交往或间接交往中，人都是社会的。也就是说，在交往活动中，主体创造社会，社会又制约主体、产生主体。交往是主体社会关系系统的实现。任何一种社会关系必须通过个体间的直接交往表现出来。正因如此，人们需要通过交往来认识社会。
第二，社会交往具有明显的社会性。从交往的根源来看，决定人的行为的内在积极性根源在于人对物质、情感、信息等方面的需要，而需要的满足又以人与其环境，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作为必要条件。交往是一种真正的人类机能，是个体企求成为社会成员的心理需要。马克思曾从人的本质属性的角度来看人与人交往的需要，认为这种需要是人类独有的真正需要。因为人只有在参与社会共同生活并与他人联系的前提下，通过了解和掌握他人的信息，以调整自己的行为，同时，也是向他人展示自己的需要，以此在他人的活动中满足自己的需要，以弥补自身的不足与欠缺。对于任何时代、任何文化背景中的人来说，与人交往的需要是普遍性的和社会性的需要。反之，个人一旦脱离他人、群体和社会，无论是心理方式还是行为方式均会受到极大影响，甚至危及其生存。因此，人不仅与自然相互作用，人与人之间还必须以某种方式联合起来，以使这种相互作用得以进行。
从交往的过程来看，交往作为主体的生存方式，既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也是社会实践活动得以进行的必要形式。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可能被排斥在社会历史之外，它总是以生产者相互间的交换活动和共同参与活动的交往形式为基本条件。交往不仅是生产活动赖以进行的必要条件和必然形式，而且从这种活动的结果对人的意义和价值来看，它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蕴含着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而这种价值关系又是以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为中介的。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本质上反映了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交往方式。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交往所具有的社会属性与人的社会本质是相统一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动物间虽然有交往，但是其交往不具有社会性。因此，社会交往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
2.物质性原则与历史性原则相统一
（1）物质性原则是社会交往的首要原则
马克思交往理论所具有的物质性原则和历史性原则的统一，主要表现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交往关系（物质交往），构成人类其他活动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因此，物质性原则是社会交往的首要原则。
物质性原则是社会交往基础性的、本原性的原则。它决定了其他一切交往活动的内容及其形式。马克思把物质生产活动作为考察人类社会交往现象的出发点。因而马克思第一次把交往从内容上划分成两大基本的类别：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在他看来，交往首先是一种物质交往。物质交往所具有的本原性和基础性是由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中的人口生产、精神生产中的基础地位决定的。一方面人们在生产他们的生活资料的同时，也在间接地生产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另一方面，物质生产是以个人之间的物质交往为前提的，而物质交往的方式又是由物质生产本身决定的。马克思在考察物质生产、人口生产、生产方式的生产和精神生产这四个方面的最初的历史关系时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历史“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
（2）交往的发展水平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第一，交往不仅具有物质性，也具有历史继承性。交往方式总是在生产力的不断推动下，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从而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因此，交往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具体表现为：
后代人既继承前人的生产力成果，也继承前人的交往形式。这种继承是建立在人们现实生活基础上的。人们的现实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前人积淀下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制约的。因此，交往和交往形式的发展是一种与人类历史发展同步的现象。
由于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人们在继承前人生产力的基础上，为了满足新的需要，不断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根据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人们的交往形式必然要做出相适应的调整。这种调整会或迟或早出现，同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具有绝对的同步性。但是，交往形式调整的总趋势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物质交往直接由物质生产所决定，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交往的内容和形式都会发生变化。总的来看，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深化，人的自身素质、能力、需求水平的相应提高，就会使人们的交往范围愈益扩大，交往手段愈益多样化。这时，前人的交往形式也就不断地得到修正，使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愈益完善。
第二，社会交往的物质性和历史性是统一的。社会交往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不仅具有物质性，还具有历史性。即在历史的最初阶段和在历史的任何时期，物质生产活动中的交往与交往形式构成了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现实基础，成为人类历史的真正舞台和起源地。
马克思对人类之初的交往行为和交往关系进行了考察。在马克思看来，原始人类的交往行为和交往关系状况同人的生存本能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马克思认为，远古时代的人类“没有婚姻和家庭；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共同生活和相同的营生（如战争、狩猎、捕鱼）；另一方面，则是母亲及其亲生子女之间的骨肉关系”。
蒙昧阶段初期的远古人类所形成的这种交往关系是同人类生存的本能相适应的。因为，那时的人们几乎不存在什么智力能力，也谈不上文化选择。为了生存下来，不得不结成原始群，从事共同的劳动，在原始生产中相互联合，协作一致，对付外在的自然界的威胁。而在血缘家庭之前，人类的性行为是一种杂交行为，是性本能的产物。这种杂乱的性交状态不含任何文化道德因素。并且，面对当时的自然环境，人类不得不迫于生存需要或迁徙或定居，甚至有些地方的原始人类不得不一直在迁移。例如，美洲的土著和欧洲的森林居民，由于地理因素或森林猛兽的袭击，不得不一直过着不安定的生活。“部落刚一住下，就又要自愿地或被迫地迁徙，迁到其他某个地方去再住下。”甚至于人类初生之时，由于环境所允许的生存条件有限，人类不得不依据其生存的团体规模和环境所提供的生存条件确定一个最佳群体关系。人类最初的原始群之所以不得不分成小的集团生活，其原因在于实际需要迫使他们划分成较小的集团以获得食物和相互保护。社会性行为是人类自身本能的延续。
可见，交往作为整个社会关系系统的实现，是由生产和需要的水平决定的。它的发展与人类历史的发展同步，具有历史性。
交往是个体的经验存在方式。随着交往方式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范围、手段、环节等将从狭隘、单一走向广泛、复杂和更高层次的方向。如果离开物质性而谈论交往的历史性，交往就成为人们头脑中主观臆想的东西，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就无任何规律性可言。如果离开历史性而谈论交往的物质性，交往就成为纯粹的为了满足动物有机体的生命存在和性的动物性诱惑的原始行为。
3.价值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相统一
（1）价值性原则是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