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一个人的文章总能从某些方面反映他的一些人生历程和情性。
我是1956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并从那时开始学习写作有关专业文章的。1961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当宋史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做研究人员。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我开始对写文章失去兴趣，不再写作。1972年我主动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回到四川德阳东方电机厂做中学教师，养家糊口，以度时日。随着“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政局发生了巨变。特别是被人们称为共产党的良心和一代人杰的胡耀邦同志组织领导了真理标准、解放思想的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1979年底我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重新开始历史研究工作。1980年我又开始发表文章，这距1961年停止发表文章已近20年。1983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被推到历史研究所所长、《历史知识》杂志主编和四川省历史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的工作岗位上。我是一个在其位必谋其政的人，于是我只能在兢兢业业完成行政工作之余从事写作。可以说，我一生中的学术成果几乎都是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完成的。借此机会，我要衷心感谢历届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支持我工作的同志，给我创造了和谐宽松的研究环境。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所写的文章都是平庸之作。但人类的进步都是平凡的人辛勤劳动，代代积累、传承才实现的。同样，科学研究和文化进步也是作为个体的人，代代相传，在不断继承，不断创新中发展的。我在自己的某些研究领域，也曾独辟蹊径，为后人奠定了一点基石，把它整理出来，算是没有虚度年华，是对社会的一点贡献。
收录在这本文集中的文章，今天已成为历史。它基本上反映了我发表时的学术水平和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我研究历史，深知一个史学工作者最起码的素质是尊重历史、秉笔直书，不隐瞒、歪曲、伪造、篡改、美化历史。对别人如此，对自己更应如此。所以，被收录的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完全保持原貌，不足之处未作补充，错误之处未作修改。只是在陈小梅女士的帮助下改正了原刊印时的错字并把某些引文中的夹注和文末注改为脚注，以求全书统一、便于阅读。对注文不够规范之处和已经发生变化的今地名都维持原状，以求历史的真实，供今人和后人批评指正，汲取经验，推动学术文化的发展。
文集的文章，大多登载于国内学术刊物，也有登刊于台湾地区和日本学术刊物的，在目录上都注明了发表的时间和刊物的名称，便于读者检阅。其内容有研究全国性的文章；有研究四川纸币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提高成都历史文化名城地位的文章；有研究四川茶业和马贸易，促进川、藏民族关系，社会发展的文章；有研究宋代全国性的文章和研究宋代四川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等方面的文章；有关爱国主义的文章，以及给某书籍写的序言、前言、导言等等。
没有收入的文章原因：一是发表时间久远、难于查找；二是已被收入，但又被其他刊物登载，避免重复；三是有的长达三万余字，甚至四万余字，其中大部分内容已被我的其他专著吸收；四是与同仁合作共写的文章；五是没有公开刊登只是内部刊印等等。但绝无隐恶之文故意不予收入者。
文章的排序，除大学时发表的两篇文章排在前面之外，其余均根据内容的不同，而进行排列。
最后我想说明，出版这部选集还有两个原因：一为把已写文章作个小结，二为缅怀我深爱的亡妻。
我出生于1935年，已年近八旬。尽管我愿遵循古训“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继续为我的国家、民族写作。但毕竟已步入黄昏之年，今后很难再写更多的文章。所以决定把一生所写文章选编成集，暂时画个句号，以作总结。同时，我的研究成果，都是在与亡妻共同生活期间完成的。她于抗战期间流落四川，幼年在孤儿院生活，养成心地善良的品质。一生爱雪中送炭、不愿锦上添花。她生前是四川教育出版社副编审，曾组建职教编室，出版了许多优秀教材，为我省培养职业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我的专著《宋代四川经济述论》、《四川茶业史》（与陈一石合著）、《宋代四川纸币》、主编兼编著的《四川历史辞典》、七卷本《四川通史》以及大部分文章都倾注了她的心血。她是我不少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并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她与我在极其贫穷困苦之时，同舟共济，渡过难关；而在富裕享乐之时，却猝然辞世，想起来实在令人痛心、惋惜。我愿把这一选集作为对她的缅怀和纪念，愿她可以为此而含笑九泉。
最后，我要感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后强、院长侯水平、科研处处长向宝云、四川人民出版社黄立新社长的全力支持和陈小梅女士尽心尽责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帮助，本书是难于出版问世的。同时还要感谢四川省政协主席陶武先为本书题词生辉。
贾大泉
2012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