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写《资本论》时，辛勤劳动、艰苦奋斗了四十年，阅读了数量惊人的书籍和刊物，其中作过笔记的就有一千五百种以上。他用行动证明了“勤出成果”的箴言。
每天读书的孙中山
孙中山先生阅读书籍时，经常写札记，即使再忙也要在书本上写眉批。陈炯明炮击总统府后，他的书籍几乎全部毁于炮火，也有少量散失。一位收藏过孙中山书籍的友人说，他有一册中山先生读过的《大学》，书头上有不少中山先生的亲笔批注。由此可以看出，中山先生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对祖国的传统文化是极其珍视的。
无论何时何地，孙中山身边总带着他心爱的书。
孙中山先生流亡英国伦敦时，生活十分困难。有一次连吃饭的钱也快用完了，在伦敦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凑了三四十英镑送给他。隔了三天，这些留学生到孙中山住的地方来看他，按了很久的门铃，却听不到里面的回答。原来孙中山正在屋里专心读书，根本没听见门铃的声音。
即使生活再困苦，中山先生还是用他仅有的一些钱来买书。有卢梭的《民约论》《富兰克林自传》《拜伦诗选》，还有许多关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书籍。
有一个留学生问道：“孙先生，上次我们送给你的英镑差不多都花在买书上了吧？”
孙中山先生微笑着说：“应该谢谢你们，你们赠送的钱，我还留着一部分。”
孙中山先生惟恐大家不放心，就进一步解释：“不要紧，生活苦一点没什么，两个小面包，也可以当一顿饭。我这个人的确有些奇怪，一两顿饭吃不吃倒不在乎，可是，不看书就受不了啦。”
几乎所有的伟人都非常注重学习。手不释卷，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才能够成就大的事业。
基辛格老来学经济
政治与经济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一个当代政治家，即使不能同时成为经济专家，起码对经济也要懂行。否则，难成大业。众所周知，基辛格，这位美国前国务卿，1971年成了第一个同毛泽东打交道的美国政治家。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国务卿，对“金元大棒”这道家常菜自是十分熟悉，理应也是把经济与政治巧妙结合的行家里手。但是，基辛格后来承认：“在我的早年，我总是放肆地反对经济学。”
1982年，基辛格成立了“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这是一个由外国政策专家组成的咨询团体，这个团体为其委托人提供对世界任何一个他们可能想做生意的地区的重大战略看法。基辛格对一个企业或某个个人所作的指点收费在十万到十五万美元的范围内。“我们给委托人作些指点，告诉他们在外国办事时会遇到的情况。”委托人必须自己在纯粹的经济问题上作出决定，因为“我们在经济上作出结论的能力极其有限，只足以凭此作出政治判断。但是我们不兜售经济上的意见”。
从传统上说，企业对政治不甚敏感，它们考虑的只是投资的利润、劳动力来源等问题。现在，政治环境对企业能否成功也有了同样重要的意义。基辛格扬长避短，以他所熟悉的政治咨询去指导经营决策，而非以不熟悉的经济去指导政治。
走上了经营之道的基辛格，要想为委托人的经营决策提供足价的政治上的参考意见，必须对委托人的经济问题也有透彻的理解，并在其与政治因素两者的比较中，找到融合点。“后来，空余时间我有机会总是研究些经济，从这点讲，我开阔了自己的知识面……严格来说，我离开政府后学得最多的肯定是经济学”。
基辛格本人承认，老来学经济，使他对经济事务、第三世界以及经济和对外政策关系等方面的兴趣逐步扩大。他越来越多地撰写有关世界经济的文章。
如果再次从电视上发现基辛格又出现在某个国家，看到他与政治要人推杯换盏时，应想到，基辛格的经济学学习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欧洲有句谚语：“学习永远不嫌晚。”这和东方的“活到老，学到老”如出一辙。只要坚持学习，你总会有收获。
平易近人的总统
托马斯·杰斐逊当美国总统时，他的衣着非常随便。有一次，杰斐逊回家探访，和一些年轻人骑马同行。他们碰见一个面容粗鲁的肯塔基人，他坐在一条涨水的小河岸边，等着有人搭他过河。
那个肯塔基人等到别人都跨入了小河时才请还没有跨入小河的杰斐逊搭他过河，杰斐逊让他搭了。当杰斐逊把他安全送到对岸时，一位年轻人喊道：“喂！是什么使你不请年轻人而请那位绅士带你过河呢？”
“哦！”肯塔基人说，“如果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我认为一个人的脸上能看出‘行’或者‘不行’——年轻的小伙子们的脸部说‘不行’——那位老人的脸说‘行’。”
“不是每个人都会请美国总统让他搭的。”那个年轻人严肃地说。
那个肯塔基人吓了一跳。“你说的该不是汤姆·杰斐逊吧，啊？”他叫道，然后他又补充道：“他——毕竟是个好老头。”
“那正是总统。”那年轻人加重语气说道。
那个肯塔基人想了一会儿，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当我回到博恩郡，告诉我老婆波利，曾经搭骑在杰斐逊身后时，你猜她会怎么说？她会说我投票选了该选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为了多拉几张选票，这样的政客才会得到人民的真正拥戴。
让自己出丑减少难堪
曾任美国总统的福特在大学里是一名橄榄球运动员，所以他在62岁入主白宫时，他的体型仍然非常挺拔结实。毫无疑问，他是自罗斯福总统以来体格最为健壮的一位。当了总统以后，他仍继续滑雪、打高尔夫球和网球，而且擅长这几项运动。
在1975年5月，他到奥地利访问，当飞机抵达萨尔茨堡，他走下弦梯时，他的皮鞋碰到一个隆起的地方，脚一滑就跌倒在跑道上。他跳了起来，没有受伤，但使他惊奇的是，记者们竟把他这次跌跤当成一项大新闻，大肆渲染起来。在同一天里，他又在丽希丹宫的被雨淋滑了的长梯上滑脚两次，险些跌下来。随即一个奇妙的传说散播开了：福特总统笨手笨脚，行动不灵敏。自萨尔茨堡以后，福特每次跌跤或者撞伤头部或者跌倒在雪地上，记者们总是添油加醋地把消息向世界报道。后来，竟然反过来，他不跌跤也变成新闻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这样报道说：“我一直在等待着总统撞伤头部，或者扭伤胫骨，或者受点轻伤之类的来吸引读者。”记者们如此这般的渲染似乎想给人形成一种印象：福特总统是个行动笨拙的人。电视节目主持人还在电视上和福特总统开玩笑。喜剧演员切维·蔡斯甚至在“星期六现场直播”节目里模仿总统滑倒和跌跤的动作。
福特的新闻秘书朗·聂森对此提出抗议。他对记者们说：“总统是健康而且优雅的，他可以说是我们能记起的总统中身体最为健壮的一位。”
“我是一个活动家，”福特抗议道，“活动家比任何人都容易跌跤。”
但他对别人的玩笑总是一笑了之。1976年3月，他还在华盛顿广播电视记者协会年会上和切维·蔡斯同台表演过。节目开始，蔡斯先出场。当乐队奏起“向总统致敬”的乐曲时，他绊了一下，跌倒在歌舞厅的地板上，从一端滑到另一端，头部撞到讲台上。此时，每个到场的人都捧腹大笑，福特也跟着笑了。
当轮到福特出场时，他站了起来，服装被餐桌布缠住了，弄得碟子和银餐具纷纷落地，他装作要把演讲稿放在乐队指挥台上，可一不留神，稿纸掉了，撒得满地都是。众人哄堂大笑，他却满不在乎地说道：“蔡斯先生，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滑稽的演员。”
绝大多数人都喜欢嘲笑别人，而不愿意被别人嘲笑。在别人处在尴尬境遇时，你如果能通过让自己出丑减少他的难堪，他一定对你非常感激。
维护祖国尊严
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梅汝璈作为中国法官，参加了这次审判。
1946年春天，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国的法官齐聚东京后，大家首先关心的是法庭上的座位排列顺序。经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庭长由澳大利亚德高望重的法官担任。庭长之外，还有美、中、英、苏、加、法、新、荷、印、菲的十国法官。庭长当然居中坐。庭长右手的第一把椅子似乎已属美国法官，庭长左手第二把交椅归谁呢？法官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谁都明白，座次表示着该法官所属国在审判中的地位。
为了国家的尊严，梅汝璈一心要争到第二把交椅。“若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的国家，我还需请示本国政府。”梅汝璈的头一句话就让人吃惊。若法官们各自请示本国政府，何时才能讨论出个眉目来。
望着众人惊讶的神色，梅汝璈接着说：“另外，我认为，法庭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而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8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梅汝璈说到这里略一停顿，微微一笑说：“当然，如果各位同仁不赞成这一办法，我们不妨找个体重测量器来，然后以体重之大小排座。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
中国法官的话音未落，各国法官已忍俊不禁。庭长韦伯说：“你的建议很好，但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
笑归笑，庭长韦伯仍未最后拍板。可等到开庭前一天预演时，韦伯竟突然宣布入场顺序为美、英、中、苏、法、加……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决定坚决反对，并随即脱去黑色丝质法袍，拒绝登台“彩排”。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庭长只得召集法官们表决，预演推迟了半个多小时，最后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终于按日本投降书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即美、中、英、苏、加、法……排定。
梅汝璈之所以能维护祖国尊严，首先在于他摆出一副不给第二座次，法庭就休想开庭的坚决态度，在精神上压倒对手。同时，他又陈述了两条最过硬的理由，显得高屋建瓴，使对手无法争辩。
不能丧失原则一味退让
1938年，希特勒已吞并奥地利，并试图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他以苏台德地区纠纷为借口，荒唐地向捷克提出领土要求。当时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对此采取了绥靖政策，一味退让，不愿与希特勒闹翻。
张伯伦一开始就给捷克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捷克政府“尽最大限度”来满足德国。希特勒在确信法、英两国不干涉的前提下，蓄意在苏台德地区制造事端。
8月3日，张伯伦加快了妥协步伐，他派员充当捷克政府与苏台德日耳曼人的“调停人”，他派去的人对苏台德日耳曼人姿态越来越友好，但对捷克政府却愈来愈苛刻。
正当苏台德日耳曼人与捷克摩擦愈演愈烈时，德国悍然陈兵数十万于边境，公然进行“军事演习”，一方面对捷克软硬兼施，一方面对英法以武力相要挟。
9月15日，张伯伦不顾69岁高龄长途跋涉7小时前往德国最偏远的伯希特斯加登同希特勒会晤。
在此后的一系列谈判中，希特勒玩弄张伯伦于股掌之中。张伯伦则以谋求对德国的妥协为最大原则，一再退让，并且一再表示对希特勒的个人好感和信任。张伯伦一心只想避免战争，什么事都答应。
这一切使希特勒得寸进尺。
1938年9月29日，在慕尼黑召开的英法德意四国首脑会议上，捷克被完全出卖给希特勒政府，而张伯伦则在其中充当了不折不扣的出卖捷克的“中介人”。
从此，捷克走上沦陷之路。
张伯伦的悲剧是多方面的，他在外交谋略上的完全妥协方式则是其悲剧的主要原因。其失败之处是：为了避免关系破裂，不惜一切让步。
对人处事温和大方，把对方当做可信赖的朋友，这是公关艺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旦自己的观点、原则、立场与对方发生根本冲突而又一味妥协退让，则会最终将自己出卖给对方。
以逸待劳进行政治谈判
1944年，苏联和西方国家在对德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急需通过会谈来处理战后德国的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有病在身，很难应付繁忙的公务，希望能到1945年春天，等病体有所恢复，气候较暖和时举行会谈。而斯大林正是看准了罗斯福身体不好的弱点，提出形势瞬息万变，时不可待，延误时机，将带来极大危害，必须在1945年2月举行首脑会谈。由于他的理由冠冕堂皇，而且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美国总统也无法推托，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罗斯福只好答应了。
会谈的地点是苏联确定的。斯大林把会场设立在黑海边的一个叫雅尔塔的小镇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雅尔塔会议”。
罗斯福抱病乘船，远渡重洋，来到冰天雪地的雅尔塔。旅途的疲劳、气候的不适，将他折磨得面容憔悴，病情加重，哪有什么精力承担如此重大的会谈。
加之斯大林将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张，在短短的几天内，大会、小会，双边、多边的会晤竟达20多次，直搞得罗斯福心力交瘁，苦不堪言。
在会谈中，一方精力充沛，一方疾病缠身；一方以逸待劳，一方远道而来；一方身在家中，一方客随主便；一方镇静、耐心、无限地拖延；一方烦躁、焦急、草草收兵，这样的会谈显然对苏联有利。
在会议中尽管罗斯福与斯大林讨价还价，但终因身体不支，精力涣散，结果，基本上是按照斯大林提出的条件签订了“雅尔塔协议”。这份协议基本上满足了苏联的要求。斯大林从雅尔塔会议中取得了许多利益。
政治谈判不仅要依靠表达能力，还要注意利用其他技巧和手段，以占据主动，给对手施加压力。
危难时敢于打破规则
在一次飞行中，汉德和同伴排成一字形纵队，自己排在第三位。一字形纵队要求第二架飞机的左翼与领航飞机的右翼间距为六英尺，第三架飞行左翼距第二架飞机右翼也是六英尺。
他们在暴风雪中飞回基地，尽管气流干扰很大，但他们仍以500英里的时速保持着优美的队形。正当汉德集中精力飞行时，领航瞥见了下面云层间的黑洞，开始迅速迫降。他判断将会有更恶劣的天气，因此急呼指挥中心取消原来的飞行计划。
原飞行遵循IFR规则（即飞行中心通过雷达监控指挥飞行）。取消IFR就意味着转为可视飞行，飞行中心不再进行监控。IFR一经取消，飞行就完全由飞行员自己控制。
他们的领航是一个相当自信的指挥官，对穿破云层安全着陆很有把握。当他发现云层中的洞居然是一个“黑洞”时，他一定相当惊讶，因为这意味着有更恶劣的天气紧随其后。在那一刻，作为飞行员，总会想起一句老话：听天由命吧！
他们尽可能保持队形飞行，然而由于没有任何指示，他们都有些晕头转向，仿佛置身于调酒器中。当他们冲进厚厚的云层时，汉德就看不到另外的两架飞机了，视野极其有限，四周茫茫一片。然而，他们的距离始终如故，作为飞行员，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精确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