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福尔摩斯面对面地坐在他家的壁炉前，他说：“兄弟，生活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丰富多彩，奇妙万千。即便是那些最真实而普通的事情，也未必是我们的想象所能解释的。假如我们可以手拉手飞上蓝天，飞翔在这城市的上空，然后掀开所有的屋顶，看看里面到底在发生着什么：奇特的巧合，背地的密谋，闹得不可开交的矛盾等等，它们不断地发生，周而复始地纷纷上演，其精彩程度完全可以替代那些庸俗、老套的小说，令其毫无存在的价值。”
我说：“未必呀。你瞧这报上刊登的案子，多没劲呀。警察的报告生硬、现实，不仅索然无味，更谈不上离奇。”
福尔摩斯说：“只有经过一定的选择和判断，才能达到理想效果。警察的报告里找不到这些，也许是他们把精力不是花在观察者认为的重要细节上，而是花在了吹捧地方长官上。但我敢肯定，只要掌握观察而得的细节，从再普通平常的东西上也能找到突破。”
我笑着摇摇头说：“我理解你的观点，但这是因你所处的地位造成的。环视三大洲，曾经受惠于你的帮助和咨询的人实在太多，眼界自然开阔。但是这里——我从地上捡起一份晨报——你看，这里有一篇《丈夫虐待妻子》的文章，篇幅占了半版，即使我没看里面的内容，也知道它写的是什么。显然，肯定是男人有了另外一个女人，于是狂欢滥饮，对女人拳打脚踢，致其身上伤痕累累，幸有极富同情心的姐妹或房东太太云云。再怎么写也无非是这些陈词滥调了。”
福尔摩斯拿过报纸，大致看了一遍，说：“事实上，这个例子跟你说的恰恰相反。这是关于邓达斯家的分居案，巧的是，我经手过，它发生时，了解一些细节。丈夫不喝酒，也没有其他女人，他被妻子控告是因为他有个坏习惯，每次吃完饭之后，总是把假牙扔向他妻子。我想一般作者肯定想象不出这种故事。来点鼻烟吧，你所举的这个例子反倒让我赢了。”
他拿出了他的旧金鼻烟壶，盖子上镶了一颗紫水晶，光彩照人的水晶与他一贯的生活作风极不相符，我忍不住评论了一番。
他说：“对了，好几个星期没看见你了。你忘了，这是波希米亚国王送给我作纪念的，感谢我在艾琳·阿得勒一案中帮了他的忙。”
“那枚戒指呢？”我指着他手上那枚光芒四射的钻戒问。
“这是荷兰王室送的。那个案子十分微妙，一直连你我都不便透露。你真是太够朋友了，这么久以来一直帮我记录着许多案子的点点滴滴。”
“目前你有什么案子吗？”我问道。
“有十一二件，不过都不太特别。当然，不特别并不意味着不重要，我发现越普通的案子反而越有观察和分析的余地，调查这种案子也十分有趣。罪行越大的案件越简单，那是由于犯罪动机非常明显。在我办理的这些案子中，只有马赛的那个案子比较复杂，另外的都很简单。但是，也许马上会来有趣的案子了。如果我没猜错，现在就有一位委托人来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俯视着伦敦街道。我越过他的肩向外望去，一个女人正站在街的对面，身材高挑，脖子上围着毛皮围巾，头上歪戴着一顶宽边帽，很像德文郡公爵夫人卖弄风情时的姿态。她帽子上插着一根羽毛，虽说身着盛装，却神色慌张，正犹豫不决地抬头望着我们的窗户，且身子前后摇晃不定，烦躁地玩弄着手套上的扣子。突然，她好像是下了决心，猛地快速穿过街道，像游泳的人一下跳到水里一样，一头扑到了楼下，紧接着，一阵刺耳的门铃响了。
福尔摩斯把烟头扔进炉子，说：“我以前也见过这种情况，如果一个人在人行道上来回徘徊，则很可能是遇到了隐私的感情问题。她想听听别人的意见，但又不确定是否该暴露隐私。有所区别的是要是一个女人认为是那个男人有负于她，通常就不会犹豫了，而是往往急得把门铃绳都拉断。而这个女士看来并不那么气愤，只不过是有点不知所措而已。好在她立刻就会进来，疑团很快会解开了。”
说到这，传来了敲门声，一个穿着制服的男仆走进来禀报说，有位叫玛丽·萨瑟兰的小姐来拜访。还没说完，那女人已站到了他身后，宛如一艘随领港小船而来的商船。福尔摩斯热情而大方地欢迎她，并随手关上了门。他稍微鞠了一躬，礼貌地请那位女子坐下。然后，开始用他特有的漫不经心的神情打量起她来。
他开口道：“您眼睛如此近视，还打那么多字，不觉得费力吗？”
她说：“开始有些费力，习惯后就不用老看着字母的位置了。”突然她明白过来，觉得很惊讶，抬头看着福尔摩斯，温柔善良的脸上露出惊惧的表情。她问道：“您认识我吗，福尔摩斯先生，否则怎么会知道我的事？”
福尔摩斯笑着回答：“没什么奇怪的，我的工作主要是了解一些东西。也许我已经修炼到可以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细节。否则，您怎么惟独来找我呢！”
“先生，我从埃斯里奇太太那里听说了您的大名。警察和人们都认为她丈夫死了，因而不去找他，但您没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他。福尔摩斯先生，希望您也能帮助我。我靠打字挣点钱，不是很富有，除此就是每年继承的一百多英镑的遗产。只要您让我知道有关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消息，我把它们全给你。”
福尔摩斯问她：“您干吗那么着急地从家里跑来找我？”他两手指尖相互抵着，抬头望了望屋顶。
玛丽·萨瑟兰小姐迷惑的脸上现出吃惊的表情。她回答：“没错，我是突然出来的，那是因为当我看到温迪班克先生——也就是我父亲，他对这事漠不关心时非常气愤，他既不报警，也不来找您，什么都不做，只会说：‘没事的，没事的。’我很伤心，一怒之下，穿上衣服就到了您这里。”
福尔摩斯说：“是您的继父吧？你们的姓不一样。”
“是的，他是我继父。由于他只大我五岁零两个月，因此我觉得喊他为父亲很可笑。”
“你妈妈还健在吗？”
“对，她还健在。福尔摩斯先生，我爸爸刚去逝，她就结婚了，那个男人还小她十五岁，对这一点，我根本不满意。我爸爸生前在托特纳姆法院路做管子生意。他留下了一个大的企业，由我妈妈和工头阿迪先生共同打理。可是温迪班克先生来了之后，就强迫我妈妈卖掉了那个企业，他是个到处出差的推销员，推销酒的，自认为地位比我们优越。他们卖掉了父亲企业的全部，获得四千七百英镑。如果我爸爸还活着，他肯定能卖更多的钱。”
我猜福尔摩斯会对这种理不清的描述不耐烦，然而出乎我的所料，他一直在仔细地听。
“你自己的收入是从这个企业得来的吗？”他问她。
“不是，先生。是我另外的收入，那是奥克兰的纳德伯父留给我的，是新西兰的股票，利息是四分五厘，股票金额为二千五百英镑，但是我只可以动用利息。”
福尔摩斯说：“你说的这些我很感兴趣。每年你有一百多英镑的固定收入，加上打字挣来的钱，完全可以过上整日出去旅行的舒服日子。我认为，一个独身女人一年只要六十英镑就会过得很好。”
“福尔摩斯先生，即便比这还少的钱，我也可以过得很好。但是，你可以想象，我住在家里，又不想成为他们的累赘。所以，只要大家生活在一块，他们就花我的钱。当然，这只是暂时的，因为温迪班克会定期取出我的利息交给我妈妈，我只花打字挣来的钱就够了。我每天可以打十五张到二十张，每一张挣两个便士。”
福尔摩斯说：“我大体上已了解您的情况了。他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在他面前您没必要隐瞒什么，把您跟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关系谈一下吧。”
听到这话，萨瑟兰小姐涨红了脸，两手紧张地揪着外衣的镶边。她说：“第一次，我是在煤气装修工的舞会上见到他的。我爸爸活着的时候，他们常送我们票。后来，他们仍然没忘记我们，把票给了我妈妈，但是温迪班克不希望我们参加舞会，就连我们去教堂做礼拜他都会发火。不过，这次我非去不可，凭什么不让我去？他说我们去那儿不合适，因为爸爸的朋友几乎都在那儿。还说，我没有衣服去参加晚会，但我那件紫色长毛绒衣服，还没穿过几次。后来，他拿我没办法，又正巧去法国出公差了，所以我在原来的工头阿迪先生的陪同下，和妈妈一起去参加了舞会，我在那里遇到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
“我想，你继父回来后，肯定大发雷霆。”福尔摩斯说。
“倒没那么生气，只是无奈地耸了耸肩，说，想叫女人不去做她们想做的事是不可能的，她们通常想做什么就非做不可。”
“我明白了，你同霍斯默·安吉尔先生是在煤气装修工舞会上认识的。”
“对呀，那个晚上我遇到了他，第二天他还来问我们是否平安地回了家。我们后来见过面……福尔摩斯先生，我是说，我们在一起散过两次步。但是不久之后我继父回来了，我们便不能再见面了。”
“不能再见面？”
“对啊，我继父不希望那样。他要是有能力的话，会不让任何人来我家的，他老说，女孩子就得老实呆在家里。因此，我常常对妈妈抱怨，别家的女孩总有自己的世界，而我却没有。”
“那位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呢？他后来没去看你吧？”
“哎，我继父后来又要去法国，霍斯默给我写信说，继父去法国之前最好别碰面，免得麻烦。那段时间我俩一直写信联系，他每天都给我写一封，为了不让父母发现，我每天很早便去取信。”
“你跟他订婚了吗？”
“是的，订婚了，福尔摩斯先生，在我们第一次散步之后。霍斯默·安吉尔先生是莱登霍尔街一家公司的出纳员，并且……”
“哪个公司？”
“问题就在这儿，福尔摩斯先生，我也不清楚是哪个公司。”
“那他住哪儿？”
“就在公司里住。”
“你不知道他的住址？”
“是的……只知道在莱登霍尔街。”
“那你的信寄到哪里？”
“我寄到莱登霍尔街，他自己会去取，他告诉我，如果把信寄到他公司，别人会取笑他和女人来往。本来，我想用打字机写信，但他不同意，说我亲自写的信读起来更亲切，仿佛看到我一样，而打出来的东西，中间隔了一部冰冷的机器。福尔摩斯先生，你瞧他多么喜欢我啊，如此小的细节都想到了。”
福尔摩斯对她说：“我一直认为小事情最重要，它最能说明问题。你能否回忆一些有关霍斯默·安吉尔的小事？”
“当然可以，先生，他特别腼腆，不想别人看见我们，因此总是在晚上散步。他温文尔雅，言谈举止非常绅士，说话轻声细语，很温柔。他告诉我他小时候得过扁桃体炎和颈腺肿大，因此嗓子不好，声音太小，还有点含糊。他打扮得很讲究，整齐大方，视力跟我一样不大好，老戴一副浅色眼镜，挡住亮光。”
“好，你继父走后，他又做了些什么？”
“他去了我家，提议在继父回来之前，我们就结婚，他的态度很诚恳，要我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无论如何，都要忠实于他。我妈说这样做是对的，说明他对我很有感情。我妈起初就喜欢他，简直比我还喜欢。当他们建议在一周内举行婚礼时，我提到担心继父不同意，他俩都说别担心，等他回来，告诉他就行了。我妈还说，她会亲自同继父说这件事。福尔摩斯先生，实际上我不愿意这样做，他尽管只大我五岁，可毕竟是父亲，应该得到他的同意，何况我不喜欢偷偷摸摸地做事。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寄到法国波尔多，他公司的办事处，但是信在结婚的那个早晨被退了回来。”
“就是说，他没收到信？”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的信寄到时，他刚好动身回英国。”
“哈，太不巧了。你的婚礼是在星期五到教堂举行的吗？”
“是啊，福尔摩斯先生，一切都很安静，没有四处张扬。我们决定在皇家十字路口纳圣救世主教堂举办婚礼。婚礼结束后再到圣潘克拉饭店吃早饭。那天早上霍斯默接我们时坐了一辆双轮马车，他让我和我妈妈坐那辆，刚好又来了一辆四轮马车，他自己坐了上去。我们先到教堂，然后四轮马车也来了，可等了半天他一直没下车。马车夫从座位上下来，打开车厢才发现里面根本没人！车夫说他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明明看着他进去的。福尔摩斯先生，从上个星期五到现在，我就再也没听到有关他的消息。”
福尔摩斯说：“他如此对你，真是很不尊重。”
“不，不，福尔摩斯先生，他体贴入微，对我很好，我不相信他会抛弃我。他一早就对我说，不论如何，我们都要忠于彼此，就算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也要记住各自的誓言，而且说他也会遵守他的誓言。在结婚当天说这种话似乎不可理解，但现在想来，这肯定有深意。”
“你断定这话有其他含义，这么说，你认为他出了意外？”
“是的，先生。我断定他可能遇到了危险，否则他不会这样说，看来，他预料的事真的发生了。”
“但是，你从来没想到会发生意外吗？”
“没有。”
“另外，你妈妈对这件事的态度怎样？”
“她很生气，还叫我永远不许提这件事。”
“你继父呢，你跟他讲了吗？”
“讲了，他似乎和我一样，认为的确是发生了某些意外，但他认为我迟早会有霍斯默的消息的。因为他认为，仅仅把我领到教堂门口就消失，这对谁也不会有好处，假如我借给了他钱，或是结婚后把财产给了他，那他跑了还有道理。但他从不花别人的钱，我的钱就算是一先令他也不会用。既然如此，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为什么不给我写一封信？他都快把我给弄疯了，我整晚失眠。”她拿出一块手帕，捂住脸哭了。
福尔摩斯站起来，对她说：“我帮你办理这个案子，我相信一定会有结果的。你不用再担心了，我们一定帮你。另外，请你把霍斯默先生忘了吧，就像从未认识他一样。”
“您是说我不可能见到他了？”
“恐怕是这样了。”
“他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把这交给我好了。我要得到有关霍斯默的更多东西，还有他写给你的信。”
她说：“上周六我在《纪事刊》上登了寻人启事，您看，在这儿，还有他给我的四封信。”
“非常感谢，您的联系地址呢？”
“坎伯韦尔区，里昂街31号。”
“我知道您不知道恩吉尔先生的地址，那就告诉我您继父工作的地址吧。”
“在分丘奇特的法国红葡萄酒大进口商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