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忠厚长者，董必武终生信仰马列主义。1986年３月５日，在北京举行了纪念董必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到会并讲话，称赞董必武：“从一个清末的秀才，成长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又成长为一个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中间走过的道路是很不平坦的。他亲眼看到过旧中国几个朝代统治的黑暗和民族灾难的深重，经历过几个时期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风雨。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有深切的了解，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生活有丰富的经验。他没有被旧的历史文化知识所束缚，没有被局部经验所限制，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指导下，把这些知识、经验提炼、升华为正确的思想原则，指导自己的革命行动。他不断从毛泽东思想中吸取精神营养。他的一些独创性的思想成果，也充实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宝库。正是由于具有这种思想基础，他才能够在极其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正确掌握并坚决执行党的纲领和政策。他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总是立场坚定，是非分明，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的党性。这是特别值得称道的。” 这些评价是极为中肯、恰当的。
二、在革命道路中为党牺牲的代表性人物：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
（一）何叔衡
何叔衡（1876～1935），谱名启璇，学名瞻岵，出身在湖南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1902年考中秀才。1911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何叔衡与毛泽东相识，成为终生挚友。1918年4月，他与毛泽东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传播革命理论，任执行委员长。1920年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同年，两人共同发起成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何叔衡与毛泽东赴上海一起出席了中共一大，当时他45岁，是参加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年长的。中共一大召开后，何叔衡与毛泽东着手筹建湖南党组织，10月，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成立，毛泽东任支部书记，何叔衡任支部委员。萧三在《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文中追述：“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郊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中间，一时在丛林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着。在脚步缓重的毛泽东的身旁，走着矮矮身材的何叔衡，此外还有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等。这几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建立湖南党支部的问题。这一天是民国10年10月10日，因此湖南党组织正式成立日，曾被戏称为三十节。”
1922 年5 月，与毛泽东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执委会，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任委员。为加强党团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培养革命干部，他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利用“船山学社”创办自修大学的主张，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这期间毛泽东推荐何叔衡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附小接任他的主事的职务，何叔衡一面教书，一面培养发展党员，他介绍他的好友姜梦周、谢觉哉等人入党，这时的何叔衡被称为湖南建党的“老母鸡”。毛泽东对何叔衡十分尊重，对他的办事热忱特别欣赏，称“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叔翁办事，可当大局”。何叔衡也常向人介绍说：“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后，正在宁乡指导农运工作的何叔衡为了寻找党组织，毅然赶往长沙，不幸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到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经组织安排，于1928年与徐特立等人一起赴苏联，出席了中共六大。不久，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编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据徐特立回忆，在莫斯科，我们几个老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
1930年7月，从苏联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到全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主要是负责组织营救被捕同志，把暴露身份的同志转移到中央苏区。这期间，他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婿先后被捕，其中大女婿被杀害于长沙。1931年11月，何叔衡奉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和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在政府的9个部中兼任了3个部的部长职务。他坚持原则，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处理每一个案件，获得广大军民的赞誉。
1933年冬到1934年夏，他受到当时“左”倾路线的排斥，曾在中央政府机关的党总支召开的会议上受到批判，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也发表文章集中批判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并被撤销全部领导职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他未获准随军转移，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香港途中，经过福建长汀县，不幸被地方武装民团发现包围。何叔衡在生死关头，起初不愿拖累别人突围，准备跳崖以身殉党，身负重伤后仍奋力与敌人搏斗，最后壮烈牺牲，时年60岁，实践了自己“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何叔衡牺牲后，谢觉哉深情怀念，曾赋诗追悼：“叔衡才调质且华，独辟蹊径无纤瑕；临危一剑不返顾，衣冠何日葬梅花。” 谢觉哉曾说，何叔衡同志“很笃实，又很刚介”，有“‘见危不乱’的果决精神”。他“以能断自负，每在危疑震撼、人们犹豫的时候，他能不顾人家反对，不要人家赞助，毅然走自己的路。”真正是临难不苟，至死不屈的革命志士。
（二）邓恩铭
邓恩铭（1901～1931），原名邓恩明，字仲尧，化名黄伯云、丁友民、佑民、又铭等，出身于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1918年，邓恩铭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1921年，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邓恩铭和王尽美为负责人。同年，邓恩铭接到中共一大召开的通知后，即从青岛赴沪。一大后，他回到山东，积极开展建党和工人运动，历任山东区委、中共青岛支部书记等职。1922年1月，他和王尽美一起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7月，赴上海参加了中共二大。
1925年，邓恩铭组织领导了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成为“五卅运动”的先导。他还参与领导了四方机厂的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同年11月，邓恩铭被捕入狱，后通过党组织托人保外就医。1927年4月，他出席了中共五大。此后，出任了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1928年底，邓恩铭在济南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黎明，邓恩铭英勇就义，时年30岁。
（三）陈潭秋
陈潭秋（1896～1943），名澄，字云先，号潭秋，湖北黄冈县（今黄州区）陈策楼人。1914年进入武昌中华大学补习，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1919年，他积极参与五四运动，并被推选为武汉学生代表之一到上海联络各地学联。经董必武介绍，他在思想上接受了共产主义。1920年秋，董必武在武昌抚院街寓所里秘密召集陈潭秋等人，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组，随后又建立了半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S.Y.），并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等刊物。
1921年7月，陈潭秋同董必武一起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据陈潭秋回忆：“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这“九个临时寓客”就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
陈潭秋从建党直至牺牲，历任华中、东南、华北、东北、华南和西北党的负责人。中共一大后，陈潭秋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安源地委、湖北区委主要负责人。1923年京汉铁路发生了“二七”大罢工，陈潭秋是组织者之一，事后遭军阀通缉，转赴安源从事职工教育。1924年秋回到武汉，组建中共武汉地委并担任领导。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陈潭秋因身份暴露被迫离开武汉，转赴江西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秘密配合南昌起义。1930年，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不幸被捕入狱，经组织营救，于1932年7月出狱。
1933年春，陈潭秋与谢觉哉装扮成商人，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执行委员、粮食人民委员，在反“围剿”斗争中，为保证部队供给作出了突出贡献，后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粮食部长。中央红军长征后，陈潭秋奉命留任中央苏区，领导开展游击战争，他在一次突围中被子弹打中右耳，几乎牺牲。1935年7月，陈潭秋被送到上海治疗。病愈后，奉命与陈云等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留在莫斯科开展工作。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中央电示他化名徐杰，留在新疆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担任与新疆军阀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1942年，新疆局势日趋严峻，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蒋介石的代表到新疆活动，盛世才与蒋介石的勾结公开化。陈潭秋致电中央，请求撤出中共在新疆的全体同志。8月8日，中央指示除留高登榜等4人外，其余136人包括陈潭秋均撤回延安。陈潭秋不顾个人安危，要求所有人员分三批先撤到苏联，自己留在最后一批。1943年９月，他被盛世才逮捕。9月27日，他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秘密杀害于新疆迪化（即乌鲁木齐），时年47岁。当时，中央还不知陈潭秋被害的消息，1945年6月9日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仍推选他为中央委员。
三、积劳成疾而最早离世的一大代表：王尽美
王尽美(1898～1925)，原名瑞俊，又名烬美、烬梅，字灼斋，山东诸城枳沟镇大北杏村人，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19年，他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被推选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他被发展为外埠会员。同年冬，与邓恩铭等人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出版《励新》半月刊。1921年春，他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6月，他接到中共一大召开的通知后，即赴上海参加会议。
中共一大后，历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山东地委书记等职。他积极发展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1月，他与瞿秋白、邓恩铭等一起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7月，赴上海出席了中共二大。会后他被留在中央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并参与制订《劳动法大纲》。王尽美积极组织罢工运动，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大罢工，担任过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的成员，并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同年11月，他在山海关领导建立了党的组织。1923年2月，被反动当局逮捕。经工人营救获释，他重回山东，负责主持山东党组织的工作，积极发展党组织，办报写文章，组织民众演讲。1924年1月，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年1月，王尽美带病赴上海参加中共四大，2月，他抱病组织了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参与领导了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王尽美因长期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19日在青岛逝世，时年27岁。
四、虽然脱党，但终不放弃信仰的代表性人物：李汉俊和李达
（一）李达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今永州市冷水滩区)人。1909年中学毕业考入北平京师优级师范学堂。1913年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撰写介绍科学社会主义与欧洲工人运动的文章。1919年五四运动后，他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 年8月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不久，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随后，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党组织书记，并共同担负起中共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
据《包惠僧回忆录》所述：“一九二一年六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临时中央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后来，李达对此事也有回忆，据《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记载：“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称，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辞，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中共一大后，李达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宣传主任，并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李达由于受到张国焘的排挤，未能选进中央，他表示不再担任中央局宣传主任。同年11月，他应毛泽东之邀到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1923年酝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李达反对国共党内合作，主张党外合作，与陈独秀意见不合，他称自己“不愿意做国民党员”，遂于当年秋宣布脱党。毛泽东说，这是李达犯下一生“最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